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号坐上去奶奶家的火车的时候，火车站还是一派繁忙春运的景象，丝毫没有收到疫情的影响。
当时车票紧张，没有买到普通票，只好忍着肉疼享受了一把3倍价格的商务座。显然，邻座的女孩是和我差不多的情况。我们试探着小电视、小桌板的用法，拆开柔软的一次性拖鞋换上，询问乘务员发放的营养套餐和各种饮料是否免费。美女乘务员微微鞠躬，笑容可掬地回答：
“当然免费，还有零食点心都是免费赠送给您的，祝您旅途愉快！”
我和女孩默默地表面淡定如初，心中狂喜不已。可是老板的一条信息瞬间把我打回原形：
“小木，PPT做好了吗？要加快进度啊。”
我赶紧把放平成沙发软床的座椅调直，恢复一个标准社畜的加班状态。
车厢里坐满了人，每一站上上下下也换了好几拨，可始终没有人戴口罩。
从高铁站出来，到长途汽车站排队买票，挤上前往县城的大巴。我惦记着尚未收尾的工作，心中着急，可是在一群扛粮食化肥、背大扇猪肉的同胞中间打开电脑做PPT，不免惹人侧目。这是一个严重不适合装叉的环境。
我忧伤地望向窗外，想象自己的双眼是贾樟柯的镜头，即将摇摇晃晃地切入中国的腹地。我想象会看到城乡结合部的凌乱、山寨和贫穷——那是我们的来路，我们假装已经撇清关系，实则如影随形的本质。
在北京，大多数衣着光鲜的人，只要往上问一到两代，都是普通家庭，工人、农民或者老师。红几代或者富几代的很少，他们在我们接触不到的地方，或者就在身边，但是隐姓埋名，极其低调。
可窗外的景象并没有抚慰我的乡愁。外面只有千篇一律的新楼盘、高架桥、街心绿化带和顶楼带影城的购物中心。我不甘心地转而去看身边的面孔，试图在物质的剧烈变迁中找到人身上不变的气息，可是大家都拎着拉杆旅行箱，穿着《平凡的世界》中所说的“见人的衣裳”，除了手中的生鲜年货外，和我没什么两样。
拥挤大巴、活禽生肉和中度雾霾，但依然没有人戴口罩。
暮色中的县城飘荡着商场的促销广播和炸鸡的香味，叔叔站在公交车站牌下等我。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戴着口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人。
我顿时对他充满了钦佩。武汉肺炎一词当时已经开始在新闻中频繁出现，可连我都只把它们当作远方的传闻。
叔叔接过我的行李箱和稻香村礼盒，喜悦得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地叫我歇着，他能拎得动。叔叔5年前得了胃癌，胃被切除了2/3，曾一米8几、180斤的壮汉，如今仅剩下一小把骨头，但仍顽强地为生命而斗争。在这期间，我的另外两个亲戚因为各种原因病故，新闻里很多人遭受无妄之灾，而他依然好好地活着，熬过了这些更不幸的人。
我终于见到了88岁的奶奶。我本害怕跟别人进行身体接触，就算跟父母都从不牵手拥抱，但对从小抚养我长大、任何时候都慈祥微笑的奶奶情不自禁地拥抱了很久。
因为腿脚不便，奶奶每天的活动范围只能局限在家里，这在无形中避免了外出被感染。姑姑从事超市搬运工作，尘土飞杨的环境让她不得不每天戴口罩，也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好习惯。
曾经我们是今天两倍人数的大家庭，如今奶奶、叔叔、姑姑和我都因为各种原因成了单身，这是血缘之外的又一种共情。不用担心被施舍同情的放松，彼此连接。
22号离开奶奶家，再次前往高铁站，坐车回父母家。此时的车站，已经有一多半的人戴上了口罩，包括我。姑姑给我塞了很多一次性口罩。他们对亲人没有多余的话，聊天也往往只是重复一些平凡的话题，表达感情的方法就是执拗地硬塞，吃的、用的。
我全程没有摘下口罩，车厢里每一个人都和我一样。此时，越来越多来自武汉的信息被释放出来，大家渐渐警戒和恐慌了。
23号，父亲坚持要去超市购买食材，他是家里的厨师，照例要为即将到来的几场亲戚聚会做准备。我和他商议到夜里十一点，准备了好几份备选菜单，他这才放下心来。
PPT已经完成，老板却不再催了，而是叮嘱大家：武汉疫情已经很严重。
24号，母亲在手机上看关于疫情的信息看得太多，紧张得心慌不已，爸爸也出现头痛、咳嗽等因心理暗示导致的症状，终于接受了戴口罩。可是这时，已经没有出门的理由了。
所有的亲戚都决定今年不再聚会。炸好的鱼肉、麻花、豆腐、藕盒等半成品静静地堆放在厨房里。去年聚会打牌的欢声笑语还历历在目，却突如其来，中止在这5天的巨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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