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去了一趟十堰，和当地朋友聊到十堰的历史，听到一则历史遗闻：
元末明初的时候，十堰的郧阳山区竟然是红巾军的根据地之一。
红巾军，顾名思义，就是系着红头巾的军队，更是元末时期抗元的主要势力，后由朱元璋统一领导，为建立明朝基业立下汗马之功。
正是如此一支威震 天下的军队，当年行军途中，便在十堰的郧阳山区驻扎过（今十堰郧阳区），并建立了长期稳固的根基地，可见郧阳山区有着军事上的优势，通俗来说，就是易守难攻，且临近山林水源，便于部队修整。
再从历史上来看，十堰确实是块宝地，自夏商周之时，十堰便已是诸多古国的发源地，赫赫有名的方国便在此繁衍生息，乃至西周，十堰之地为六国并存，多方文化杂糅并进，往后千年内，始终屹立于秦岭之下，烟火繁盛，航运发达，而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十堰更有“陕川咽喉”之称，历朝历代皆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略意义非同一般。
这是属于军事方面的考量，对百姓来说，郧阳县，或者说整个十堰，同样是休养生息的不二之选，充沛的水源，优渥的地理环境，四通八达的航运，再加上当时有红巾军驻扎于此，所以元末战乱纷飞的时候，大量北方与周边流民，都选择往十堰逃避战火，谋求庇护。
可是等到明朝开国不久，朱元璋却下了一道圣旨，简简单单九个字概括：
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明纪事本末·卷三十八·平郧阳盗》
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说，对整个郧阳山区施行封禁，不仅派遣兵马驱赶已经进入山区的流民和当地土著，还占据各交通要道与山路隘口，阻止大量因战乱逃难的流民进入十堰，导致民间对此怨声载道。
本来作为避风港的十堰，迅速成为了流民避而不及的“禁区”，大量流民只能另谋他处。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朱元璋要下达如此“不近人情”的圣旨呢？
我个人认为有如下两点原因：
第一，元末时天下纷争，红巾军或朱元璋等人，都只是很多势力中的一股，而很多流民也趁着天下大乱落草为寇，劫掠抢杀多有发生，十堰这一地区资源充沛，山地险要，更是流寇占山为王的不二之选，因此直到元朝覆灭，红巾军撤离郧阳山区后，当地聚集有大量流寇，为祸数年不绝，期间更有走投无路的流民为谋生不断加入，所以基于压制流寇的考虑，朱元璋才选择将山区设为禁区。
而这一点，我们也能从史料中找到直接的证据：
《明纪事本末·卷三十八·平郧阳盗》：荆、襄之上游为郧阳，郧，古麋国，春秋时为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间，流贼作乱，终元世，竟不能制。
终元世，竟不能制。
简简单单七个字，我想已经把事情讲的很明白了。
郧阳山区早在元朝时，就已深受流寇之害，直到元朝覆灭，都无法有效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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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元末时的战火纷飞，导致天下流民众多，许多北方流民为择一块良地，不惜辗转千里，而荆襄等地的山区是躲避战火的绝佳选择，十堰在当时更是有着“九山半水半分田”的美誉，许多流民为谋生计，纷纷进入其中，但这些流民缺乏有效的管理，更没秩序可言，因而导致乱象丛生，为哄抢米粮而暴动也时有发生。
这一点，从日后明朝在此设立“郧阳抚治”，统管流民为证，而且在《明史》中亦有清晰记载：
《明史·卷一百五十九·列传第四十七》：成化二年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岁凶振救，民无流移……荆、襄流民数十万，朝廷以为忧。
可见至成化二年，荆襄等地的流民仍有数十万，更何况朱元璋时期，正值开国，国力尚且不稳，作为荆襄地区西北部的十堰，流民只可能更多，而绝不会少。
于是明朝方一建立，朱元璋在命令邓愈平定荆襄寇乱后，便开始着手解决流民问题，进而有了看似少了许多人情味儿的九个字：
“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
《明纪事本末·卷三十八·平郧阳盗》：明初命邓愈以大兵剿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
此禁令颁布以后，十堰地区的流民果真大幅减少，于是腾挪出许多荒地，可是更大的问题也接踵而来。
众所周知，流寇有两大特点：
一无组织，二无纪律。
即便是有一定组织的流寇，也属于散兵游勇，这些人对于荆襄当地可能没太多情感，但在遇到官兵剿灭的逃跑途中抢杀劫掠，毁坏良田，却是个中好手，于是经过元末的战乱以及数次流寇作乱后，十堰地区可谓赤地千里，一片萧条，再加上郧阳山区紧靠江河，当地百姓一直过着直接饮用江水的生活，乃至遍寻郧县，甚至没有一口像样的水井。
