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號坐上去奶奶家的火車的時候，火車站還是一派繁忙春運的景象，絲毫沒有收到疫情的影響。
當時車票緊張，沒有買到普通票，只好忍著肉疼享受了一把3倍價格的商務座。顯然，鄰座的女孩是和我差不多的情況。我們試探著小電視、小桌板的用法，拆開柔軟的一次性拖鞋換上，詢問乘務員發放的營養套餐和各種飲料是否免費。美女乘務員微微鞠躬，笑容可掬地回答：
“當然免費，還有零食點心都是免費贈送給您的，祝您旅途愉快！”
我和女孩默默地表面淡定如初，心中狂喜不已。可是老闆的一條信息瞬間把我打回原形：
“小木，PPT做好了嗎？要加快進度啊。”
我趕緊把放平成沙發軟床的座椅調直，恢復一個標準社畜的加班狀態。
車廂裡坐滿了人，每一站上上下下也換了好幾撥，可始終沒有人戴口罩。
從高鐵站出來，到長途汽車站排隊買票，擠上前往縣城的大巴。我惦記著尚未收尾的工作，心中著急，可是在一群扛糧食化肥、背大扇豬肉的同胞中間打開電腦做PPT，不免惹人側目。這是一個嚴重不適合裝叉的環境。
我憂傷地望向窗外，想象自己的雙眼是賈樟柯的鏡頭，即將搖搖晃晃地切入中國的腹地。我想象會看到城鄉結合部的凌亂、山寨和貧窮——那是我們的來路，我們假裝已經撇清關係，實則如影隨形的本質。
在北京，大多數衣著光鮮的人，只要往上問一到兩代，都是普通家庭，工人、農民或者老師。紅幾代或者富幾代的很少，他們在我們接觸不到的地方，或者就在身邊，但是隱姓埋名，極其低調。
可窗外的景象並沒有撫慰我的鄉愁。外面只有千篇一律的新樓盤、高架橋、街心綠化帶和頂樓帶影城的購物中心。我不甘心地轉而去看身邊的面孔，試圖在物質的劇烈變遷中找到人身上不變的氣息，可是大家都拎著拉桿旅行箱，穿著《平凡的世界》中所說的“見人的衣裳”，除了手中的生鮮年貨外，和我沒什麼兩樣。
擁擠大巴、活禽生肉和中度霧霾，但依然沒有人戴口罩。
暮色中的縣城飄蕩著商場的促銷廣播和炸雞的香味，叔叔站在公交車站牌下等我。他是我見到的第一個戴著口罩、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的人。
我頓時對他充滿了欽佩。武漢肺炎一詞當時已經開始在新聞中頻繁出現，可連我都只把它們當作遠方的傳聞。
叔叔接過我的行李箱和稻香村禮盒，喜悅得說不出話，只是一個勁地叫我歇著，他能拎得動。叔叔5年前得了胃癌，胃被切除了2/3，曾一米8幾、180斤的壯漢，如今僅剩下一小把骨頭，但仍頑強地為生命而鬥爭。在這期間，我的另外兩個親戚因為各種原因病故，新聞裡很多人遭受無妄之災，而他依然好好地活著，熬過了這些更不幸的人。
我終於見到了88歲的奶奶。我本害怕跟別人進行身體接觸，就算跟父母都從不牽手擁抱，但對從小撫養我長大、任何時候都慈祥微笑的奶奶情不自禁地擁抱了很久。
因為腿腳不便，奶奶每天的活動範圍只能侷限在家裡，這在無形中避免了外出被感染。姑姑從事超市搬運工作，塵土飛楊的環境讓她不得不每天戴口罩，也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好習慣。
曾經我們是今天兩倍人數的大家庭，如今奶奶、叔叔、姑姑和我都因為各種原因成了單身，這是血緣之外的又一種共情。不用擔心被施捨同情的放鬆，彼此連接。
22號離開奶奶家，再次前往高鐵站，坐車回父母家。此時的車站，已經有一多半的人戴上了口罩，包括我。姑姑給我塞了很多一次性口罩。他們對親人沒有多餘的話，聊天也往往只是重複一些平凡的話題，表達感情的方法就是執拗地硬塞，吃的、用的。
我全程沒有摘下口罩，車廂裡每一個人都和我一樣。此時，越來越多來自武漢的信息被釋放出來，大家漸漸警戒和恐慌了。
23號，父親堅持要去超市購買食材，他是家裡的廚師，照例要為即將到來的幾場親戚聚會做準備。我和他商議到夜裡十一點，準備了好幾份備選菜單，他這才放下心來。
PPT已經完成，老闆卻不再催了，而是叮囑大家：武漢疫情已經很嚴重。
24號，母親在手機上看關於疫情的信息看得太多，緊張得心慌不已，爸爸也出現頭痛、咳嗽等因心理暗示導致的症狀，終於接受了戴口罩。可是這時，已經沒有出門的理由了。
所有的親戚都決定今年不再聚會。炸好的魚肉、麻花、豆腐、藕盒等半成品靜靜地堆放在廚房裡。去年聚會打牌的歡聲笑語還歷歷在目，卻突如其來，中止在這5天的鉅變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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