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布楚條約》的重要意義以及如何劃定近代中國的第一條國界；“中國“就是歷史王朝的正式國號。

第一次雅克薩戰役後， 1686年1月30日，俄國政府任命費奧多爾·阿列克謝維奇·戈洛文為對華談判使團的全權大使。2月5日，他率領大批隨員和軍隊共近兩千人離開莫斯科東行，與中國談判邊界問題。同年11月10日，俄國的先遣使節文紐科夫、法沃羅夫到達北京，由大學士明珠等接待，為表示和平的誠意，清朝決定主動停戰並撤軍，雙方定於色稜額（今俄羅斯色楞格斯克）展開談判。撤軍令於12月到達前線，中俄雅克薩戰役結束。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三月，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都統公佟國綱、尚書阿喇尼、左都御史馬齊、護軍統領馬喇等率領由800名士兵組成的代表團前往於色稜額談判，傳教士葡萄牙人徐日升（Thomas Pereira）、法國人張誠（Jean Franucois Gerbillon）作為拉丁語翻譯隨行。

代表團於五月出發，行前康熙皇帝向他們交代了談判原則：“羅剎侵我邊境、交戰於黑龍、松花、呼馬爾諸江、據我屬所居尼布潮、雅克薩地方、收納我逃人根特木爾等、及我兵築城黑龍江、兩次進剿雅克薩、攻圍其城、此從事羅剎之原委也。其黑龍江之地、最為扼要……朕以為尼布潮（楚）、雅克薩、黑龍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屬之地

，不可少棄之於鄂（俄）羅斯” ，即整個黑龍江流域全部屬於中國，並索要逃往俄國的索倫部首領根特木爾等人。

代表團一行深入到喀爾喀蒙古後，恰逢準噶爾軍隊入侵，他們看到了沿途漫山遍野逃難的喀爾喀人，局勢因而變得極為緊張，代表團面臨著無可逆料的極大風險，康熙皇帝急命代表團迅速返回。

準噶爾軍隊在佔領喀爾喀全境後，又入侵了清朝境內，並宣稱與俄國結盟聯合進軍，清準戰爭成為中俄談判中的一大變數。

此時戈洛文又向喀爾喀施加軍事壓力，侵入其領土，清朝面臨著準俄聯手的兩線作戰，形勢開始變得對中方非常不利，並將嚴重影響中俄談判的走勢。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六月，清朝第二次派出了以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為首的代表團赴尼布楚談判，此次康熙皇帝鑑於嚴峻的形勢，為避免兩線作戰，修改了談判原則，做出了妥協，吩咐代表團“初議時，仍當以尼布潮為界。彼使者若懇求尼布潮，可即以額爾古納（河）為界”。

除了隨團的1400名士兵外，又調撥黑龍江兵1500人從水路前往尼布楚與代表團匯合。經過長達49天的行程，7月31日，中國代表團抵達尼布楚，與先期到達的黑龍江軍匯會，於城外紮營，而此時俄國代表還沒有到達。

據張誠觀察記錄：

木船因為欽差大臣來到，全部懸旗結綵致敬。靠近木船旁邊，還有另外一百艘中型船舶，有—千五百名士兵乘坐這些船來到此地，連同船上的水手，足有三千人；再加跟我們一齊到達的一千四百名士兵，大小官員，欽差大氏的親兵，他們的眾多家人，以及照管行李的差役，總數也許達九千至一萬人。駱駝數達三、四千，馬至少有一萬五千匹。索三老爺獨自一人就有三百頭駱駝，一千五百匹馬，還有一百個伺候他的家人。國舅不會少於三百匹馬，一百五十頭駱駝和八十名僕人。其他官員各按身份隨帶不同數量的人馬。我們瞭解到，尼布楚總督覺得驚愕，認為他們的行動似乎不是為了講和而是為了打仗。

經過漫長的等待與磋商，中俄雙方於8月22日舉行了第一次會談，在張誠眼中，戈洛文“衣著華麗，在金緞上衣外披一件同樣料子的大衣或斗篷，鑲著昂貴的貂皮，矮小肥胖，可是儀表很好，態度從容”。

雙方首席談判代表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戈洛文認為黑龍江流域“自古以來即為沙皇陛下所領有”，並且指責中國軍隊入侵俄國的領土，提議以黑龍江為兩國邊界；索額圖則認為黑龍江流域以及貝加爾湖所有土地都隸屬於中國皇帝，“鄂嫩、尼布楚皆為我茂明安等諸部落原來居住之地，雅克薩為我虞人（獵人）阿爾巴西等居住之地”，又是“我達斡爾總管倍勒兒故墟” ，他們一直向中國政府交稅，因此清方提議以勒拿河、貝加爾湖作為中俄國界。

