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泉寺位於安徽省無為縣境內，現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據嘉慶《無為州志》記載，其“在開城鄉，雙泉山麓，控天井、臨壁之奇。”該寺群山環抱，蒼松翠竹，溪水縈迴，景色秀麗。自古以來，佛教信徒和文人雅士多會於此，或參禪禮佛，或吟詩作對，是安徽省內佛教歷史的發源地和佛教文化的集中地，在佛教史上擁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雙泉寺名稱之由來和其所依託的天井山有密切的關係。據《明一統志》卷十四：“天井山，在無為州西九十里。山頂有二泉，左曰黃龍，右曰白龍，故又名雙泉山，山下有楚雲洞。”雙泉山又名天井山，現已成為天井山國家森林公園。山上仍留存有天井一口，又名“一壺泉”，終年不枯不涸，成為雙泉的不竭水源。山下寺旁，雙泉深碧，流經形似巨龍的石制廻龍橋，潺潺亂注彎似月牙的放生池，綺麗秀美。彩繪典雅的休憩亭，翼然臨於橋邊，可惜古亭圯廢已久，難覓遺蹟。
唯有東側一棵1700多年的古青檀樹，守護在寺大雄寶殿旁，冠幅畝餘，蒼翠翁鬱，現已列為省重點保護珍物。寺東山石嶙峋，巖下有天成奇妙的觀音洞。南坡建有歷代留下的高僧塔群，分列長眠在幽靜的山林深處。唐宋時期的墓塔刻字經風雨剝蝕，字跡模糊，已難以辨認。惟明宣德年方洲和尚與嘉靖間碧天和尚墓碑字跡清晰可識。寺原存的舍利塔碑、金棺被收藏於無為縣文物管理所內。
另據史料，雙泉在歷史上有掌四時雨水的“神通”，每逢當地久旱無雨時，四處鄉民，紛紛來雙泉祈禱風調雨順，且頗靈驗。嘉慶《無為州志》卷二就記載：“四時不竭。歲旱投符，取水物以禱雨，屢驗。”宋代文同有詩《無為山寺》曰：一絙危磴繞崢嶸，上徹幽深入化城。煙外川原誰繡畫，雲中樓閣自陰晴。老僧高論都無著，古佛真身宛若生。聞道軍持新咒水，願傾涓滴灑塵纓。也表現了宋代時，天井山雙泉周邊鄉民祈請降雨的風俗。
隨著森林公園旅遊資源的不斷開發，加之國家依法保護正常宗教活動，維護宗教活動場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權益，近年來，雙泉寺已吸引了眾多的遠方遊客來寺攬勝抒懷。每逢佛事活動，遠近僧俗人等，紛至沓來，拜佛求願。鐘聲迢遞，香氣氤氳。
【歷史那些事】
雙泉寺，始建於六朝，起興於唐代，隆盛於明清，衰微於近代。
寺碑載，雙泉寺創自六朝，為濡西之勝景。吳赤烏年間(238-251)，雙泉寺已建有寺。雙泉寺院的建立，和南北朝時佛教在中國興盛、普及有很大關係。東漢末年，中國北方戰亂不斷，洛陽、長安一帶的居民和僧侶避難於江淮，客觀上促進了當地佛教的繁榮。據唐·釋智升《開元釋教錄》卷一所載，中國第一位有文獻記載的出家僧人嚴佛調就是臨淮郡人。而唐代的臨淮郡，即是現今的皖北和蘇北地區。隨著佛教在江淮地區的發展，三國吳時大興佛寺，吳主孫權信奉佛教，於赤烏十年，曾在建鄴(即南京市)為高僧康僧會建立了江南第一座寺廟——建初寺，隨後包括雙泉寺在內的一些寺院應運而生，體現出“北造像，南造寺”的六朝佛教史特點。
六朝古剎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二十七載：“無為軍，本廬州巢縣之無為鎮，即魏武帝徵孫權築城於此。魏吳相攻，因號為城。”後因吳魏戰爭，地遂荒廢。六朝已降，天井山周邊始終為兵家必爭之地，常年戰爭不斷，“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雙泉寺也就在這樣的兵燹之中，屢遭洗劫，而逐漸衰微。
公元581年，隋文帝統一中國，為佛教的興盛再次提供了難得的條件，迎來了佛教發展的黃金時代。隋文帝(高祖)本人篤信佛教，隋煬帝時，更是度僧建塔。據宋·志磐《佛祖統紀》卷三十九：(大業)“九年，詔改天下寺曰道場”，雙泉寺院也同名為佛教道場。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後，篤信佛教，先後頒佈《於行陣所立七寺詔》、《為戰亡人設齋行道詔書》和《度僧於天下詔》等詔書，以期恢復戰爭對佛教所造成的毀壞。在第三篇詔書中，唐太宗提到：“比因喪亂，僧徒減少，華臺寶塔，窺戶無人，紺發青蓮，櫛風沐雨，眷言凋毀，良用憮然。”(唐·道宣《廣弘明集》卷二十八上)因此建寺度僧，寺碑載太宗皇帝在雙泉山寺舊址賜金建福源寺，“貞觀二年始建福源寺”，如今雙泉寺的頂樑上仍有“李世民御建尉遲恭德監造”11個塗金大字。寺外建廻龍橋一座，作為寺內外之分界。並規定：即便是皇帝，過廻龍橋時，也需下馬步行入寺，以表示對佛菩薩和寺廟的尊敬。福源寺名的歷史很短，從(光緒)重修《安徽通志》卷五十八可以得知，“雙泉寺……唐永徽四年，伏虎禪師建。”26年後，福源寺更名雙泉寺，此後一直未改，沿用至今。
