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馬老闆就要退休去搞教育了，是他心懷大世界，還是別有所圖？慈善資本主義在上流社會成為潮流，但我們當真可以相信，慈善能夠拯救這個千瘡百孔的世界嗎？
馬雲退休“當老師”的計劃，已經箭在弦上。
9月10日，阿里巴巴的“傳承計劃”正式公佈：明年的教師節，馬雲將不再擔任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在教師節這一天，他在信末提到：“我想回歸教育”，是的，這位自稱被生意耽誤了的英語老師，早已多次公開表達他“提前退休”之後將投身教育慈善事業的決心。
很長時間以來，馬雲不僅被視為中國成功緻富的最佳範本之一，在人人淘寶、人手支付寶的這幾年，他更是被網友們跪舔，稱之為“馬雲爸爸”。如今，馬雲用行動證明了他的“德藝雙馨”，“鉅富馬老闆”即將向“慈善馬老師”華麗轉變，網友們又一次五體投地、讚歎不已：
新浪網友 @用戶不存在smile
功成身退，平安著陸，急流勇退，真豪傑也！馬雲的境界真不是一般暴發戶所能比的……
此外，網友們似乎也相信，成功如馬雲，他不論做什麼，都一定行：
新浪網友 @騎驢來看楓景
希望馬老師可以顛覆現在畸形的教育行業.
這種對富豪們的稱讚在當下並不罕見：資本家們賺取大量財富靠的是自己的努力。不僅如此，品德高尚的他們還“富則兼濟天下”，最終將財富回饋於社會。人們相信，當他們涉獵非盈利事業後，必定也會像在商業上一樣成功……
事實似乎確實如此——那些人人皆知的大資本家們好像都在做慈善。
剛剛過去的”99公益日”由騰訊發起。馬化騰在寄語中表示，騰訊用互聯網科技的力量促進了中國公益行業向理性、透明、可持續發展，他打算讓99公益日常態化。
在海外，扎克伯格和妻子在2015年建立了陳·扎克伯格慈善倡議機構（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簡稱CZI），以“促進人類潛能，提倡平等機會”為口號，致力於改進教育、醫藥，甚至是司法系統；曾連續衛冕世界首富的比爾·蓋茨更是建立了全球最負盛名的慈善機構之一。2015年，比爾與美琳達·蓋茨基金會的資金規模直逼400億美元，其中還不包括已經捐贈出去的370億。
資本家們搖身一變，成了最令人感動的大善人，被人們視作解決社會問題不可或缺的主體之一。這一現象被稱為“慈善資本主義”。 然而，富可敵國的生意人爭相做起了慈善，真的只是因為他們道德高尚、修為不淺嗎？事情遠沒有那麼簡單。
別以為商人只有經商才是為了賺錢，其實偶爾做做慈善，能賺得更多。
在一些大企業主導的公益項目背後，常常是商業利益的考量。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早在四十年前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企業唯一不變的社會責任是：“使用自身的資源，從事以提升獲利為目標的各種活動，儘可能為股東賺進越多錢越好。”企業做慈善，是面向公眾打造美好的企業形象的重要一步。積極擁護這些道德理想，對於企業而言，就能獲得更大的競爭優勢。畢竟“道德”二字，真的很好賣！
2014年，知名資訊與監測公司尼爾森公司的一份報告表明：在全球範圍內，企業社會責任對消費者們的購買決策的影響日益加大。其中，69%的中國受訪者表示更願意購買具有環保意識行為和富有社會責任的企業的產品，在過去的六個月中其購買過此類企業的產品或是服務的比率為60%。顧客既然買單，商人們何樂而不為？在該報告發布的次年，馬化騰即帶領騰訊創立了“99公益日”，在今年的“99公益日”寄語中，他明確表明，騰訊將公益和科技相結合，是為了向“受人尊敬”更進一步。而多名公益界資深人士則向土逗指出，類似於“99公益日”這樣的項目，看似是
公益募捐，但更大作用在於騰訊對企業自身的品牌營銷。除此之外，一些大規模的慈善，實際上是資本向政府索取特權的籌碼。例如成立於1884年香港殖民時期、最初由商業鉅子和馬術愛好者創立的香港馬會，如今已是香港最大的慈善公益資助機構。從1952年開始，它由香港政府批准，得以獨家經營博彩，負責提供賽馬運動、體育運動及博彩娛樂。但政府賦予馬會壟斷權的條件是其下屬的慈善機構必須將部分利潤捐贈給公益事業。換句話說，香港馬會正是利用了慈善捐贈，換取了其博彩生意在香港的合法性和壟斷權。
