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货币是银钱，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其物质形态分别是银锭和铜钱。作为一般等价物，银和钱在商品交换中具有同等的地位。
为了理顺银、钱之间的比价，清朝政府将二者比价固定为1两白银兑换1000文铜钱。然而在清朝初期，一直有银贱铜贵的记载。康熙五十七年“户部等衙门会议:鼓铸制钱，全赖铜斤……铜价日贵”。— 《清国史》
清朝铜钱
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很容易想到是因为铜料的匮乏，造成鼓铸量下降，导致铜钱短缺，因而出现铜贵现象。而铸钱原料的减少实源于铜矿产量不足而导致的铜价上涨。既然产量低，那么加大开采不就是了吗？清朝统治者确实也是这样想的。
01
清朝铜禁的背景
清初的矿政政策一直是保守落后的。清政府统治中国二百多年，因为害怕矿丁易集难散，到时会聚众作乱，常常把矿山封禁起来，不放人民开挖。康熙中期的广东巡抚萧永藻曾疏言:“开山发矿，多人群聚，良荞淆杂，臣通伤严禁。”后来为云南滇铜开发作出巨大贡献的
蔡毓荣也曾以“疏论铜塘封禁山不宜开采”而“为民所颂”。 但是为了解决因铜荒而导致的钱贵问题，清廷也曾经放松对铜矿开采的限制，力图通过开源即提高铜矿产量来缓解铜荒问题。云南驻军所需兵铜较多，如从中央或他省调拨，则因云南山路崎岖、马匹稀少，从外地运送制钱非常困难，不能按时接济。因此，早在康熙二年五月即下令云南开局铸钱。清朝对铜矿实行“每十分抽税二分”的政策，政府另有百分之二十的矿税收入，此为一石数鸟的良策，一时“滇中之利，莫大于铜”，云南铜矿开采出现了兴旺的景象。
然而到了康熙四十四年，云南的铜矿业受到了重大打击。云贵总督贝和诺题定新法，官府在铜厂就地抽税，尽管税率仍为20%，但剩下的80%要归官府低价收买，这些称为官铜。贝和诺还将官铜运到省城官铜店出卖，作价每百斤九两二钱，以谋暴利。而民间有私相买卖者，谓之私铜，一经查获，将铜入官，复坐以罚。此法一出，矿民或消极抵抗，拖欠官铜，或冒死私卖，或逃亡他乡。
刚刚发展起来的云南铜矿业因此迅速走向衰落。
不让开采，其实也可以进口，但是进口也出了问题。在康熙二十二年开放海禁之后，铸币用铜大部分取之于外洋，并且几乎全部都来自日本 。这是由于日本铜价格低廉稳定，品质优良，大量输往中国和荷兰。从17世纪初开始，日本幕府开始实行锁国政策。1633年2月，幕府政府颁布了十七条《锁国令》，严禁日本船只驶往外国，日本人不许出国，如有偷渡者，应处死罪等。康熙五十年以后，日本屡次限制清舶入港，使从日本输入中国的铜料逐渐减少。
总的说来，国内产量的不足和进口铜料的减少则是造成国内铜价上涨的直接原因。
02
解决铜荒不得已采取铜禁的政策，后又因为铜产量上升解除铜禁
官铜政策的实施导致国内铜矿生产的衰落，使清政府通过开矿缓解铜荒的努力付之东流。开源既已受挫，节流就成为清政府解决铜荒乃至钱贵银贱问题的唯一选择，严禁私销私铸是节流的主要手段。在这种背景下，清廷出台了铜禁政策。
清朝青铜器
其实顺治皇帝就有过禁止民间使用铜器的想法，因遭到洪承畴等大臣的反对而未能实行。到了雍正时期，铜禁政策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史料称铜禁之严。雍正四年，雍正皇帝又发布下谕，规定铸造器皿，除红铜、白铜不禁，其黄铜除乐器、军器、天平、祛码、默子不禁外，其余一应器皿，无论大小、轻重，皆不许仍用黄铜制造。而且，卖人照违例造禁物治罪，买用人照不应例治罪，当地官员还要负有失察之责。铜为百姓器用所必需，实行铜禁政策给百姓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因此，铜禁政策从其出台之日起即受到一些人的质疑。
到了乾隆初年，有了关于是否还要继续坚持铜禁政策的讨论，而这主要是源于雍乾时期滇铜的兴旺与铜荒的缓解。积极矿业政策实施的结果就是云南铜矿产量的大幅上升。雍正元年听商民采买铜斤之后，滇铜产量就在稳步上升。
乾隆五年的以后，滇铜年产量基本上稳定在千万斤以上。
