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统一后不久，秦始皇就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对于秦始皇的这一举动，历来研究者多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其理由是匈奴对秦王朝构成了重大威胁。如张维华在《中国长城建置考》中所言：“秦建都咸阳，北去匈奴所居河南之地不远，一旦有警，不数日，咸阳即直接受其威胁。始皇欲解除其后顾之忧，必使匈奴北退而后可，不然，则始终不能安枕也。”那么匈奴是否对秦朝构成了巨大威胁呢。
匈奴兴起于战国时期，是纯粹的游牧民族。在国以前，匈奴与中原政权之间间隔着义渠、大荔、乌氏、朐衍、林胡、楼烦、东胡、山戎等部落。这些部落有的处于混合经济阶段，过着定居的生活，有的处于混合经济向游牧经济的过渡阶段。秦攻打和征服的戎狄多是已经过定居生活的部落或国家。春秋时期秦穆公用由余伐戎王得“益国十二”，地广千里，称霸西戎 。
进入战国“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 ，到秦惠文王时伐义渠戎曾得其二十五城 ，这都说明当时的西戎拥有固定的城池，过着定居生活。他们“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彼此独立，力量分散，在春秋战国之际农耕生产方式扩张的浪潮中，被中原政权不断征服、蚕食，或融合于农耕民族的队伍，或继续向北加入游牧民族的行列。
在这个过程中，匈奴族也不断联合、征服周边的弱小部落，并逐渐统一了蒙古高原。战国末期和秦朝时期，匈奴的首领是匈奴历史上第一个单于头曼。匈奴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自淳维以致于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离。” 仍处于一个聚合离散、时大时小的部落联盟发展阶段，尚未形成完善的国家政权体系。这时匈奴族的力量尚显薄弱，不足以构成对秦政权的重大威胁。秦与匈奴的直接对立，是在秦昭王打败义渠戎设置陇西、北地、上郡，修筑长城之后。
从战国后期匈奴与中原国家的争战记录看，匈奴尚不具备与中原国家抗衡的实力。赵国的李牧与匈奴交战，是在赵国经历长平之战，精锐军队尽数被秦消灭之后。当时赵国时刻面临秦的攻击，随时有亡国之虞，主力部队应该在与秦军周旋。在这种情况下，李牧还能“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匈奴的力量是相当有限的。匈奴与秦国的直接冲突，是在秦惠文王后七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国军队联合攻秦，为了壮大力量，还把匈奴拉入战争，但还是以完败收场。
战国七雄中的五国与匈奴联手，尚且不是秦国的对手，况且只有一个匈奴，哪里能够构成对秦国的致命威胁呢？尽管后来匈奴的力量大大增强，但统一后的秦朝实力与战国时期的秦国实力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对于当时的匈奴来说，主要的对手不是秦朝，而是另外两个少数民族联盟东胡与月氏。当时在驰骋于长城以北草原地区的众多游牧部落中，东胡、月氏、匈奴三个民族最为强大。东胡活动于匈奴东部地区，早期活动范围“约在今内蒙古东部老哈河上游东南至辽宁大小凌河流域，即包括今赤峰市、朝阳市、锦州市及其周围的大片地区”
战国时期，燕国与东胡展开争夺战，秦开曾大败东胡，东胡退回东北地区。到战国末年秦朝时期，东胡重新强盛起来，成为匈奴东部的一个强大部落。从冒顿单于初即位时，东胡先向匈奴索要千里马，接着向莫顿单于索要心爱的阏氏，又向匈奴索要千里土地的举动看，当时东胡的力量应该强于匈奴或至少不在匈奴之下。月氏在匈奴的西方，自春秋以来就活动于河套黄河以西至阿尔泰山、敦煌间的广大地区。秦朝时期，月氏的力量也十分强大，一度成为匈奴的劲敌。头曼单于曾遣太子莫顿到月氏作人质，就说明在当时月氏的力量或与匈奴相敌，或者强于匈奴。
因为在古代，只有两个力量相当的国家，为防止对方的侵伐，才互派国王之子或贵臣到对方为质。或者弱国怕强国的攻击，被迫遣国王之子或贵臣为质。一般来说，派太子作人质的，往往是弱小的一方。根据以上情况分析，《史记·匈奴列传》所记载的秦朝时期“东胡强而月氏盛”的情况，应该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的。匈奴受到东胡与月氏东西两个方面的钳制，其首要目标必然是剪除这两个劲敌的威胁，否则就不可能谈到威胁秦朝的问题。
从匈奴以后的发展来看，他们也是在击溃了东胡与月氏势力后，才与中原王朝产生直接对立的。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匈奴对秦朝已经构成实质威胁的记载。至于对匈奴骑兵可能对关中地区奔袭的忧虑，则最早产生于汉高祖平城之役失败时。刘敬与匈奴结和亲之约回来后，向刘邦提出的移豪民充实关中的建议的理由是，“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
当时，匈奴冒顿单于已经征服了东胡和月氏，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帝国，并打败了高祖刘邦的大军，而关中地区刚刚经历了灭秦之战与项羽的焚烧破坏，十分空虚贫弱，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对匈奴奔袭首都地区的恐惧，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把汉初的情况移植到秦始皇时期，则不符合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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