得益於壟斷特權，馬會收入豐厚。截至2017年6月，香港馬會的收入接近340億港元（合43億美元），可是，它在慈善回饋上卻偷偷大打折扣：據《金融時報》今年的報道，去年馬會在年度業績新聞稿中寫明：馬會“分配”給慈善組織和社區項目的“慈善捐贈總額”為76億港元。而根據馬會慈善信託基金(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的年度報告，其年度實際捐贈金額僅為20億港元。《金融時報》評論，馬會之所以誇大慈善宣傳，正是為了證明其博彩壟斷地位的合理性。而且，馬會“只是用錢來做一些表面功夫，提升他們的形象。”一位40多歲的香港前警察說，“慈善基金掩蓋了賭博的危害……這座城市裡很多家庭都被賭博毀了。（馬會）是否反思或者關心過那些破碎家庭的需求？”
更不可忽視的是，企業家的慈善已經成為了資本家們謀求政治權力的手段。在《捐贈者：財富、權利及新鍍金時代的慈善》（The Givers: Wealth, Power, and Philanthropy in a New Gilded Age）一書中，媒體人卡拉翰曾指出：“上層富人通過大規模的捐贈來增強在相關領域的影響力，即使他們在這些領域的影響力已經過盛。情況越來越糟糕……”
為了充分施加這種影響力，很多富人都在政府職能收縮時“挺身而出”。這時，慈善資金成為了政府職能的補充或替代品。這也就意味著捐贈者能夠決定研究什麼問題、邀請哪些學派，以及哪些議案可以付諸投票表決等等。“在政府削減開支的時候，能有這些新的捐贈當然是好事情”，卡拉翰說，“但是換個角度來看，金錢毫無疑問也意味著權力和影響力。”如今，打著“履行社會責任的旗號”，企業越來越多地參與到了全球範圍內解決社會問題的政治過程中，這也讓歷史上國家和企業之間的分割，變得日益模糊。
如此看來，我們確實把慈善理解得太簡單了——做慈善對資本家而言，不是一個單純的公益行動，而往往有著更深的謀劃、考量與交換。慈善事業不僅僅會給資本家本身帶來好處，它更有助於使資本主義合法化，並使資本主義越來越深入到社會、文化和政治活動的所有領域。
有人說，這些富人做慈善，總比不做好吧？但很少有人追問，這些用於慈善的錢是怎麼賺來的。
讓我們把視線移向美國，美國在慈善領域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較為成熟的制度，但仍舊問題重重。
早在1889年，當時美國最有錢的人安德魯·卡內基發表了一篇論述財富的文章，也就是後來人們熟知的《財富準則》。他在文中聲稱：
“富人完成了財富積累之後，留給子嗣是不明智的，散財給窮人也是個壞主意，因為施捨並不能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是捐贈給專業機構，去幫助那些渴望自強的人……富人應該把自己看作窮兄弟們的受託人和代理人，把自己的智慧、經驗和管理能力服務於他們。”
基於這種理念，卡內基捐贈資金建立了卡內基音樂廳、卡內基基金會、卡內基理工學院以及多達2500所圖書館等等設施或項目。
然而，就在寫完《財富準則》之後的第三年，作為鋼鐵大亨的卡內基決定解散他擁有的鋼鐵廠（Homestead Steel）的工會，並在新的勞動合同中減少了工人35%的薪酬。持有反對意見的工人將被掃地出門。為了維持工廠的秩序，卡內基鋼鐵公司還僱傭了私人打手，在後續的勞資衝突中，至少有16名工人被打死。
這起罷工案件的發生與卡內基塑造的自我形象形成了強烈的衝突，也引來了廣泛的批評之聲，“一個老闆怎麼能在無情剝削自己員工的同時，還聲稱自己是勞務大眾的資助人！？”
一百多年過去了，這個矛盾並沒有得到解決。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富人：比爾·蓋茨、沃倫·巴菲特、邁克爾·布隆伯格、拉里·艾莉森等，他們所簽署的《捐贈誓言》本質上而言是《財富準則》的延續。但這些富豪們的全球公司卻正在靠著越來越龐大的外包服務，靠著剝削外國勞動者不停地壯大。
