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布楚条约》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划定近代中国的第一条国界；“中国“就是历史王朝的正式国号。

第一次雅克萨战役后， 1686年1月30日，俄国政府任命费奥多尔·阿列克谢维奇·戈洛文为对华谈判使团的全权大使。2月5日，他率领大批随员和军队共近两千人离开莫斯科东行，与中国谈判边界问题。同年11月10日，俄国的先遣使节文纽科夫、法沃罗夫到达北京，由大学士明珠等接待，为表示和平的诚意，清朝决定主动停战并撤军，双方定于色棱额（今俄罗斯色楞格斯克）展开谈判。撤军令于12月到达前线，中俄雅克萨战役结束。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三月，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佟国纲、尚书阿喇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等率领由800名士兵组成的代表团前往于色棱额谈判，传教士葡萄牙人徐日升（Thomas Pereira）、法国人张诚（Jean Franucois Gerbillon）作为拉丁语翻译随行。

代表团于五月出发，行前康熙皇帝向他们交代了谈判原则：“罗剎侵我边境、交战于黑龙、松花、呼马尔诸江、据我属所居尼布潮、雅克萨地方、收纳我逃人根特木尔等、及我兵筑城黑龙江、两次进剿雅克萨、攻围其城、此从事罗剎之原委也。其黑龙江之地、最为扼要……朕以为尼布潮（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

，不可少弃之于鄂（俄）罗斯” ，即整个黑龙江流域全部属于中国，并索要逃往俄国的索伦部首领根特木尔等人。

代表团一行深入到喀尔喀蒙古后，恰逢准噶尔军队入侵，他们看到了沿途漫山遍野逃难的喀尔喀人，局势因而变得极为紧张，代表团面临着无可逆料的极大风险，康熙皇帝急命代表团迅速返回。

准噶尔军队在占领喀尔喀全境后，又入侵了清朝境内，并宣称与俄国结盟联合进军，清准战争成为中俄谈判中的一大变数。

此时戈洛文又向喀尔喀施加军事压力，侵入其领土，清朝面临着准俄联手的两线作战，形势开始变得对中方非常不利，并将严重影响中俄谈判的走势。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六月，清朝第二次派出了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为首的代表团赴尼布楚谈判，此次康熙皇帝鉴于严峻的形势，为避免两线作战，修改了谈判原则，做出了妥协，吩咐代表团“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河）为界”。

除了随团的1400名士兵外，又调拨黑龙江兵1500人从水路前往尼布楚与代表团汇合。经过长达49天的行程，7月31日，中国代表团抵达尼布楚，与先期到达的黑龙江军汇会，于城外扎营，而此时俄国代表还没有到达。

据张诚观察记录：

木船因为钦差大臣来到，全部悬旗结彩致敬。靠近木船旁边，还有另外一百艘中型船舶，有—千五百名士兵乘坐这些船来到此地，连同船上的水手，足有三千人；再加跟我们一齐到达的一千四百名士兵，大小官员，钦差大氏的亲兵，他们的众多家人，以及照管行李的差役，总数也许达九千至一万人。骆驼数达三、四千，马至少有一万五千匹。索三老爷独自一人就有三百头骆驼，一千五百匹马，还有一百个伺候他的家人。国舅不会少于三百匹马，一百五十头骆驼和八十名仆人。其他官员各按身份随带不同数量的人马。我们了解到，尼布楚总督觉得惊愕，认为他们的行动似乎不是为了讲和而是为了打仗。

经过漫长的等待与磋商，中俄双方于8月22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在张诚眼中，戈洛文“衣著华丽，在金缎上衣外披一件同样料子的大衣或斗篷，镶着昂贵的貂皮，矮小肥胖，可是仪表很好，态度从容”。

双方首席谈判代表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戈洛文认为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即为沙皇陛下所领有”，并且指责中国军队入侵俄国的领土，提议以黑龙江为两国边界；索额图则认为黑龙江流域以及贝加尔湖所有土地都隶属于中国皇帝，“鄂嫩、尼布楚皆为我茂明安等诸部落原来居住之地，雅克萨为我虞人（猎人）阿尔巴西等居住之地”，又是“我达斡尔总管倍勒儿故墟” ，他们一直向中国政府交税，因此清方提议以勒拿河、贝加尔湖作为中俄国界。