清朝云南铜矿使用的老铜筛
这场讨论的最终结果，从康熙以来开始推选的、雍正时期登峰造极的铜禁政策在乾隆十三年以后被完全废止。 由于国内铜矿的大量开采和铜产量的增加，使得清廷有了充足的铜料用于铸币，铜禁政策对于铸钱的作用已经毫无意义，相反铜禁对于民间生活带来的不便甚至弊端便逐渐浮出水面，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整个乾隆时期，清廷铸钱量较此前大增，铜料易得也使得私销现象渐渐消失。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铜禁政策解除之后，在乾隆一朝的大部分时间里，银钱比价并没有如统治者期望的那样回归到1:1000的官方定价，而是继续长期徘徊在1:800-900的水平。到了乾隆后期，钱法大坏，银钱比价逐渐突破1:1000，达到1:1500，个别地方甚至达到1:2400。尽管在嘉庆后期曾有小幅反弹，但钱价下跌的总体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低于官方比价的钱价再也不会出现了。尤其在乾嘉之际五十六年到嘉庆初，钱价呈现一种崩溃之势。
03
清朝货币政策的思考
（1）1 :1000可能是一个不合理的银钱比价
雍正时期极端铜禁政策的出台和乾隆初解除铜禁政策，其实是清廷的落后的货币政策的一个缩影。乾隆皇帝在解除铜禁政策之后，为了维持一比一千的钱价，一直加大铸钱量。而制钱材质中铜的成分的降低，对地方钱局管理的失控，又为以后私铸的猖撅埋下了伏笔。正是清廷加大铸钱量和私铸的猖撅，才造成了乾嘉之际银钱比价的崩溃。 本来1:1000的银钱比价就是主观性很强的政策，并没有客观的经济环境作支撑，其合理性值得怀疑;清廷正是因为追求一个主观性很强的并非合理的比价而导致了决策失误，进而影响了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2）重钱轻银是清朝货币政策的盲点
银钱比价取决于市场上流通的铜钱与白银之间的数量对比。要维持一个确定的银钱比价必需对市场上流通的制钱和白银给予同等的关注。但清廷一直强调对钱价的关注，清廷所采取的种种措施都是如何控制铜钱。如单位制钱的材质和重量的变化、铸量的增减、对私销和私铸的控制等等。而对市场上流通的白银却始终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这种货币指导思想造成了清廷重钱轻银的货币政策，而这恰恰是清廷货币政策中不应出现的盲点和失误。
由于清廷对白银这种货币形态的忽视，政府对市场上流通的白银在成色、重量等方面均没有强制规范，使这种落后性显得更加明显。这种落后性主要体现在：种类繁多，全国各地各种银两的名称不同，成色不一，平祛不一，每次交易都要称重量、看成色后再折算，手续非常繁琐。可见，清廷虽强调对铜钱的管理和控制，但却对市场上流通的白银视而不见，放任自流，这样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只能是失控和无效的。
结语
其实，清朝实行铜禁和解除铜禁，确实对货币管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乾隆后期钱价崩溃与开放铜禁有某种内在关联，但并非是导致钱法大坏的根本原因。铜产量的大增，铜价逐渐下降，这既为清廷维持1:1000的官定银钱比价提高了条件，但是一味维持1:1000的银钱比价也使得民间私铸行为更加猖撅。
与此同时，由于错误的货币思想的指导，清廷对影响银钱比价的白银从来就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对白银没有如何监控和管理措施，更没有意识到乾嘉之际国内白银已悄悄流失的危局，结果市场上形成钱多银少的局面，最终导致了乾嘉之际钱价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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