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統一後不久，秦始皇就派蒙恬率三十萬大軍北擊匈奴。對於秦始皇的這一舉動，歷來研究者多持肯定和讚賞的態度。其理由是匈奴對秦王朝構成了重大威脅。如張維華在《中國長城建置考》中所言：“秦建都咸陽，北去匈奴所居河南之地不遠，一旦有警，不數日，咸陽即直接受其威脅。始皇欲解除其後顧之憂，必使匈奴北退而後可，不然，則始終不能安枕也。”那麼匈奴是否對秦朝構成了巨大威脅呢。
匈奴興起於戰國時期，是純粹的遊牧民族。在國以前，匈奴與中原政權之間間隔著義渠、大荔、烏氏、朐衍、林胡、樓煩、東胡、山戎等部落。這些部落有的處於混合經濟階段，過著定居的生活，有的處於混合經濟向遊牧經濟的過渡階段。秦攻打和征服的戎狄多是已經過定居生活的部落或國家。春秋時期秦穆公用由余伐戎王得“益國十二”，地廣千里，稱霸西戎 。
進入戰國“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 ，到秦惠文王時伐義渠戎曾得其二十五城 ，這都說明當時的西戎擁有固定的城池，過著定居生活。他們“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 。彼此獨立，力量分散，在春秋戰國之際農耕生產方式擴張的浪潮中，被中原政權不斷征服、蠶食，或融合於農耕民族的隊伍，或繼續向北加入遊牧民族的行列。
在這個過程中，匈奴族也不斷聯合、征服周邊的弱小部落，並逐漸統一了蒙古高原。戰國末期和秦朝時期，匈奴的首領是匈奴歷史上第一個單于頭曼。匈奴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自淳維以致於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離。” 仍處於一個聚合離散、時大時小的部落聯盟發展階段，尚未形成完善的國家政權體系。這時匈奴族的力量尚顯薄弱，不足以構成對秦政權的重大威脅。秦與匈奴的直接對立，是在秦昭王打敗義渠戎設置隴西、北地、上郡，修築長城之後。
從戰國後期匈奴與中原國家的爭戰記錄看，匈奴尚不具備與中原國家抗衡的實力。趙國的李牧與匈奴交戰，是在趙國經歷長平之戰，精銳軍隊盡數被秦消滅之後。當時趙國時刻面臨秦的攻擊，隨時有亡國之虞，主力部隊應該在與秦軍周旋。在這種情況下，李牧還能“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匈奴的力量是相當有限的。匈奴與秦國的直接衝突，是在秦惠文王后七年，“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國軍隊聯合攻秦，為了壯大力量，還把匈奴拉入戰爭，但還是以完敗收場。
戰國七雄中的五國與匈奴聯手，尚且不是秦國的對手，況且只有一個匈奴，哪裡能夠構成對秦國的致命威脅呢？儘管後來匈奴的力量大大增強，但統一後的秦朝實力與戰國時期的秦國實力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對於當時的匈奴來說，主要的對手不是秦朝，而是另外兩個少數民族聯盟東胡與月氏。當時在馳騁於長城以北草原地區的眾多遊牧部落中，東胡、月氏、匈奴三個民族最為強大。東胡活動於匈奴東部地區，早期活動範圍“約在今內蒙古東部老哈河上游東南至遼寧大小淩河流域，即包括今赤峰市、朝陽市、錦州市及其周圍的大片地區”
戰國時期，燕國與東胡展開爭奪戰，秦開曾大敗東胡，東胡退回東北地區。到戰國末年秦朝時期，東胡重新強盛起來，成為匈奴東部的一個強大部落。從冒頓單于初即位時，東胡先向匈奴索要千里馬，接著向莫頓單于索要心愛的閼氏，又向匈奴索要千里土地的舉動看，當時東胡的力量應該強於匈奴或至少不在匈奴之下。月氏在匈奴的西方，自春秋以來就活動於河套黃河以西至阿爾泰山、敦煌間的廣大地區。秦朝時期，月氏的力量也十分強大，一度成為匈奴的勁敵。頭曼單于曾遣太子莫頓到月氏作人質，就說明在當時月氏的力量或與匈奴相敵，或者強於匈奴。
因為在古代，只有兩個力量相當的國家，為防止對方的侵伐，才互派國王之子或貴臣到對方為質。或者弱國怕強國的攻擊，被迫遣國王之子或貴臣為質。一般來說，派太子作人質的，往往是弱小的一方。根據以上情況分析，《史記·匈奴列傳》所記載的秦朝時期“東胡強而月氏盛”的情況，應該是比較符合當時實際的。匈奴受到東胡與月氏東西兩個方面的鉗制，其首要目標必然是剪除這兩個勁敵的威脅，否則就不可能談到威脅秦朝的問題。
從匈奴以後的發展來看，他們也是在擊潰了東胡與月氏勢力後，才與中原王朝產生直接對立的。在司馬遷的《史記》中，我們看不到任何關於匈奴對秦朝已經構成實質威脅的記載。至於對匈奴騎兵可能對關中地區奔襲的憂慮，則最早產生於漢高祖平城之役失敗時。劉敬與匈奴結和親之約回來後，向劉邦提出的移豪民充實關中的建議的理由是，“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
當時，匈奴冒頓單于已經征服了東胡和月氏，建立了強大的匈奴帝國，並打敗了高祖劉邦的大軍，而關中地區剛剛經歷了滅秦之戰與項羽的焚燒破壞，十分空虛貧弱，在這種情況下，產生對匈奴奔襲首都地區的恐懼，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把漢初的情況移植到秦始皇時期，則不符合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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