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何會生出？
斯塔夫裡阿諾斯在《全球通史》第19章西方擴張時的儒家世界中寫到，“日本最終認識到，鎖國政策並不可行，遂開始研究西方的方式，並加以改變，使之適應自己的需要。”今天，在我們探討不同模式下的制度選擇並與之相適應性的問題上時，西方學者包括中國的知識分子總會拿日本與中國進行比較，因為中國與日本在此之前如此相似，除了必然性的歷史選擇之外，隨機性的選擇包含多種可能性，從邏輯上來講並非都是災難。也許，我們並不能全部怪罪於騎馬民族滿清的統治是閉關鎖國的直接罪魁禍首和歷史的罪人，我們這個民族真正缺少的是反思精神。
日本人的起源和那個子虛烏有的徐福帶著八百童男童女漂流到日本島嶼上的故事並沒有關係，也沒有證據證明他們就是日本人的祖先，那隻不過是我們驕傲自大的民族在歷史的縫隙裡杜撰了一個自我安慰、自欺欺人的故事罷了。人類學家普遍認為，日本人基本上屬於東北亞移民的蒙古人和原居住在日本諸島的多毛的高加索人種的蝦夷人，可能還有來自南洋群島的馬來人和波利尼西亞人。
在6世紀，中國文明開始大規模的傳入日本，破壞他們原有部族組織；自朝鮮傳入的佛教，是文化變革的媒介，由大陸渡海而來的學生、教師、匠人和僧侶，不僅隨身帶來新的宗教，還帶了新的生活。這些活力的注入自然給社會帶來了新的動力，而動力一旦衝破舊有的藩籬，必將形成變革的力量而打破舊有的體制，這一邏輯同樣適合現代社會，當一個國家失去了活力的時候，也就喪失了發展的動力。這種變革的動力最終導致了645年的大化改新，大化改新試圖仿照中國唐朝，把日本變成一箇中央集權制國家。但實際上，日本人改變和調整了他們從中國借鑑的一切東西，由此形成了一個全新的日本。
日本人這種好學和開放的作風在16世紀與西方的接觸時發生了一個短暫的變化。1603年，荷蘭商人與少數英國商人、葡萄牙人並肩活躍在日本，這些歐洲人之間的劇烈競爭使日本人獲得了新的行動自由。1624年，日本人驅逐所有的西班牙人，因為西班牙人最目中無人，看起來富有侵略性；1637年，日本人強迫所有的葡萄牙人離境，僅留下了荷蘭人；1636年，日本的孤立主義政策進一步擴大到日本臣民中來，禁止日本人出國，違者處以死刑。
在與西方人接觸三十多年的時間後，日本開始了其長達兩個多世紀的閉關自守時期，對日本人來說，和中國人一樣，兩個世紀的令人寬慰的閉關自守的代價是，制度和科學技術落後了。但在與西方三十多年的深度碰撞接觸當中，我相信，西方的某些種子散落在日本的某些角落裡面，只要有適合的條件就有可能生根發芽，在這一點上與中國完全不同，因為中國在與西方的早期接觸中將西方商人僅僅侷限在極少數海港和邊境貿易站。在長達兩個多世紀的閉關自守時期後，日本人在面對西方挑戰時如何做到了與中國的不同？其根源在哪裡？大多數歷史學家是這樣認為：
1、日本諸島的地理位置的緊湊既促進了民族團結，又促進了新價值觀和新知識在全國的傳播。
2、日本有向偉大的中國文化世界借用某些東西的悠久傳統，因而，19世紀在同樣地借用西方世界的東西時，發生的衝突較小、痛苦較少
3、同中國鐵板一塊的特點相比，日本的政體和社會結構具有多元化的特點。日本商人階級擁有更大的自治權和更強的經濟實力，而且在西方入侵的緊要關頭迅速擴大他們的勢力。
4、日本軍人處在社會的最高層，而不像中國軍人那樣處在社會最底層，這意味著日本擁有一個比中國文人階層更容易受西方軍事技術的影響、並對此反應更迅速的統治階層。
總之，地理環境、文化傳統和多元化的體制主因素，都使日本比中國更易遭受西方的入侵，且能更快地對這一入侵做出反應。
另外，日本人之所以很樂於在西方的影響下改造他們的社會，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中的許多人已充分認識到這個社會需要改造。可惜的是，這個人認識對於中國人來講，來得太晚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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