郧在万山，自古无井，民惟饮江水。——《郧台志》
一言以蔽之，在元末明初的郧阳山区，由于山区闭塞和水源充沛等复杂因素，当地百姓依旧保持着原始人的生存状态，引水灌溉取用江水，一律“肩挑”。
但也正是紧挨水源，便于种植，因此才吸引大量流民入内，可是流民缺乏统一管理，这就给当地的生态环境与治安环境带来极大隐患，甚至影响十堰地区的整体发展。
即使大明朝廷有心解决流民问题，可流民却不断涌入，所以朱元璋一是为了解决流民问题，二也是为了发展考虑，便颁布了禁止踏入郧阳山区的禁令。
朱元璋
那么流民问题，在日后是如何解决的呢？
我个人认为，应是两方面给予应对：
第一，设立统管五道八府的郧阳抚治
这一举措，其实直到明成化十二年，才具体实施。
明成化十二年，即公元1476年，明宪宗废除始于太祖的禁令，决意要大力安抚流民，发展郧阳，遂设立郧阳府。
但促使明宪宗实施这一举措的原因，却令人痛心。
时间往前回溯，成化元年，即公元1465年的四月，郧阳当地爆发了以石龙，刘通等人为首的流民大起义，最盛时达数万人，造成这次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明朝内部的贪污腐败，压榨民生，同时贫富差距极大，社会内外充满了动荡不安的因素，于是走投无路的大量饥民揭竿而起，宣布起义。
《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十八卷·平郧阳盗》：成化元年，有石龙，号石和尚，纠合冯子龙数百人，四散剽掠。（刘）通令男聪约子龙举事，乃于大石厂立黄旗聚众，据海溪寺称王，伪号汉，建元德胜。伪署将军元帅，以石和尚为谋主，刘长子、苗龙、苗虎为羽翼，众至数万，劫襄、邓境。
但这次起义仅仅维持了一年多，便在成化二年，即第二年的五月份宣告失败。
《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十八卷·平郧阳盗》：五月，兵部尚书白圭，及湖广总兵都督李震帅师讨荆、襄贼，平之。先是，圭至南阳，与抚宁伯朱永由南漳入，遇贼，诱之临城，击破之。
然而起义大军原本就是由流民组成，战事失败后，虽然为首的刘通与石龙等人被当街斩首，以示效尤，但大量的流民起义军，为了躲避大明朝廷的围追堵截，又再次逃入郧阳山区，另外又由于郧阳山区内本来就粮田不多，而长达一年的战乱，正好导致那一整年颗粒无收，外加湖北持续多年的干旱，影响到整个荆襄地区粮产不足，大量流民饥寒交迫，致使进入郧阳山区的流民不减反增，另由于刘通等人起义之后，各地纷纷响应，往后四五年之内，多次爆发流民起义，于是到成化六年，流民一度增加到九十万人！
《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十八卷·平郧阳盗》：六年冬十月，荆、襄贼李胡子聚众反。先是，贼平，诸郡邑控制戍守皆未设。会岁大旱，流民入山者九十万人。
而多达数十万的流民，“入山就食，势不可止”，给当地的环境与生产秩序，造成极大破坏。
《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十八卷·平郧阳盗》：成化年来，刘千斤、石和尚、李胡子相继作乱，大臣处置失宜，终未安辑。今河南岁歉民饥，入山就食，势不可止，能保无后日之患？
（注：石龙：诨号“石和尚”，刘通：诨号“刘千斤”）
于是为了安抚流民，同时尽快恢复正常生产并发展十堰，官吏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给田于民。
《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十八卷·平郧阳盗》：经条上三事：曰荆、襄土地肥饶，皆可耕种，远年入籍流民，可给还田土，所附籍者领田土力耕，量存恤之，其愿回籍者听。
这一政策实际上很人性化，大概是先给一部分流民分配田地，让这些流民耕种，等到收获以后，攒下来粮食，有了充足的口粮以后，再将这部分流民发回原籍。
第二，加强自安。
这就属于常理操作了，大多数流民的人身安全是没有任何保障的，所以朝中官员提议加强当地治安，乞求皇帝派遣能臣良将驻守郧阳，保护当地流民，使其心安。
《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十八卷·平郧阳盗》：曰流民潜处，出没不常，乞选良有司为之抚绥，军卫官为之守御，则流民自安。
第三， 于隘口要道之处，加设府、卫、州、县等行政机构，明确行政划分。
在此基础上，整顿秩序，使商业流通，发展教育，随着时间推移，让流民从内心自发从善。
《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十八卷·平郧阳盗》：必于总隘之处，加设府、卫、州、县，立为保甲，通货贿以足其衣食，立学校以厚其风俗，则其民自趋于善矣。
上大是之，命都御史原杰采其言用之。
明宪宗听完建议后，表示非常赞同此三条建议，便立即命令都御史——原杰，采纳建议制定政策。
《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十八卷·平郧阳盗》：上大是之，命都御史原杰采其言用之。
于是就有了前文咱们所说的，成化十二年，明宪宗废除山区禁令，大力安抚流民，发展郧阳，遂设立郧阳抚治，掌管五道八府军民事务。
