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即将是陈子丰在北大燕园学习的第九个年头，也将是最后一年。在求学路上，她一直希望将阅历的扩充和学识的增长结合，期待能够成为有机地存在于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从本科到直博，一路走来，她从质朴的坚信到经过打磨的反思，看到过文字未能覆盖的真实与痛苦，经历过对自我与外物的几番怀疑，但在此刻，仍然对更好的未来怀有期待，并志愿承担学者对于未来的责任。
尝试——冰与火之歌
大学四年，陈子丰修了社会学双学位，做过校学生会国交部代部长，主持过模联，带过两次“一二·九”合唱比赛，参加过“十佳歌手大赛”、音乐剧表演和散打社训练，大三时又到香港交换，大四通过了直博考试之后，找实习，做NGO，进博物馆上班……
就四年时间而言，这份履历不可谓不丰富。然而她说：“我没有经验，都是很惨的教训”。对于刚刚进入大学校园不久的学弟学妹，她想分享的不是如何把履历像徽章一样挂满前胸，而是在有限的时间、体力、精力下她曾经如何取舍，现在又如何看待这些取舍。
尽管和很多人一样，填报高考志愿时陈子丰以为中文系等于文学系，但本科前两年，她没有匆匆给自己确定方向，而是抱着 “语言、文学、文献都尽可能地学一学”的想法，她不希望自己错失了了解它们的机会，不愿草率地选择一条路，斩断另一条路。“尽管，这样的结果就是你会很累。”她开玩笑称：“我在本科的时候是以‘刷夜小天后’闻名于世的。”当时的宿舍楼里没有自习室，为了避免打扰室友，她待过学校附近一切通宵营业的地方，包括酒吧，周围劲歌热舞，而她在疯狂码字。
在这些奇异的学习环境中，她感觉到了文字背后生活的温度和重量，像她在中文系本科生毕业典礼上发言时说的：“在中文系，我们学会了尊重文字、爱文字：尊重坐秋窗对风雨提着毛笔、或是在屏幕嗡嗡作响的荧光前敲着键盘写下它们那凝重的时刻；爱它们的昨日今朝，爱这些严肃古板、活泼脱线背后深藏的柔情蜜意或是痛彻心扉，爱它们透过纸背直达肺腑的活生生的温度。”周围的一切存在：酒吧里搭讪的男青年、餐厅里守夜的保洁员、肯教里无家可归或者精神失常，在半夜放声大哭的人……都在提醒她，文字就是从他们的生活里诞生的。“后来，附近的酒吧餐厅一个个都黄了”，她回想着，“我就骑车跑到更远的五道口，在这期间被抢劫过一次，但是他未遂，被我扯自行车锁打跑了。又有一次手机被偷了，还有种种悲惨的经历……“当然也没有多了不起，但应对过它们后，我无论遇到什么问题，第一反应都不会是害怕了。”
与本科毕业后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同学专注对口实习不同，陈子丰在大四上学期通过保研考试，已经确定了下一阶段的道路。这时她开始疯狂地寻找多种跟学术没有直接关系的实习。她当过博物馆的资料员、夜校的老师、支教组织的数据小工……“虽然现在觉得挺可笑的，但当时的感觉是我好像这一辈子就要跟文字打交道了，我还是应该有一个更丰富的人生经验……这种经历真的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而且我会更加确信我做出一个选择不是因为我不够了解其他的选择。而是我真的比较喜欢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对我更有意义。”
回顾种种，陈子丰有辛酸，有收获，亦有遗憾。第一层遗憾用她自己的话说：“只是掌握了一些技能，但是我没有爱好。”大一大二的时候她参加了很多社团和工作，不断尝试，不断告诉自己应该探索新的领域。然而“高考狗思维的余毒让我沉浸在背诵和刷题中，这不仅不是做学术，还很浪费时间。”于是，一旦她担心“没有用的”课余活动会影响到学习，就选择了放弃。如果有机会，她希望能够有机会非功利地深度参与某一个社团，在里面得到参与感和浸润感，与一群人因为“爱好”联系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件事，体验到同舟共济的“燃”。而第二层遗憾则是长年熬夜使她的身体机能一度受到影响。现在，在有计划的训练之下她的体质和体能都在恢复，她也明白：“人生的征途很长，聪明的战士不应该在第一次冲锋就把子弹打光。”
在陈子丰看来，探索是人生的常态，学者不应该只会学习。