雙方的要求差距極大，第一天會談沒有任何結果。第二天舉行二次會議，戈洛文仍然堅持以黑龍江劃界，見中國代表不能接受，就讓步提出以牛滿河（今俄羅斯境內的佈列亞河）為界，將黑龍江上游和中游的北岸劃歸俄國，也被中方代表拒絕。索額圖等誤以為俄國使團已經讓步，立即提出了以尼布楚為界的新方案，並表示可以將尼布楚讓給俄國，但仍然被俄方拒絕。

中國代表團認為談判已經破裂，決定返回。後經過徐日升、張誠長達十幾天的斡旋，以及俄國與奧斯曼土耳其的戰事不利，準噶爾汗國的興起威脅到了清朝的安全，雙方終於妥協，在9月7日簽訂條約，即史稱的《中俄尼布楚條約》。條約以拉丁、滿、俄三種文字書寫，拉丁文版為正本。

條約的核心內容是劃定兩國邊境：

中俄以格爾必齊河、外興安嶺為界，凡山南一帶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山北一帶之溪河，盡屬俄羅斯；以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河之南岸，屬於中國；河之北岸屬於俄羅斯。烏弟河與外興安嶺之間的土地待議。

俄方的記錄表明：

雙方繕就條約文本後，按照欽差大臣的願望，在離攔馬柵五十俄丈的地方搭了兩座全權大使的帳幕，以便舉行會議。有四百名火槍兵荷槍列隊帳前，由上校費奧多爾·斯克裡皮增和中校西多爾·施加蒂廖夫以及大尉等率領。為了安全起見，軍人暗中帶有手榴彈。

徐日升的日記：

既然兩份條約文本之間沒有歧異，雙方的使臣都按照同樣的程序在有著兩國皇帝名字的每一份條約文本上籤了字；那就是說，在我們的欽差大臣歷備就的條約文本上，他們先簽字，俄國人署名於其後；在俄國人備就的條約文本上，俄國人先簽字，我們的欽差大臣們署名於其後。

張誠日記：換文即畢，他們被此擁抱，喇叭、鑼鼓、風笛、長管齊鳴，樂聲大作。

在《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的41年前，1648年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不僅宣告歐洲三十年戰爭的結束，而且確立了國家主權至上的基本國際原則，現代國際法體系開始形成。

《中俄尼布楚條約》是清朝第一次用“中國”作為正式國名簽訂的國際條約，它也是在現代國際法框架下，中國有史以來簽訂的第一個國際條約，談判完全按雙方主權平等的方式進行，而不是按照中國傳統奉行的朝貢體系。

條約的訂立過程，包括條約的草擬、文本和條約的生效機制等，都遵守了西方的國際法規則。條約明確劃分了中俄兩國東段邊界，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段明確劃分的國界，它規定了整個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包括庫頁島在內的廣大地區都是中國的領土。

《尼布楚條約》以拉丁文、滿文和俄文為正式文本，當中拉丁文是基準。

滿文本中沒有使用大清國（Daicing gurun）一詞，而是使用漢語“中央之國”的直譯（Dulimbai gurun），正式文本則是拉丁文的Sinici Imperi，即中華帝國。條約（拉丁和滿文本）中還規定要使用拉丁文、俄文和“中文”（Dulimbai gurun i bithe）鐫刻界碑，翌年碑成，一面是拉丁文和俄文，另一面則有滿、漢、蒙三種文字。另外，清方所指的“中文”不是單一文字，而是包括了漢、滿、蒙三語的複數中文（Dulimbai gurun i bithe）。

因此《尼布楚條約》也是“中國”作為正式國號第一次出現在國際條約中。

在此還是要強調，“中國”至少從西漢開始，就是一個超越朝代（政權）的國號，而並非如現在流行的那樣，指的是中原地區或中原王朝：《史記·大宛列傳》，載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漢宣帝的詔書“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甚至連蒙古人元世祖忽必烈也自稱中國：“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

《中俄尼布楚條約》是以實力為基礎簽訂的條約，因此它才能有效地遏止了俄國向東方的侵略擴張，保障了中國東北邊境170年的安定和平，為後來清朝與準噶爾、回部、廓爾喀、大小金川等的一系列戰爭提供了穩定的後方保障，對於清朝的發展和繁榮，“康乾盛世”局面的出現，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中俄尼布楚條約》是不平等條約，因為清朝割讓了尼布楚地區給俄國。需要說明的是，尼布楚地區雖然以前是蒙古茂明安部落的遊牧地，但茂明安部落早在後金時期已經內遷歸附，離開了尼布楚，當時在尼布楚地區遊牧的是蒙古布里雅特部落，他們並不屬於清朝，清朝也從未對這一地區實行過有效統治，因而談不上是割讓，而且條約簽訂時，喀爾喀蒙古同樣不屬於清朝。

《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的最直接影響就是清朝可以立即集中力量對付正在迅速崛起的一股強大勢力——在遙遠的阿爾泰山、伊犁河谷，又一位“成吉思汗”、一顆草原霸主的新星，正在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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