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國經野之道：六朝政區的研究路徑

研究六朝政區，這既是傳統沿革地理不可或缺的研究內容，也是歷史研究必須關注的組成部分。具體到六朝，就政區制度言，童書業先生曾經聲明:當時南北地方制度同入混亂狀態，實無法細加研究; 即當時之沈約已不明其究竟，何況千餘年後之我輩耶! 就政區建置言，當時之沈約也說: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曆不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反過來想，童書業先生說的"無法細加研究"，沈約說的

1、 研究狀況的回顧

我們可以分舊史學、新史學兩個層次來作粗略回顧。舊史學是以著史、考史、評史為基本路數的，新史學則力圖通過分析史料，尋找隱藏在歷史表象背後的動因、聯繫和演進規律。

首先看舊史學的六朝政區研究，我們主要談談清人的相關專著，主要的三家三國補志補表，符合後來者居上的一般情形，即吳增僅的《三國郡縣表》勝過謝鍾英的《三國疆域表》，謝鍾英的《三國疆域表》又勝過洪亮吉的《補三國疆域志》。至於東晉南朝的諸家補志補表，質量的好壞可以作出這樣的排列: 臧勵龢( 民國) 《補陳疆域志》、洪齮孫《補梁疆域志》、洪亮吉《東晉疆域志》、徐文範《東晉南北朝輿地表》、胡孔福《南北朝僑置州郡考》。

這裡特別討論一下為人熟悉的洪亮吉、徐文範的著作與不太為人熟悉的胡孔福的著作。洪亮吉撰有《補三國疆域志》、《十六國疆域志》與東晉疆域志》，其中《補三國疆域志》用時兩年，完成於乾隆四十五年( 1780) ，是清人補作《地理志》的第一部。前人評價洪亮吉，如清人江藩稱他"深於史學，而尤精地理沿革所在"，今人張舜徽稱他"一生究心疆域沿革，最號專門"。其實，洪亮吉的考證功夫遠不及錢大昕，甚至也比不上他的兒子洪齮孫。即以同樣費時兩年、完成於乾隆五十一年的《東晉疆域志》為例，但存在一些問題，即斷限不嚴，實州郡縣誤為僑州郡縣，僑郡縣誤為實郡縣，實州郡縣誤為遙立州郡縣，僑州郡縣誤為遙立州郡縣，誤一郡為二郡，誤二郡為一郡，郡縣重出，以及統屬、置廢時間、僑地與治所、引證資料、行文、句讀錯誤; 更加嚴重的是，志中整個的政區隸屬系統沒有考慮到土斷前後的改屬情況，所以需要重新排列。然而問題在於，《東晉疆域志》既得到了錢大昕等人的高度讚譽，後人又大多照抄洪氏的說法而不察其誤。

其實，對錢大昕的序不必過分當真。古今為序，例多溢美之詞，錢氏也未能免俗，所以我們不能依據錢序就相信了洪氏的《東晉疆域志》。至於徐文範的《東晉南北朝輿地表》，雖然寫了 20年，並得到了錢大昕、王鳴盛、顧頡剛等人的盛讚，但學術水平又不及洪亮吉。我接觸《徐表》20 多年，而且常常翻閱，卻越來越感到《徐表》的價值不宜估之太高，更不宜輕率徵引，比如《徐表》中每隔三、五年或十數年就列出全部的州郡，這看上去非常有用，但仔細計較下來，大體難免主觀臆斷、缺乏根據之病，我們不僅不能據以為說，而且還有待肅清其影響。

再說到清末胡孔福的《南北朝僑置州郡考》，水平又在徐文範之下，不僅考述極為紊亂，錯誤百出，各家的說法也是雜抄卷中，既少加辯證，又不注出處，可以認為，胡孔福的《僑置考》是基本失敗、略不足觀。

在六朝政區制度方面，嚴耕望先生的鴻篇鉅著《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 1963) 雖已問世半個世紀，總體而論還沒有能夠超越者; 在政區建置方面，譚其驤先生主編的奠基之作《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三、四冊( 1982) ，是學界查檢的權威工具書。然而，嚴著重在地方政府的長官僚佐，對於州郡縣普通政區以及都督區以外的其他各種特殊政區的建置情形，沒有進行系統的考證，這在一定程度上又影響了嚴氏政區制度研究的細緻化與複雜化; 譚圖因為受到"文革"期間貶低分裂時代、反對煩瑣哲學的不可抗影響，魏晉南北朝圖組既存在全圖設置過少的問題，分幅圖更缺南朝宋、梁、陳，而這兩方面的遺憾，由於當時編圖材料的散亂甚至佚失，今天看來已經難以彌補了。