双方的要求差距极大，第一天会谈没有任何结果。第二天举行二次会议，戈洛文仍然坚持以黑龙江划界，见中国代表不能接受，就让步提出以牛满河（今俄罗斯境内的布列亚河）为界，将黑龙江上游和中游的北岸划归俄国，也被中方代表拒绝。索额图等误以为俄国使团已经让步，立即提出了以尼布楚为界的新方案，并表示可以将尼布楚让给俄国，但仍然被俄方拒绝。

中国代表团认为谈判已经破裂，决定返回。后经过徐日升、张诚长达十几天的斡旋，以及俄国与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事不利，准噶尔汗国的兴起威胁到了清朝的安全，双方终于妥协，在9月7日签订条约，即史称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以拉丁、满、俄三种文字书写，拉丁文版为正本。

条约的核心内容是划定两国边境：

中俄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为界，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一带之溪河，尽属俄罗斯；以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俄罗斯。乌弟河与外兴安岭之间的土地待议。

俄方的记录表明：

双方缮就条约文本后，按照钦差大臣的愿望，在离拦马栅五十俄丈的地方搭了两座全权大使的帐幕，以便举行会议。有四百名火枪兵荷枪列队帐前，由上校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和中校西多尔·施加蒂廖夫以及大尉等率领。为了安全起见，军人暗中带有手榴弹。

徐日升的日记：

既然两份条约文本之间没有歧异，双方的使臣都按照同样的程序在有着两国皇帝名字的每一份条约文本上签了字；那就是说，在我们的钦差大臣历备就的条约文本上，他们先签字，俄国人署名于其后；在俄国人备就的条约文本上，俄国人先签字，我们的钦差大臣们署名于其后。

张诚日记：换文即毕，他们被此拥抱，喇叭、锣鼓、风笛、长管齐鸣，乐声大作。

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41年前，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仅宣告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结束，而且确立了国家主权至上的基本国际原则，现代国际法体系开始形成。

《中俄尼布楚条约》是清朝第一次用“中国”作为正式国名签订的国际条约，它也是在现代国际法框架下，中国有史以来签订的第一个国际条约，谈判完全按双方主权平等的方式进行，而不是按照中国传统奉行的朝贡体系。

条约的订立过程，包括条约的草拟、文本和条约的生效机制等，都遵守了西方的国际法规则。条约明确划分了中俄两国东段边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段明确划分的国界，它规定了整个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

《尼布楚条约》以拉丁文、满文和俄文为正式文本，当中拉丁文是基准。

满文本中没有使用大清国（Daicing gurun）一词，而是使用汉语“中央之国”的直译（Dulimbai gurun），正式文本则是拉丁文的Sinici Imperi，即中华帝国。条约（拉丁和满文本）中还规定要使用拉丁文、俄文和“中文”（Dulimbai gurun i bithe）镌刻界碑，翌年碑成，一面是拉丁文和俄文，另一面则有满、汉、蒙三种文字。另外，清方所指的“中文”不是单一文字，而是包括了汉、满、蒙三语的复数中文（Dulimbai gurun i bithe）。

因此《尼布楚条约》也是“中国”作为正式国号第一次出现在国际条约中。

在此还是要强调，“中国”至少从西汉开始，就是一个超越朝代（政权）的国号，而并非如现在流行的那样，指的是中原地区或中原王朝：《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汉宣帝的诏书“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甚至连蒙古人元世祖忽必烈也自称中国：“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

《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以实力为基础签订的条约，因此它才能有效地遏止了俄国向东方的侵略扩张，保障了中国东北边境170年的安定和平，为后来清朝与准噶尔、回部、廓尔喀、大小金川等的一系列战争提供了稳定的后方保障，对于清朝的发展和繁荣，“康乾盛世”局面的出现，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因为清朝割让了尼布楚地区给俄国。需要说明的是，尼布楚地区虽然以前是蒙古茂明安部落的游牧地，但茂明安部落早在后金时期已经内迁归附，离开了尼布楚，当时在尼布楚地区游牧的是蒙古布里雅特部落，他们并不属于清朝，清朝也从未对这一地区实行过有效统治，因而谈不上是割让，而且条约签订时，喀尔喀蒙古同样不属于清朝。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清朝可以立即集中力量对付正在迅速崛起的一股强大势力——在遥远的阿尔泰山、伊犁河谷，又一位“成吉思汗”、一颗草原霸主的新星，正在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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