一個屬於寧鄉人的好消息：有問題、有困難，可以直接打電話給領導。
這個好消息是在9月17日召開的在中共寧鄉市第一屆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擴大)會議上傳出。這是一個以“為民解憂、為民辦事”為主題的會議，會議針對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解決群眾訴求，提出了一系列的“好辦法、好機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內容，是向社會全面公開寧鄉市領導和鄉鎮(街道)、部門主要負責人手機號碼，群眾可按層級和分工用信息在工作時間直接向領導幹部反映問題。
領導公開手機號碼，倒也不是什麼新鮮事物，這些年來，有多地推出此類舉措，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1998年，四川青神縣委、縣政府通過報紙向全縣公開29名領導的手機號，彼時，手機還剛剛開始普及。
從二十年前的初吃螃蟹到今天，領導公開手機號碼的初衷，無非有二：一是為群眾反映訴求提供渠道，二是讓領導有了解民情民意的通道。民聲渠道通暢、官民互動順暢，既是廣大人民群眾之所盼，也是現代公共服務應有的基本成色。
不過，與多年不變的初衷相比，輿論對此舉的評價，卻褒貶不一。有叫好的，認為這是走群眾路線的好做法好經驗；也有質疑的，認為這是一種作秀。還有更深層次的擔心，依賴領導的關注來解決問題，是否有權力凌駕法律的嫌疑，是否與現代行政精神相悖？
應該說，通過公開領導手機號碼，直面民意訴求，打撈民情的做法，一定是“好經”。之所以出現一些質疑甚至是焦慮，關鍵原因，還是在具體的執行中，把這好經給念歪了。比如有些地方雖然公佈了領導的手機號碼，卻很快出現“打不通”“無人接聽”的問題，比如有些雖然可以打通，接電話的卻並不是當事人，而是由秘書代勞，甚至安排專人來接聽。群眾滿懷期待地給領導打個電話，遭遇以上種種情況，無疑相當於被潑了一盆冷水。情緒失落，不僅政策的善意被消解，甚至會進一步損害公權力的形象。
而好經之所以會被念歪，則與一些地方在“公開領導手機號碼”時，打著政績算盤有關。一心追求表面政績，便會在形式上弄花架子，把“零距離溝通”的初心給拋卻了。當然，也不排除方法上的問題，比如未跟相關領導做好思想溝通工作，不能從心底上接受手機號碼的公開，認為有干涉其正常休息，再加上由於缺乏甄別手段，各種騷擾電話打給領導，也會讓當事人煩不勝煩，在工作情緒上出現消極被動。至於權力凌駕法律的擔心，顯然不是“零距離溝通”本身的問題，而是一些領導的法治意識淡薄，不能堅守依法行政、按程序辦事的行為底線。
於此而言，領導與群眾的零距離溝通，不是簡單地公開號碼，既需要從政策制定上有清晰具體的設計，明確制度的執行細節，規避政策走偏的情形，同時也需要從政策邏輯、行政價值層面，為“零距離溝通”建立清新積極的實施環境。
由此再來打量寧鄉版“零距離溝通”：首先，這個舉措的出臺，是在“為民解憂、為民辦事”的大背景下，有系列的制度保障，比如追責體系、組織體系，其政策誠意是清晰可見的，誠如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把人民群眾的小事當作自己的大事，從人民群眾關心的事情做起，從讓人民群眾滿意的事情做起，而不是簡單地追求政績；其次，從具體的實施看，不是簡單地公佈手機號碼，而是包括領導層級以及所負責的領域，這樣可以方便群眾據此找到能真正解決問題的領導。此外，這樣清晰的信息公示，本身也是對領導履職的倒逼——能夠對群眾的訴求，有明確的反饋。從更長遠看，這樣的零距離溝通，能夠有利於建立清晰規範的公共服務體制，把公共服務迴歸到正常的服務體系中，不再依賴於“公開領導手機號碼”這個途徑。
值得一提的是，一如溝通是雙向的，“零距離溝通的”良好初衷的實現，除了公權力方面的主動積極作為，也需要廣大群眾學會“溝通”，充分理解“零距離溝通”的政策初衷。比如，在撥打手機號碼之前，謹慎地思考自己的訴求是什麼，是否還有更便捷的途徑，是否是在合理合法的範圍之內。如此，或將讓官民溝通變得更有效率。
公權有誠意，群眾有理解，這才是溝通“零距離”的正確打開方式。由此，寧鄉版的“零距離溝通”無疑將助力當地“鄉土安寧”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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