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盛唐的转折点，杨贵妃成了红颜祸水的历史背锅侠，安史之乱只是事件的推手而已。唐玄宗开元盛世下的繁华与衰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唐王朝经过一百多年相对安定时期，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唐朝几代帝王经营的奠定良好基础，在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国力达到鼎盛。唐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力排众议任命姚崇为宰相，姚崇提出十件事答应后才接受宰相之位，分别是：“以仁义施政，不要穷兵黩武，不让宦官参政，皇亲国戚不得担任重要职务，亲信重臣犯法与庶民同罪，正常赋税以外不收任何献贡，停止建造浩大的宫殿和寺观，对大臣以礼相待，虚怀纳谏，以女主掌权写入史册警醒后人”。唐玄宗欣然接受姚崇的要求，可见意气风发的唐玄宗励精图治的决心。
姚崇不辱使命，推行新政改革，整顿精简官制，抑制权贵，发展农业生产，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执政三年，誉为“救时宰相”，与房玄龄、杜如晦、宋璟并称“唐朝四大贤相”。姚崇卸任之后推荐的宰相人选就是宋璟，选贤任能的储备人才，秉公守法、刚正不阿的性格。唐玄宗对人才的渴望，为建设繁荣昌盛的帝国，姚崇和宋璟能够充分的施展才能，帝国的兴盛只是时间问题。
杜甫的诗中曾经赞颂过这一盛壮《忆昔》：“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反映了唐玄宗开元时期人民生活殷实、富足，社会安定祥和的繁荣景象。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以扬州数第一，益州第二，这也是“扬一益二”的由来。然而安禄山的谋反，却将这一些繁荣的幻想打破。
唐玄宗执政二十年后，大半辈子为江山社稷着想，也如愿呈现欣欣向荣的太平盛世景象。年近花甲的玄宗，也出现慵懒倦怠，日日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享受这盛世年华。唐玄宗认为国家富裕，可以大肆挥霍。《资治通鉴》对唐玄宗挥霍有此描述：“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
在政事方面，直言纳谏的大臣相继被罢免，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佞小人你方唱罢我登场，逐渐掌握了朝中大权，有才华的官员被压制，得不到重用。李林甫与宦官勾结，通过提前从宦官得到皇帝的想法，揣摩到皇帝的意图，得到了唐玄宗赏识。从此开启了专相的管理。李林甫时常手握佛珠，看似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给人慈眉善目的感觉，实则比谁都恨。把持相位十九年中，李林甫不择手段，排除打压异己，杜绝了贤能的官员入相之路；重用蕃将充当边将，蕃将几乎不通汉文，自然也不会威胁到相位。通过严刑峻法，杀害了不少大臣包括功臣。使得许多官吏因循苟且，不敢谏争，对时政问题不敢发表实质的想法和意见。
唐玄宗天宝四年（745年），受玄宗独宠杨太真被立为贵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贵妃资质平庸的兄弟杨国忠，从一介小官骤升为宰相。杨国忠任宰相期间，多次穷兵黩武，两伐南诏而兵败。关中地区连续发生水灾和严重饥荒，却漠不关心广大平民百姓的疾苦。“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描写的这个时期贵族的奢华，与民间疾苦。
盛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的关键人物之一就是安禄山。安禄山是胡人，通过屡屡战功得到赏识。当时李林甫提议重用蕃将，安禄山的地位逐渐显赫重要起来。唐玄宗先后任命安禄山兼任平卢节度使、范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坐拥三个藩镇精兵十八万，而且还兼任河北、河东采访处置使等官职，拥有极高的权利。在管理的地方更是集军事、财政、行政大权于一身，可以脱离朝廷而自力更生，也拥有反叛的资本。唐玄宗的姑息养奸，让安禄山日益壮大，一直尾大不掉。
此时的安禄山，并不把贪婪无能的宰相杨国忠放在眼里，两个人的矛盾日益激烈。杨国忠屡奏安禄山有叛变的意图，并搜集谋反的证据。杨国忠派人搜查安禄山在长安的府邸，并捕杀了安禄山的家客。755年，最终安禄山以讨杨国忠清君侧为名举兵，并势如破竹攻入洛阳，并称帝。756年，安禄山攻破潼关，不久长安沦陷。经过7年的时间，才平定叛军。自此之后，唐朝开始走向衰弱，经济受到中船，西北边疆逐渐被吐蕃吞并，北方藩镇也出现藩镇割据的迹象。
唐朝由盛及衰，与唐玄宗的心境和用人关系甚大，前期励精图治，任用贤才；后期安于现状，贪图享乐
崔群——
安危在出令，存亡系所任。玄宗初得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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