溜鬚和拍馬是兩個歷史典故。
“溜鬚”的來歷來源於宋朝。宋真宗時，寇準擔任北宋宰相。當時朝廷中，有一個叫丁渭的人師從寇準門下，被任命為參知政事（相當於副總理）。丁渭為人聰明伶俐，擅長投機逢迎。寇準一向剛正不阿，為人正派，自然不喜歡丁渭的做事態度。
有一次官員們一起吃飯，寇準的鬍鬚上掛了湯汁，丁謂見狀，連忙起身把寇準鬍子上的湯汁擦掉。寇準笑著說，參知政事是朝廷很重要的一個職位，身為國家大臣，難道是幫上司捋鬍子的嗎？在座的朝廷官員鬨堂大笑，丁渭當場十分下不了臺。丁渭是個小人，哪裡能忍受這份屈辱？他將此事藏記於心，在後來處心積慮地惡意重傷寇準，以至於寇準被免官。
“拍馬”的由來，則來自元朝。蒙古人對馬很鍾愛，同時馬也成為了權利、身份、地位的象徵，所以誇馬不僅是誇馬本身，更是誇馬的主人，誇馬好就是給了主人面子，所以人們就把對上司的奉承稱為“拍馬”。
後經不斷演變，將“溜鬚”“拍馬”組合到一起，表達阿諛奉承，逢迎諂媚之態，多是形容對上司老闆的巴結。
下面講講被“溜鬚”的寇準“五起五落”的幾個故事。
宋真宗景德元年，前宰相畢士安薦寇準為相，說：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宋真宗心存疑慮，說：“聞其好剛使氣。”畢士安為寇準申辯說：“準忘身殉國，秉道疾邪，故不為流俗所喜。”
這就是說，寇準的“好剛”，是“剛正不阿”的“剛”，而不是“剛愎自用”的“剛”。只要有利於社稷，他當說則說，當做則做，絕不看別人的臉色行事，甚至在皇上面前，也不忌諱。其實，早在宋真宗之前，他就已有數次使宋太宗不快，卻依然秉性不改。畢士安將他的這種秉性稱之為“忘身殉國”。在畢士安看來，這正是寇準的可貴之處。
寇準的“使氣”，使的也是正氣而不是邪氣。用畢士安的話說，叫做“秉道疾邪”。對於官場上司空見慣的溜鬚拍馬風，寇準深惡痛絕，即使是拍他本人的馬屁，他也十分討厭。丁謂為寇準拂拭須上的羹汁，就受到他毫不留情的辛辣嘲諷：“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
寇準如此“好剛使氣”，自然就“不為流俗所喜”，而那些未能擺脫流俗的人們非議以至排斥寇準，也就不足為怪。淳化四年的時候，宋太宗忽然想起貶到青州的寇準，向左右近臣說：“寇準在青州樂乎？”這些近臣心懷叵測回答說：“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自縱酒，未知亦念陛下否？”看看，宋太宗這些左右大臣忖度宋太宗要召用寇準，沒有一個為寇準說好話的。
其實，在宋太宗和宋真宗的心中，寇準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物：宋太宗貶寇準，是因為寇準“好剛使氣”；他又思念寇準，是因為寇準“忘身殉國，秉道疾邪”；宋真宗終於起用寇準為相，是因為寇準“忘身殉國，秉道疾邪”。宋真宗雖起用了寇準，卻又要囑咐畢士安“當藉卿宿德鎮之”，還是因為擔心寇準的“好剛使氣“。
寇準
由於寇準過於剛正，他在仕途上經歷了“五起五落”：
“一起一落”：宋太宗淳化二年，寇準為樞密副使，淳化四年，因虞多遜進讒罷知青州；
“二起二落”：淳化五年，寇準為參知政事，兩年後，即至道二年，因張洎“奏準誹謗”罷知鄭州；
“三起三落”：宋真宗景德元年，寇準因畢士安力薦而為同平章事，景德三年，因王欽若挑唆，而罷知陝州；
“四起四落”：大中祥符七年，王旦薦寇準為樞密使，大中祥符八年，寇準因得罪了寵臣三司使林特而落職；
“五起五落：：天禧三年，寇準復相，天禧四年六月因丁謂進讒而罷為太子太傅，7月貶知相州，8月貶為道州司馬。
寇準之所以“五起五落”，還是因為他的正直個性。換言之，落，是因為他的“好剛使氣”，“不為流俗所喜”，起，是因為他的“忘身殉國，秉道疾邪”，為正直的人們所看重推崇。於是乎，他好像一架天平，隨著兩邊法碼輕重的變化而起落。
寇準“五落”，與五個奸佞小人直接有關，這五個人中的三個，如虞多遜、王欽若、丁謂在歷史上還“佞”得有點知名度。另外兩個丁謂與張洎，原是寇準極力引薦而與他同列的。張洎奏寇準，是因為揣摩到宋太宗有點討厭寇準，他要以此表明自己的態度，以免受寇準的連累。而丁謂執意要將寇準一貶再貶，其仇恨的種子卻是在寇準嘲諷他“溜鬚”時播下的。
或許有人會說，怎麼小人都讓寇準給碰上了？然而，官場上的小人無處沒有，對於“好剛使氣”的寇準來說，這也是沒有法子的。寇準很缺乏一點“明哲保身”的心計的，畢士安說他“忘身殉國”，大概也包含著這一層。
再說說他的“起”。寇準落了能起，自然也有人全力支持，其中之一，就是上面說的畢士安。畢士安先寇準為相，後來他推薦“善斷大事”的寇準，而且直言自己不如寇準，這實在表現出他自己坦蕩磊落的胸懷；此外，他明知宋真宗對寇準有看法，卻不察言觀色，順水推舟，也不唯唯諾諾，投其所好，卻能據理力爭，盡情地陳說自己的看法，這在表現出他自己的勇氣和骨氣；不僅如此，畢士安不為邪言所惑，“每每申辯”，終使“帝始不疑”，這更是一種高風亮節了。可以說，在寇準的使用問題上，如果沒有畢士安這一類正人君子的支持，寇準落而再起太難了，即使落而再起了，想立穩腳跟也很難。
對於正人君子畢士安和寇準，我們應該致以深深的敬意。正是這樣的君子才使得奸佞小人得到斥退和壓制，社會正氣得到弘揚，大多數官員和老百姓的日子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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