实践——中文人的广度和温度
在学术研究中，陈子丰始终将眼光聚焦于意识形态、观念和文化，而不只是纯粹的文学和美学，她将研究视为一种实践，也希望研究能“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出于这个原因，她在本科阶段修读了社会学双学位。在她看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中文学科训练是很好的补充。其实很多思想家，如福柯、阿甘本、拉康等早已同时被文学和社会学科关注，但侧重点不同。社会学更强调理论的现实联系、对权力结构的揭示、对社会现实和社会想象的描述。此外，尽管社会科学的一些调查抽样、定量分析的方法，其科学主义的弊端已经广为人知，但它们时常仍然是称手的工具。面对一个现象，如果只靠肉眼观察，很多深层次的关联和规律都不能发现或者确定存在。因此，做人文研究也可以活用定量方法。
陈子丰对女性问题的看法，同样流露出她对于总体意识形态的关注。她表示自己在实践上是个女性主义者，但不以女性主义理论为主要“抓手”。她希望找到一种理论话语或者分析框架，既能穿透性别秩序，也能分析阶级、种族等。她更愿意相信这种理论，因为它能够找到看似无关甚至相互冲突的问题的内在关联，并且抵达这些问题的深层根源。基于此，她更倾向于在今天把关于女性的问题放到整个社会的框架，而不仅是身体、性、感情、家庭关系当中思考，尤其是希望关注女性的社会教育、就业保障、经济收入等。“就像老舍说的，‘人活着就是要吃饭，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如果被剥夺了收入，很多其他方面都没底气谈了。”关于女性主义，还是有很多更广阔的领域可以关注。
反思——清醒，痛苦与坚守
谈到大学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反思”。
在陈子丰看来，大一大二是一个累积知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明辨是非的能力正在逐渐形成，她认为可以不用太在意学到的观点的对错，尽可能的广泛涉猎不同观点。这个阶段之后，反思就变得格外重要。大三分专业后到研究生、博士深造阶段，如果想要更加独立地走学术道路，她相信反思的能力是必备的。学术之路初看是一条大河，无论是选择哪个方向，深入之后都会发现“流派的区分就在眼前展现出来了，我们迟早要选择跟随、背离或者融合，这个时候必须进行庄重的独立思考，依靠对各种观点差异的反思判断我们相信什么，选择什么”。
刚刚进入大学学习的时候，她反复对高中时惯有的思维方式反思：原来不是学到的知识越多、越成体系越好，封闭的体系对于学术来说经常是陷阱。大学课堂和高中课堂非常不同：在大学课堂上，老师教授的不再是普遍性的真理，更多的是具有开放性的、有探讨空间的知识；老师经常会把自己的观点和其它多种观点都展现出来，并不表现出明显的好恶，以鼓励学生独立判断和思考——为什么A和B说的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但是他们实际上是矛盾的。要决定采纳哪个观点，就需要不断的反刍和反思之前学的东西——相信A与相信B相比有什么区别？A和B是不是还有什么潜台词？以之前我的知识和经验更接受哪一种？如果之前接受了A，以我新掌握的知识重新审视后，对于A的信仰是否被推翻了？当然，我也可以觉得它们都很片面，有更好的解释。
她谈到自己在反思性学习时的一些例子：“例如研究鲁迅，首先要对他的观点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有时候杂文中的只言片语看上去激进，甚至怪异。这时你可以找找看这篇文章的事件背景，在这个语境中你对他的观点是不是会有变化。有时候他是在对话、辩论，但论敌的声音已经湮没了，找到他当时对话的对象、语境，可以更透彻地理解他持这种观点的原因。又如今天很多同学完全不能接受福柯，认为福柯说的东西是离生活很远的，很空泛玄虚的一个想象。那么我会反思，当你评判某个人某种描述离生活很远的时候，是否可以想想他是不是只是离你的生活很远，毕竟每个人的经历的范围都是有限的。更有甚者，他是不是说的就是你的生活，而你先入为主的一些观念阻止你看到这一点？”此外，不盲信权威是她的切身体会，求学的最初阶段大家都会觉得闪光的名字说出来的每句话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如果真的进行思考，会发现他们之间常常是存在矛盾和争议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他们还是你，都没有默认的正义性。”