二、文獻資料的把握

歷史研究離不開文獻資料。有關六朝政區研究的相對原始的文獻資料，包括傳世文獻、考古文獻，傳世文獻又可分為習見文獻、擴展文獻。其中，集中記載六朝政區的傳世習見文獻的特點，可以用"亂"、"錯"、"簡"、"散"四字概括。"亂"如《宋書·州郡志》，"錯"如《晉書·地理志》，"簡"如《南齊書·州郡志》，"散"如《隋書·地理志》中有關梁陳政區的內容。既然如此，對於打算從事六朝政區研究者來說，就要有一定的心理準備，衡量自己的素質、性情是否適合於處理這"亂"、"錯"、"簡"、"散"的傳世習見文獻。理亂，需要好記性、心平如水，糾錯，需要好眼光、考證功夫，充實簡略的記載、梳理零散的資料，需要好的悟性、廣事擴展，需要好的邏輯推理能力、不可急躁。我們不妨以最為常用的《宋志》為例，稍作說明。

某種意義上說，《宋志》是沈約依據各類資料編撰的一篇論文。由於當時政區本身的混亂，加上專門的地理沿革之學又非沈約所長，導致了《宋志》存在諸多的問題，比如記載疏漏或欠缺、考辨訛誤、敘次不清，失之繁冗，體例較為混亂。而影響全局的四個最突出問題，一是斷限不嚴。比如《宋志》並沒有按照"今志大較以大明八年為正，……內史、侯、相，則以昇明末為定"瑏瑢劃一政區記載。大明八年( 464) 有東揚州，志中缺載，卻有後來泰始六年( 470) 始置的越州，這樣的情況，在郡縣級政區中尤為常見。我們甚至可以說，《宋志》並無某一特定的標準年代。二是為例不純。比如實土州郡記載水陸道里，僑置而無實土的州郡當然也就沒有水陸道里，然而細檢志文，卻發現實土州郡有失書水陸道里者，又有僑郡已經割為實土，而水陸道里仍缺書者。由此造成的麻煩是，依據有無水陸道里判斷州郡縣有無實土，又不可一概而論。三是彼此矛盾，最明顯的是戶口數與郡縣數。《宋志》各州小序中所說的戶口數，與該州各郡戶口數之和，只有郢州是相合的，其他都不一樣; 《宋志》各州小序中所說的郡縣數，以及各郡所說的縣數，也與各州實列郡縣數、各郡實列縣數常有出入。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情況呢? 其原因在於年代斷限不嚴格及所據材料來源不一致兩方面。比如《宋志》各州所列戶口總數反映的是大明八年的狀況，而各郡戶口數則是宋末的數字，具體是"宋末"的哪一年，又難以確定。

《宋志》所載戶口數，既有土著戶口，也有僑流戶口，而僑流戶口又包括經過土斷的黃籍戶口與未經土斷的白籍戶口，就其準確性來說，土著黃籍戶口數勝過僑流黃籍戶口數，僑流黃籍戶口數又勝過僑流白籍戶口數，如此，我們要做劉宋戶口的文章，比如譚其驤先生的《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葛劍雄先生的《中國移民史》與《中國人口史》，對於《宋志》這份珍貴的人口資料，就得進行分別處理，而分別處理的難度又極大。四是點校錯誤。如《宋志》梁州刺史晉壽太守條的"南晉壽、南興樂、南興安縣"，竟然點成了"南晉壽、南興、樂南、興安縣"，這就錯得離奇了。

如果不甚明瞭這些問題，不但《宋書·州郡志》無可替代的史料價值難以充分發揮出來，而且嚴重者還會誤讀誤用史料，或者根本就無法理解史料。

三、關鍵原則的遵循

所謂關鍵原則，是指我們在做六朝政區研究時，往往需要考慮到的一些切入角度、論證路徑、影響因素。這當然很多，以下舉例式地提出幾條關鍵原則。

彰顯正統原則。孫吳的遙領、虛封，東晉南朝的僑置，就是正統原則主導下的產物。以言遙領、虛封，黃龍元年( 229) 孫權稱帝，吳漢結盟，平分天下，《三國志·吳書·孫權傳》記載: "豫、青、徐、幽屬吳，兗、冀、並、涼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此舉的目的，在於"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 又《晉書·地理志》記載: "劉備章武元年，亦以郡國封建諸王，或遙採嘉名，不由檢土地所出。……孫權赤烏五年，亦取中州嘉號封建諸王。"這樣的遙領、虛封，反映了蜀

