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年，我们睡在老宅
在我小时候，我们家有个传统，新年除夕夜那天，家里所有人都要回老宅住下，一直住到初七。我奶奶膝下有六个子女，分支散叶下去，家里人口众多。奶奶最大的儿子——我的大伯父，他们夫妻两人住在老宅，其余人都住城里。过年回老宅是历年的规矩，哪家屋里有人没回，便会落下话柄。小地方的大家庭，虽算不上家规森严，不至于有罚跪祠堂那一套，但讲究很多，大家都自觉遵守。
老宅很大，重建前有六七间客房，或者更多，我记不清了。好几间客房都有两张床，即使这样，新年那几天我们还是只能拼床睡，人实在是多，还有人睡沙发。那时老宅的床，是民国时期那种带床架和床幔的雕花木床，没有席梦思，床板上铺着好几层棉絮。我跟妈妈一起睡，床头紧靠着一张老榆木的梳妆台，上面放着我叠得整整齐齐的新衣服，那是大年初一早上醒来要穿的。里里外外，从头到脚都是新的，这是新年于我而言最重要的事。
2. 除夕夜与小兔灯
白天是怎么过的我记不清了，我对夜晚发生的事印象比较深刻。和全国人民一样，除夕的年夜饭尤为重要。我们饭前得先祭拜祖先，还要燃放鞭炮，专买那种最响的鞭炮。点燃引线由青壮年男子来负责，妇女和小孩们纷纷捂紧耳朵，当鞭炮在老宅门前噼里啪啦炸开纸花雨时，就可以上桌吃饭了。因为人多坐不下，我们小孩子吃饭上不了桌，端个小板凳，盛点饭菜在旁边吃，有一些菜根本吃不着。
我的家庭特别讲究“尊老”，但并不在意“爱幼”。幼童不是特殊的，老人才是特殊的。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我，与大部分同龄人有很明显的区别：同屋有长辈站着，我绝不坐着；同桌长辈没动筷子，我绝不先动筷子；同行长辈手中拎着东西，我一定抢来自己拎着。任凭性格再独断专行的人，都很难摆脱家庭氛围对她的影响，而这个影响也确实为我带来许多好处。我从未遭遇过婆媳矛盾，中老年人都喜欢我。
至于压岁钱，我对它没有任何期待，历年的压岁钱都上交给了父母。我自己也认为这钱理应还给父母，因为我收到的钱他们都得还出去。但我有时会藏私房钱。奶奶会反复给我好几次压岁钱，本来发完了一次，过一会又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别的孩子看不见的地方，从兜里摸两百来塞给我，隔一会再遇见又摸一百，嘴里还叮嘱：“别说！别说！” 我当然不会说了。
老宅虽然通电，但至今仍使用炭火盆取暖。夹炭的火钳仿佛很神圣，小孩子是不许玩的，这导致逆反心重的我对它充满向往。后来当我长大一些，争取到使用火钳的权利时，我才发现那并不是什么好差事，我得拿个空盆走很久的路到老宅最深处的院子尽头取煤炭，再用火钳将炭块码在火盆上点燃，要是遇到哪块炭质量不那么好，就会冒出呛人的浓烟。很快我就放弃行使这个权利了。火盆四周常常都会烤着几个红豆腊肉粽，红豆与腊肉做粽子，好像只是我家乡的做法，别的地方吃不到。将粽子偎放在火盆边，烤到几个面的粽叶微微焦黑就可以吃了，口感像油炸过，喷香酥脆。所以我长大之后，很少吃蒸熟的粽子，那种粽子对我来说没有灵魂。
除夕夜晚的活动无非也就是看春晚与放烟花。我对放烟花这事没有感觉，但乐于参与购买。长长的老街，夜里灯火通明，街道两侧排满贩卖烟花爆竹的花花绿绿的摊位，晚饭后大人们便会带着自家小孩去摊前挑选烟花。
有一年街上卖一种小兔灯，我没有看见，我爸很狡猾，买了两盏给我和哥哥，声称是他自己做的，我深信不疑。小兔灯是竹条编成的，糊上油纸，中间点着小小的蜡烛，照得小兔子通体发亮。兔身下有四个轮，用绳子拖着走，像牵了只会发光的小兔子。这是我记忆中收到过的唯一的礼物，至今仍念念不忘。那一夜，我和哥哥在昏暗狭长的屋檐下拖着小兔灯跑，每当回忆起这一幕，我总觉得自己闻到了烟花燃烬的味道。
后来我是怎么知道那个小兔灯不是爸亲手做的了呢？那时我已经读高中了。一天夜里宿舍熄灯之后同学们开始聊天，临近寒假，自然就聊到了过年。我绘声绘色地向大家描述起爸给我做的小兔灯，得意极了。一个同学打断我说：“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小兔灯，街上就有卖的啊！”另一个同学雪上加霜说：“我有两个，也是买的。”
3. 坟前的山脉