郧阳抚治行政区域图
而光有政策还不够，必须得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于是就有了我们要说的，解决流民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第二，修建水利
十堰地区自古就多水利，但郧阳山区内却鲜有水利工程，所以当地百姓的生产方式还较为原始。
而且经过元末的战乱以及数次流寇作乱后，到成化年间的郧阳地区，可谓赤地千里，一片萧条，遍观全城，甚至没有一口像样的水井。
直到明成化十二年，即公元1476年推行上述政策以后，时任知府的吴远，在治所内挖了一口水井，全郧县境内才有了第一口真正意义上的人工井，紧接着又连凿三井，城中百姓才能不必挑水而饮，直接在城中便可饮用井水。
《郧台志》：知府吴远始于府廨中凿一井，既而都司各就近凿凡三井，城人乃得井饮，至今赖之。
自此以后，遂广修水利，引江水为民利之。
而后，大量流民得以进入此前封禁的山区，继而得益于成化年间的政策与修造的各种水利，原本萧条的郧县迅速崛起，而那些提供城市发展动能的水利，如“千工堰”，洪武年间便已建成，后因人员不足物资短缺等一系列因素，导致未正式投入使用便宣告坍塌，于是成化年间重修，在人力物力皆到位的前提下，终成润泽一方的水利工程。
《万历郧阳府志》：后因人物稀少，堰工浩大，倾塌未修。成化十有二年，郧西设立县治，军民杂处，食力者众，迨癸丑邑侯刘君理，广东人，以民食为急，国税为重，择委里老王恭等督率工役，聚石采木，重为修造，匝一岁厥工告成，虽曰劳民，实有利于民也。
同样多次修缮，广通水利的还有“盛水堰”。
此堰的历史比之千工堰更为悠久，来头也更大，为春秋时著名军事家伍子胥所建，明弘治年间与嘉靖年间，在水利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得以两次重修，终使水利于民。
《万历郧阳府志》：弘治中，都御史王鉴之檄府重修，有碑，立迎恩观。
《郧台志》：嘉靖二十二年，八月，都御史王守……重修武阳、盛水二堰。
当然，流民问题的解决，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仅靠上述两方面举措，就能彻底解决，虽然上述举措在实施后颇有成效，但也只是暂缓流民带来的各种压力，归根结底，还是由于社会的不公与贪污腐败，以及国家内部的顽症迟迟得不到解决，才使得流民问题分多个时期不断扩大化。
所以站在后世的角度来看，这或许也是历史带给我们的经验与思考，如何处理贫富差距，如何使人人安居乐业，不必担心眼前能否果腹，也是自古到今一个国家，乃至民族发展，所要考虑的立身之本。
当然，归根结底，还是要爱好和平。
历史上多次的流民问题，如元末明初，甚至一直延续到明朝中叶的流民大乱，都是由于战争。
可以说如果不是连年战乱，谁又心甘情愿抛弃家乡，拖家带口不惜辗转千里，也要在一处陌生的土地另谋新生呢？
愿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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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明纪事本末·卷三十八·平郧阳盗》：荆、襄之上游为郧阳，郧，古麋国，春秋时为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间，流贼作乱，终元世，竟不能制。
《明史·卷一百五十九·列传第四十七》：成化二年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岁凶振救，民无流移……荆、襄流民数十万，朝廷以为忧。
《明纪事本末·卷三十八·平郧阳盗》：明初命邓愈以大兵剿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
《郧台志》：郧在万山，自古无井，民惟饮江水。
《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十八卷·平郧阳盗》：成化元年，有石龙，号石和尚，纠合冯子龙数百人，四散剽掠。（刘）通令男聪约子龙举事，乃于大石厂立黄旗聚众，据海溪寺称王，伪号汉，建元德胜……经条上三事：曰荆、襄土地肥饶，皆可耕种，远年入籍流民，可给还田土，所附籍者领田土力耕，量存恤之，其愿回籍者听……上大是之，命都御史原杰采其言用之。
《郧台志》：知府吴远始于府廨中凿一井，既而都司各就近凿凡三井，城人乃得井饮，至今赖之。嘉靖二十二年，八月，都御史王守……重修武阳、盛水二堰。
《万历郧阳府志》：后因人物稀少，堰工浩大，倾塌未修。成化十有二年，郧西设立县治，军民杂处，食力者众，迨癸丑邑侯刘君理，广东人，以民食为急，国税为重，择委里老王恭等督率工役，聚石采木，重为修造，匝一岁厥工告成，虽曰劳民，实有利于民也。
《万历郧阳府志》：弘治中，都御史王鉴之檄府重修，有碑，立迎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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