漢自居漢家正統與孫吳得忝漢家正統的政治追求。以言僑州郡縣，《魏書·韓顯宗傳》記韓顯宗之言: "自南偽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民，故僑置中州郡縣"瑑瑠，則東晉南朝借僑州郡縣表達正統地位的政治意義圖、表明不棄失土的政治決心，可謂一目瞭然。甚至我們理解南北朝政區的濫置，也要考慮到正統的影響，州郡多，則顯得土地廣、國力強、民眾多，所以南北雙方都濫置州郡，以虛張聲勢。

疆域盈縮原則。非常紊亂的東晉、劉宋的實州郡與僑州郡加"北"字，先是晉末劉裕北伐，青、兗、徐、豫、司、雍等州一度收復，原來的僑置州郡又保留不廢，於是在收復諸州郡名稱上加"北"字，以資區別; 及至劉宋建國，永初元年( 420) 詔令收復的州郡去"北"字，而僑置的州郡加"南"字; 再往後，中原、關西、淮北等地再度淪陷，諸州郡南僑又加"北"字。這樣，史籍中諸多帶"北"字的州郡，哪些是實哪些是僑，就必須仔細梳理疆域變遷的過程，才能明其大概。因人而異原則。六朝政區來說，針對不同治理對象的"一國多制"表現得相當明顯，而要說清楚這些相關政區，就要明瞭這些不同治理對象的各方面情況。如有了僑流人口高標郡望的社會風氣、持久深固的地域觀念、"鄉族集團"的遷徙形式、恢復故土的強烈願望，才有了東晉南朝僑州郡縣長期、普遍、廣泛的設置乃至成為制度; 有了南遷地方軍政長官的兵力以及僑寓政府缺少實州實郡官位的難堪，才有了東晉南朝為了位置失地官吏而專門設置若干僑州僑郡; 有了蠻族所處軍事地理位置的重要以及人口的眾多，才有了齊、梁為治理雍州蠻而使軍事性的統治機構寧蠻府劃領郡縣，於是寧蠻府兼具了地方行政機構性質; 有了蠻人對"蠻"稱忌諱的心理以及漢文化中以"左"代"蠻"的語境，才有了宋、齊為豫州等地蠻族所置的郡縣稱為"左"郡"左"縣; 有了相對蠻族而言，俚族、僚族的地位次要、分佈亦較僻遠，才有了齊既為部分降附的俚族、僚族設置俚郡、僚郡，俚郡、僚郡又較之左郡少得多的情形。我們知道，人的因素是至為複雜的，而六朝政區研究又無法不聯繫到六朝人的研究，於是六朝政區的研究也就變得至為複雜了，變得決不僅僅是制度史、歷史地理的研究，而是廣義的社會的研究。

有關六朝政區研究的關鍵原則，當然還有一些。比如軍政至上原則，在此原則下，都督重於刺史，府級統理州級，府吏侵奪州吏郡吏職權，民刑諸政遭到輕視，鄉里組織遭到動搖。比如權宜流變原則，亦即政區的設置既多權宜之計，又往往處於一種流變狀態。這樣的權宜與流變，如孫吳出於政治原因而有遙領、虛封，出於軍事( 諸部都尉) 、經濟( 典農校尉、典農都尉、屯田都尉) 、民族( 屬國都尉) 多方面考慮而有郡縣級各種尉部，東晉南朝為了安置僑流人口而權設僑州郡縣。

綜上，以古例今，所以史學家往往充滿智慧，對現實洞若觀火，對未來成竹在胸; 以今例古，象牙塔中、冷書齋裡也走不出真正智慧的史學家。洞悉現實，才能深悟歷史; 知古與知今，本來相輔相成。

回到政區主題上面，道理也是一樣: 如果對於中國現實的、極為複雜的、頗多奧妙的政區都不理解，那又談何理解已經成為歷史的古代政區? 以此，歷史政區研究者最需具備的基本素質，看來還是首先深透地理解現實的政區。

參考文獻：

胡阿祥：《六朝政區研究中的若干問題》，《南京社會科學》，201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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