大年初一，老宅的早饭是面条和汤圆，每年如此。我娘做的面条很好吃（娘，是我家对伯母的称呼），她头天夜里会提前炒好肉臊子，这是这碗面的精华，必不可少的还有她用面汤烫熟的绿油油的豌豆颠，以及自制的辣椒油和猪油。这是我小时候唯一吃的面条，别人做的一概不吃。有时就算不过年，我回老宅都总要馋上这口面。
初二或初三，全家人会一起去上坟。爷爷葬在附近一座茶山上，后来哥哥也葬在了他身边。早几年每次上坟得借一辆小巴车，所有人一同乘车上山。车停在半山腰的一户农家的院子里，我们再步行上山。2013年的新年，我们去上坟，一场寒雨后，我站在爷爷坟前往外看，远方山脉层层叠叠的轮廓被雾气勾勒成了一副水墨画，家乡不经意的美，总会在多年后从最深远的记忆中被翻出来。
摄于2013年新年
如今老宅已重建成了楼房，屋中央开了个院子，院里种了一棵枝繁叶茂的桂花树，树干粗壮，枝叶伸进了二楼的阳台，每年秋天，整个院子都弥漫着桂花香。有一年我想收点桂花泡蜂蜜，我娘在二楼阳台用竹竿将桂花打落，一粒粒收起来洗净晒干，装了满满一包让我妈带到重庆给我。
自从私家车开始流行，每家人都有了车，过年就不用睡在老宅了。夜里每家各自回城，第二天一大早再返回。初一吃面的习惯始终没变，所以清晨得起个大早，梳洗完毕，饿着肚子从城里赶往老宅，快到时便电话打过去：“娘，我马上快到了！可以下面了！多放点肉臊子！”
4. 漫长的叛逆期
现在我们能用手机做很多事，可过去有那么一段尴尬的日子，网络世界已然向青少年敞开了大门，但你需要台式机和网线。老宅至今仍未连上网络，手机信号也不好，可想而知当时的它令家中少年们多么坐立难安。每个小孩都想赶快回城，回到现代文明世界中，玩玩电话，发发短信。可是没有人考虑小孩的诉求，在我的家庭，孩子被要求绝对地服从，提出异议就是犯错。我们要陪同大人完成这“团圆”的仪式。
人生中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想回到老宅。幼童人格中喜恶的存在并不明显，只知道新衣放在床头梳妆台上，就有期盼和愉快。当我成长为一个性情明确的孩子时，开始对家庭中形式化的礼节和要求绝对服从的家长制感到十分厌恶。而老宅，就是传承这一切的根据地。
家中其它孩子在度过叛逆期后逐渐融合于家庭氛围，成为与这个家中所有人一样懂得妥协、开朗外向、善于交际的人。除了我。很长时间我都觉得自己与这个家庭格格不入，有着巨大的隔阂。亲人们开玩笑的称我为“异类”，我的叛逆期实在太长了。
5. 它颤颤巍巍，但终究没有塌下来
2008年地震，第二天我便从重庆赶回了家乡。城里大部分人都没有去处，有家回不得，只能露天徘徊。老宅虽然年代久远，但却在地震中幸免于难，在那个艰难时刻，它又将全家人凝聚在一起。
整座城市都断了水电气，但老宅本来就是火灶，不受影响。到了饭点，饭桌抬出门摆在屋外，菜满满当当两桌，街上都是老邻居，有人没饭吃就分给他碗筷，不分彼此。五月的天，气温反常骤降，我们燃起火盆取暖，点起以往就常用的烛台照明。老宅保留的这些早已被时代淘汰的旧习惯，在灾难面前发挥着巨大作用。
摄于2008年5月13日
无论形势多么严峻，长辈们还是决定留在老宅为奶奶守灵三天，按规矩得守够七天，三天已是妥协之举。夜晚，成年男子在棺前搭起的木板上守灵，妇女儿童睡在车里。
我坐在车里的驾驶位，双腿穿过方向盘悬挂着，大概是因为一天一夜没合眼，竟然这样睡着了。清晨，被人们的叫嚷声惊醒，人群一边奔跑一边哭喊：“水库裂口了，洪水马上就要来了，快逃命啊！”车里除了我没有别人，妈妈和嫂子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那是我一生最恐惧的时刻，但我流不出泪来，望着方向盘一动不动。立刻发动汽车逃命或许还来得及，但我只想留在老宅跟亲人在一起。
洪水当然没有下来，那只是个令人闻风丧胆的谣言。三天守灵结束，我们在火葬场排了很久的队，傻傻等待告别仪式的我被告知火化已完成，在茫然错愕中便随着全家离开逃往了别的城市。
那一年，老宅在持续不断的余震中颤颤巍巍，但终究没有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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