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敵”當前,為什麼仍亟需給8位“造謠”者正名?

《調查清樣》—撰文 | 文一刀

晚上捂著口罩散步,看到一隻為丟菸頭設置的小垃圾罐旁蹲著一支空酒瓶,想來該是哪位在屋裡憋得生煩者獨自蹲路邊喝完的一頓悶酒,也是最近這“斷電”生活下不多的排遣之物。

大“敵”當前,為什麼仍亟需給8位“造謠”者正名?


最近的心情,心痛中混合著窩火,悲切裡交織著憤恨,看著每天熒屏上晃動著的正能量,不由想起的是黃宏2008年春晚小品《開鎖》裡的金句:“晚了,汽車撞牆你知道拐了;股票漲起來你知道買了;犯錯誤判刑了你知道悔改了;大鼻涕流到嘴裡你想起甩了?”

2008年春節,現在回想起來已經恍如隔世。《開鎖》講述黃宏飾演的屋主找來“開鎖匠”林永健開箱子,結果被要求提供各種身份證明,無奈證明都存放在待開鎖的箱子裡。情急之下,他找“物業”鞏漢林為自己證明,得到的也是“先證明自己身份”的回覆的故事。它諷刺了生活中存在的機械、僵化,可當年的創作者哪知,在12年後武漢上演的生活遠比小品更殘酷。

大“敵”當前,為什麼仍亟需給8位“造謠”者正名?


不僅殘酷,有些部門直到現在還不知悔改。就在昨天,正月初五,陽曆1月20日,武漢警方發了一條自我澄清的情況通報,稱對一個月前被他們認定為造謠人的那8位預警者“分別進行了教育、批評,均未給予警告、罰款、拘留的處罰。”

大“敵”當前,為什麼仍亟需給8位“造謠”者正名?


這篇通報稱,之所以當初要對這些人進行“教育、批評”,是因為他們傳發的“X醫院已有多例SARS確診病例”、“確診了7例SARS”、“Y醫院接收了一家三口從某洲回來的,然後就疑似非典了”等,是“未經核實的信息”。

如今現實早已坐實了那些所謂“謠言”,隨著更多信息的浮出水面,人們還發現,那8人不僅大都是醫務人員,而且所告知的信息是根據其中一位一線工作者的臨床診斷報告及相關信息而來。他們所進行的預警根本不是“未經核實”,而是就發生在其中一位(或幾位)眼前的事實。

他只不過在描述這種人類從未遇到過的病毒時,借用了17年前的名稱。從溝通的角度來看,這種方式恰恰又是最有效率的,你給大家講一堆當時科學尚未搞明白的專業東西,不如用所有人動能聽懂的非典來告知當時已經搞明白的那種可怕與危害。

現在想想,一個月前的一句“非典來了”,要挽救多少人的生命,挽回多少社會損失啊!可當時那無價的預警,卻被武漢警方一紙訓誡書認定為“擾亂社會秩序”。更可笑的是,非醫務專業的民警還要就病毒領域的認知對專業醫務人員進行“教育”,不僅教育還要批評,而且還“昭告天下”予以威懾。這種誤導式威懾的奏效,成為協助開啟潘多拉之盒的一支不容忽視之力。

從源頭走出的病毒最先集中肆虐之地是醫院,如果用打仗作戰來類比,2019年12月下旬的一些武漢醫院就是我方應重點防守的灘頭陣地。即便如馬國強稱1月16日之後國家疾控中心才將檢測權利下放到湖北疾控中心,這也並不意味著醫院就不需要早做預防。

17年前的非典進入北京的第一站在301醫院,一位來自山西的于姓患者曾去廣州經商,回家後即開始高燒、咳嗽,在當地經過多日的抗生素治療都未見好轉遂轉入301醫院。當時,醫學界已經聽說了一種暱稱為“廣州肺炎”的病,但因為正值全國兩會前夕,大家都很忌諱討論這個令人恐慌的疫情,尤其是北京的醫院。

那種形式下,301醫院依然實事求是地拉響警報,對該名病人會診後確認為SARS。不僅如此,他們還以醫務工作者有義務保證疫情不擴散的直覺,堅決採取當時屬於越界的“違規操作”,對這位患者及其隨後也發燒的母親,以及醫院中感染了SARS的職工進行隔離治療。恰恰正是這些越界的“違規操作”,儘可能地延緩了SARS在北京的傳播,實際上是相當優秀的決策。

而在經歷了非典如此慘痛教訓的17年後,在科學技術、認知經驗等與當年相比可謂天壤之別的情況下,武漢方面竟然不明白真實發生的病毒蔓延程度與重重程序下確認的蔓延程度完全是兩回事這一簡單道理,在無數的人命關天面前,不採取先守好灘頭陣地再等程序的基本常識判斷,而是機械地死等程序卻放任灘頭陣地失手於病毒口中。

直到1月19日,武漢方面還公開宣稱“病毒傳染力度不強”,現在看,此種言論何止是“擾亂社會秩序”,簡直就是謊報軍情。其機械與僵化,真應該每天看一遍黃宏的《開鎖》。

大“敵”當前,為什麼仍亟需給8位“造謠”者正名?


正因如此,在抗疫這大敵當前之際,為最早拉響警報的8位人士進行正名意義重大。只有如此,才能挽救武漢被“一風吹”了的公信力,而只有公信力的重塑才能凝聚人心,人心齊,抗疫的效率才能提高,社會心理才能走上正軌。為8位人士正名,不是事後再說的旁枝末節之舉,而理應是痛定思痛後彙集抗疫勇氣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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