而“馬雲爸爸”麾下的阿里巴巴也不是善茬兒：2014年，網上曝出阿里巴巴一工作6年的懷孕員工因子宮大出血死亡。其家屬認為導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超負荷工作引發的過勞死，稱該孕婦“凌晨12點還在為請孕假做交接工作”；2016年“雙十一”前，阿里巴巴員工發佈長文稱，自己因連續上12天班，壓力較大，在與同事溝通中發生衝突，導致情緒失控並被送進醫院，被診斷為中度抑鬱症，而阿里巴巴連120急救車的費用都拒不報銷；2016年“雙十一”期間，廣州一職校學生被要求停課半月去阿里巴巴的物流公司揀包裹，每天工作8-10小時，否則得不到學分，不能畢業，阿里和該職校之間的曖昧關係引人揣測……這些“劣跡”，讓對外放話“我們第一的產品是我們的員工”和熱愛教育事業的馬雲情何以堪？
記者阿南德·基立德哈拉達斯（Anand Giridharadas）曾在《贏家通吃：精英階層改變世界的小把戲》一書中指出：贏家們都有個特點，他們都渴望成功和優秀，但是卻並未深究他（她）們之所以成功的原因。
正因為如此，我們容易看到富人們的成功故事以及他們“散財”時的“感人氣魄”和“動人瞬間”，卻難以洞察到財富集聚過程中可能製造的罪惡和骯髒的東西。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資本自從來到這個世界，他的全身上下每一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髒的東西”。但資本魔幻的地方恰恰在於，它是沒有國界也沒有道德屬性的，無論多麼骯髒的錢，都可以搖身一變，變成慈善善款，為資本家披上聖徒的袈裟。
“黑心錢”是賺到手了，如何“洗白”是關鍵。如今，除了資本大鱷們，越來越多的資本家甚至中小企業也開始投入到慈善的行動中，爭相追求所謂“企業道德”：越來越多的產品上印著“公平貿易基金會”、“雨林聯盟”、“森林管理委員會”等道德認證商標；各企業紛紛成立慈善基金會，舉辦各類公益活動。
但高調的慈善背後，又隱藏著怎樣的“如意算盤”呢？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跨國企業的“血汗工廠”被不斷曝光，各國均開始討論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到了90年代中期，企業社會責任運動逐漸形成。許多跨國企業如Nike（耐克）、Adidas（阿迪達斯）、沃爾瑪、麥當勞等為了避免品牌形象受影響，紛紛“主動”加入這一運動。
最初，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是頗不情願的，多數企業是受到社會運動的倒逼後才不得不採取拿出資金，改善工人待遇、生產流程等等。例如，1991年，levis公司在亞洲僱傭低齡女工的行為被曝光，受到社會指責。為了維護企業形象，其社會責任守則和社會責任審核體系才得以建立。
而在企業社會責任運動逐漸發展的過程中，跨國公司逐漸認識到企業要樹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社會形象，才能更多地贏得顧客的青睞和消費者的滿意，從而長期追求利潤最大化。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對於他們來說，不失為一個成熟的自我包裝的機制。但虛偽的企業道德就像一張紙，糊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這塊龜裂的土地上。跨國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的同時，從未停止過不負責任的破壞、壓榨和剝削。
- 麥當勞在銷售“雨林聯盟”認證咖啡的同時被指控從事許多傷害雨林、虐待動物的活動；同時麥當勞一邊成立麥當勞兒童基金會，一邊受到剝削勞工與兒童的指控，更被揭發違反勞動法，員工薪資嚴重低於法定標準。