这样的反思，远远不止于学术研究的层面，陈子丰将这种批判与省视的目光投向了她自己的内心。剖析别人，剖析作品需要技巧，而审视自己需要勇气。八年多大学时光，焦虑的体验于她并不陌生。曾经，由于成长过程中父母严格要求，让她永远把解决问题放在第一位，焦虑、沮丧、困惑成为她刻意忽视的主观体验。然而坚持完成一项项不易为，有时也不愿为的工作的同时，她的内心仍然难以克制对事情的意义和休止时刻的反复质问。直到经历过几次内在的崩溃后，在不断地反思中，学会了在“通常”、“必须”、“很难”、“值得”、“不值得”的废墟堆里挖出那个致命问题“那我活着为了什么？”每个人的答案当然都不一样，重要的是关注自己的情绪，正视问题， 个人平凡生活“意义”也许很快会找到落脚点。
她以一种理性的目光审视中文系对自己的影响。某次发言中她提到，“‘思远忘近，背故向新’是头脑的本能，很多学过的知识都难以再回升，而什么是不可剥夺的？是在中文系这三年、四年、五年之中我们的‘自我’的形塑。在人生中最关键的年纪，如同陶器的收口，兵器的淬火，我们成为了都印着‘北大中文出品’底款，却每一个都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她认为中文系赋予她最宝贵的财富是对于这个世界敏锐的感知力，无论是用于迅速在生活中发现美、发现诗意，还是发现问题。
在有关现实世界的思考上，陈子丰坦言自己仍然没有从一个“愤世嫉俗”的状态中走出来。越是相信学术研究有“无用之大用”，越不甘于这种“用”的踪迹渺然。她也意识到，超越“愤世嫉俗”的阶段，抵达所谓的“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才是最关键的。这种意识的重要性在今天非常迫切地显露出来。尽管，她依旧迷惑：“泛泛地说，很多人想着真善美，世界当然会更美好，这就是大用，但我仍然看不到我能体现在最切近的日常生活的用在哪里。”
或许这就是成长必然带来的茫然与痛苦。15年本科毕业时，她分享：“在中文系，盲信的人学会了像后现代主义者一样怀疑。怀疑天经地义、怀疑黑白分明、怀疑约定俗成，怀疑被书写下来的一切……我想起我的起点，导师陈晓明老师课上‘解构一切也解构我’的德里达，和保罗·策兰的‘灰烬，灰烬，灰烬’。”
但有些东西仍然是值得相信的，在15年她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对于一个年轻的学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答案仍将变化，减少、扩充。但她说：“没关系，我觉得恍然大悟中得到的‘原来真的有’比失去的天经地义的‘人们都说有’宝贵得多。”
谈及在北大多年的学习生活中自己的变化，她觉得这是近似于“成为另外一个人”的过程，也许不是better self，但是她确信自己从内到外都不一样了。“我感觉20来岁可能是每个人变化最大的时候，无论是世界观还是能力，都是一个可以重塑的过程。在这个阶段里，你待在哪里可能还是挺重要的，从外界吸收哪一部分也挺重要的，北大这么大，你可以尽量自己选择去接触它的哪一部分，然后让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每个人对于北大，对于在其中的这一段经历的感情都很复杂，但是她知道，如果她没有在这，她不能够确定自己是否会成为今天的自己。在不断的自我反思、自我重构中，陈子丰的认识和目标一直在变化。始终不变的，是她入学之初就拥有的一颗热爱人生，热爱世界的真心。
来源：北大中文人 采访：中文系学生会学术部 刘雨佳
撰稿：中文系学生会学术部 杨闰涵 审核：中文系学生会学术部 王睿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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