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是怎样炼成的】

【万历皇帝是怎样炼成的】

万历皇帝是怎样炼成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肯定是有多方的原因。在特定的历史时代,皇帝就是个职位,看似高高在上万人俯仰,而他自己本身并不自由,各种机制,牵制和束缚着他的行为和身心,所有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纵观上下,综合起来看,反而是有它的必然。

“1587年申时行就说过,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久安长治者,已经把这个道理说得十分清楚了。”然而这也不是某一个人能够改变得了的,也有很多人评价这个担任首辅的申时行软弱无能,未能好好辅佐。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是多元性、多元化的。每一个元素,每一个细节,某一处的不适合,错位或者相离,可能都会导致在时光的隧道中历史的车辙改变它的方向或者失去原有的方向。所以,很难归罪于某一个人。社会的发展因它的特定环境以及各种因素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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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万历小皇帝八岁登级,年幼时所受的教育、所接触的人和事对他的影响;其次是大臣们,支撑起内阁的框架;再就是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和长大后情感和心灵上认知的落差给予的压迫感;各种各样的政务,琐碎的事务,叛乱、是非、各种勾心斗角,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和心智的成熟,让他不敢小觑任何一样事,又无法做出大胆的决定。各种条条框框,祖训以及有章可依的卷牍,都在无形中给他施加着压力。作为一个国家的主管,完全被架空。抬得越高,摔得越重。不得不小心翼翼,谨慎行事。身居高处,危楼一般。没有人可以理解的孤独,令他深感“高处不胜寒”。看似大权在握,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完全自己做主,也无人可以倾诉。有时也让他感到困惑,让他迷茫。

记得钱钟书先生关于婚姻是这么说的:“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恐怕用这句话来形容当时的万历皇帝也未必不可吧?那个万人之上举世瞩目的龙位,是多少人做梦都梦不到能坐上去的,而皇上却想着拥有普通人的自由,一刻也不愿意在那龙椅上就座。他开始找借口不上朝,找借口不举行经筵,那样他就不用看见那些让他头疼的大臣们。这情形仿若小孩子逃课,耍小性,不依顺着我,我就不上朝,我就在后宫待着,看你们能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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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皇帝最初真心不想变成这样,是在历经了各种打压之后的无奈。“多少年来,文官已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弃他个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力量,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它受制于廷臣。”

我们可以回看一下,1581年为谒陵建立的御林军,几年间让皇帝有点沉迷,每日操练兵马饶有兴致。文官们觉得除了开基创业的祖宗,最近一百年内就出了个正德皇帝亲自带病征战,还被认为有悖传统。万历皇帝想要练兵,他们肯定不答应,“为人君者,就应该安居垂裳”。文官们可不想让武官的地位高于他们,承奏折劝说不了,他们可有“招儿”。跟皇上玩了个“釜底抽薪”的小游戏——给掌管御林军的宦官施加压力:天天在皇帝面前舞刀弄枪伤了龙体谁敢担待?谁不知道命重要啊,皇帝再提练兵,宦官们害怕伤到皇帝屡次三番往后推脱退却。时间一长,万历也自觉没趣。锅底没有了点火的柴,慢慢地这澎湃翻滚的热度自然降温,直至冷却。

还有,皇帝想着出宫,也不容易成行。因为他的祖父嘉靖皇帝当年就回过一次出生地,后来二十七年中没离开北京一步;他的的父皇隆庆在位五年进到京郊谒陵一次,只去了四天。而万历皇帝仅在1583到1585两年多就谒陵四次,按往历看,群臣们觉得这频率有点高,竭力阻挠。以至于万历皇帝于1588年再次视察了一次自己的定陵后,像是被软禁于皇城里的囚犯,三十年再没出过紫禁城。这种不自由,令他越来越不愿和大臣们纠缠,思想越来越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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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看立储一事,皇帝一再后延,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想着他陵墓里,按常规除去皇帝和皇后的位置,那个给下一代皇帝的母亲留的位置,应该留给她喜欢的郑氏;他想的是郑氏生前不能当上皇后,死后也要长眠在一处。虽有这个心思存在着,但是按照政策,他和郑氏的孩子未来也是不能当上皇帝的,因为无法逾越祖辈传下来的训责,既不能废后立妃,又不能废长立幼。皇帝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心愿,不愿意痛快地做出决断,一直往下拖延。对进谏的大臣:你们再逼朕,一年之内都别想了!不过,后期看来,这种拖延也是无用,终将没能如他所愿。

即便是颁布一个决断,也是颇费周折。到万历十五年,皇帝和群臣“上下否隔”的形势越来越严重。有这么一件事,大兴县令因为一件小事责打了太常寺供奉祭祀的乐舞生,应归东厂受理,但被发交三法司审问,于是东厂要求派两个锦衣卫旁听,以便向皇帝汇报。结果刑部尚书李世达没让锦衣卫旁听,致使龙颜大怒,质问文渊阁,李世达跟皇帝道了歉。但是不久,一些文臣又找东厂宦官张鲸的差错,说他收受贿赂,皇帝口头做了申斥,大臣们不满,继续弹劾,直至皇帝把张鲸免职。将去未去时,竟然还有一位大臣说“难道今上也受了张鲸贿赂”,致使挨了六十廷杖。面对这无礼的奚落,还有群臣对于事情的不依不饶,廷杖了这个官员也不能解气,这所谓的九五之尊还有什么趣味?年轻的皇帝伤心,厌倦,“今后再也不愿意公开接见这些不诚实的口是心非的臣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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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皇帝这个名字于他就像是个特定的标签,揭不掉,也无法更改,不能像正常百姓一样享受合家的欢乐,也不能呼吸自由的空气,生活在金丝笼中,锦衣玉食,却是难以达到真正的愉悦。没人知道他的苦恼,也无人可以理解他的心思。他试图通过各种努力去抗争,然而那些无形的枷锁一道接着一道,那些隐形的网将他罩得严严实实,以至于连宫门都出不去。后来,索性将计就计,破罐破摔,所有的反抗抵触都无济于事,干脆不抗不争,不作为。使得万历皇帝御宇四十八年这个历史阶段处于看似四海升平,却无有任何进步,而这些陈年旧事却并非无足轻重,为以后的社会发展埋下了伏笔,做下了铺垫。但是任何人也无法预知未来,任他是皇帝也一样啊。

那么那么多的迫不得已,如同打地鼠的小游戏,从这个洞出来挨打,从那个洞出来还挨打,从哪个洞出来都挨打,爽利,干脆就不出来了。被压制的思想再难有所行动和作为,他彻底心灰意冷了,那个励精图治,曾经为老百姓步行到天坛祈雨的皇帝再也没有了。后世有人评论说这个皇帝昏庸怠惰,也许说的严重,也许只不过是平淡无奇,总之他也不能穿越四百年的岁月出来辩驳,那背后的无奈或者种种,恐怕也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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