- 星巴克經常滿口“生態永續”、“公平貿易”，但事實上公平貿易咖啡產品只佔其咖啡產品的三成不到，其自行設立的內部採購標準更與公平貿易標籤要求相去甚遠；同時星巴克藉由壓榨咖啡農、控制咖啡專利權，從中獲取不正當的高額利潤，更有多次惡意辭退工會領袖及參與爭取權益的員工。
- 三星也被美國人權組織“中國勞工觀察”指控其在中國的工廠和外部供貨商存在系統性違法行為，包括有兩家外部工廠使用童工。
這些企業通過高調的慈善來打造自己“承擔社會責任”的形象，但其實是藉此分散人們的注意力，從而忽略其對勞工剝削壓榨、對環境汙染破壞的事實。擺出承擔社會責任和做慈善的美好形象，企業所賺的“黑心錢”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被“洗白”。
馬雲爸爸們無疑展露出了一種“迷人”的“企業家氣質”，但這種氣質實際上轉移了人們對當下經濟和社會實質缺陷的注意。
很多情況下，企業通過高調的慈善事業來掩蓋剝削勞工的事實。與真正增加員工福利、減少勞工剝削相比，五花八門的慈善捐款代價顯然要小得多。由此，企業社會責任越來越成為了企業的一個道德掩護，也成為了企業大佬們的必備個性特徵——企業大佬常常西裝革履地公開參與慈善事業，對企業進行形象打造，似乎企業領導做好事，也就意味著其公司的良善。但諷刺的是，資本家們高調的善行，似乎正在讓公眾忽視甚至原諒了他們暗中進行的剝削和破壞性行動，打個比方：資本家們因為向山區的孩子獻了一次愛心，似乎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往河流裡面倒汙水了。
慈善也絕不僅僅是企業“遮羞布”，而且還能讓企業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和政治資源，對企業來說可謂一舉三得。富豪們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決定了資本家的慈善不會觸及那些真正影響他們利益的社會問題，就算慈善事業可以改變小部分人的命運，但絕不會真正推動經濟的進步與政治的民主。億萬富翁通過公益支持公共事業實際上是所謂“慈善資本主義”的一部分，它的要旨不在於改變社會，而是正如社會學家林賽·麥高伊(Linsey McGoey)所解釋的那樣，以一種“開放性”，“有意地破壞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的區別，以證明日益集中的私人財富是正當的。”如此而來，經由慈善的一系列操作，財富分配的機制被牢牢地掌握在富人的手中，並最終使他們受益。“慈善資本主義”的關鍵不在於慈善，而在於資本主義，它以道德之名，維護著少數富人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秩序。只要這樣的秩序依舊存在，嚴重不平等的世界註定無法被“慈善”救贖。
聲稱要做教育慈善的馬雲，曾把“每年兩千萬新生兒童的腦袋”比作“真正的金礦”、“最大的機遇”，退休後，馬老師會如何玩轉教育事業呢？
參考文獻
[1] 觀察者網：阿拉納·塞繆爾斯：現代美國慈善事業存在的問題。https://www.guancha.cn/AlanaSemuels/2017_04_27_405610_s.shtml
[2]《熱心捐贈的富人，正加劇這個世界的不公》，JIC編譯自紐約客文章：Shaking the Foundations. Gospels of Giving for the New Gilded Age，Are today’s donor classes solving problems—or creating new ones?
[3]《打著慈善的名號，扎克伯格等富豪們正在瘋狂賺錢》，36氪編譯自衛報。https://36kr.com/p/5139328.html
[4]《香港馬會的慈善捐贈之道》，FT中文網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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