伏虎禪師，是唐永徽間開建雙泉寺的一代高僧，可以說是雙泉寺的始祖。禪師出家後，曾遍訪各地名寺名賢，研學禪要。關於伏虎禪師名稱的由來，據《廬陽名勝便覽》錄：“唐建冶父寺，有僧或半月休糧，或經旬入定，夜行村落，虎患屏息，賜號伏虎禪師”。另據(光緒)重修《安徽通志》卷五十八記載：“冶父寺在縣東北二十里，唐伏虎禪師建”，禪師為天井山及其周邊地區佛教的發展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唐武宗會昌五年(845)詔令拆毀天下寺宇，雙泉寺同遭波及，一度衰微。
宋初，佛教重隆，宋太祖下令“諸路州府寺院，經顯德二年停廢者，勿復置。當廢未毀者，存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真宗天禧年間，寺廟和僧尼的數量都達到宋代的高峰，寺院四萬餘所，僧尼四十六萬餘人。仁宗皇帝更是有一定的佛學造詣，宋代馬永卿《嫩真子》卷二稱其“道德如古帝王，然禪學亦自高遠。”雙泉寺也在此時期重新獲得了發展，寺廟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不僅保留過去的寺廟建築風格，還新建了佛塔。據塔碑載：“嘉祐三年南越僧崇澤募緣，張寔打造舍利塔”，“文革”時期，舍利塔被破壞，竟意外發現塔下設有地宮，其中藏有建塔時就安放的金棺銀槨，打開金棺銀槨，赫然存有晶瑩明亮、五光十色的舍利子，數量達幾十顆之多。同時被發現的，還有《同緣芳號別錄》一卷。
明代，四海統一，佛教應運而興。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出身於僧侶，對佛教的作用有充分的認識，當時的學者宋濂在所作《佛日普照慧辯禪師塔銘》中就提到：“皇帝即位，洪武之元年，端居穆清。憫念四海兵爭，將卒民庶多歿於非命，精爽無依。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於是延請高僧做大法會。但同時，也對佛教採取了限制措施，洪武二十四年，明朝發佈了《申明佛教榜冊》，二十七年，又發佈了新的《榜冊》，下令不合格的僧侶還俗，對僧人的行為多有約束。一邊維護利用，一邊加強控制、整頓成為了有明一代佛教政策的主旋律。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雙泉寺仍得到了幾次難得的募修機緣。根據寺碑的紀錄，明洪武二十三年，僧無極募修。天順二年修建殿宇。弘治六年僧寧昌重建。萬曆卅一年甲午，住持僧義訃，可佩募修。
清代繼承了明代的佛教政策，雙泉寺在清代中前期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據嘉慶《無為州志》卷四記載：“國朝順治十八年，僧現祐等募修。乾隆五十九年，里人安勳烈捐修。”另據寺碑記載，雙泉寺在清中前期還經過幾次修葺，分別為：康熙元年，僧普琇、旋募化修葺。雍正十二年募修。乾隆十六年，僧慈成重修。嘉慶年間再修。
此時期的雙泉寺分頭天門山、十王殿、三聖殿、韋馱殿、大雄寶殿、香巖禪院、精舍雲堂、經堂、住持等，佈局宏偉，莊嚴古樸。
清末國運不濟，佛教遂衰頹，雙泉寺在其中也不能倖免，《重修雙泉寺碑》載：“咸豐間復遭洪楊兵燹。白馬朱甍、碧瓦拆毀一空。寺內藏經和文獻蕩然無存。”直到清光緒二十七年，雙泉寺住持仁明禪師誓發重興寶殿，募化十方善士，依舊址，復建殿宇寮房，重塑佛像金身，這就成為現在我們能見到的雙泉寺的基本結構和麵貌。
民國間(1944)，天井山及其周邊成為皖江抗日根據地的核心戰場，新四軍第七師在這裡譜寫了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反對國民黨頑固派進攻的輝煌篇章。可惜的是，雙泉寺也毀於戰火。抗戰結束後，僧長淨、霞峰等又重新募修寺宇。新中國成立後，雙泉寺成為國營周家大山林場的一部分。1979年落實宗教政策以來，僧霞峰修復大雄寶殿，裝塑佛像，復原傳統的“倒座幹何事，回頭醒執迷”的倒座觀音龕位，並蒐集久已散失的乾隆時石雕釋迦牟尼像、碑刻和文獻。
世代推移，滄桑鉅變，雙泉寺的歷史內涵是豐富和永恆的。古寺的建築和佛像，寺外的碑刻、墓塔具有悠久的歷史和藝術價值。雙泉寺的前身福緣寺碑文，是研究雙泉寺興衰更替的重要史料。分散在古寺外的石雕蓮花型佛座、南越僧崇澤募緣而建的舍利塔石雕塔頂和清乾隆時石雕釋迦牟尼、韋陀等寶貴文物，可反映出雙泉寺建寺規模和造像世俗化趨向。我們還可以從傳說中整理出寺僧修禪與發展禪宗教義的史實，為中華文化和佛教理論增添新的活力。從雙泉寺近1800年的興廢演變中，我們可以一窺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和各個時代政府的宗教政策。
如今，雙泉寺已納入《安徽省皖南國際旅遊文化示範區旅遊發展總體規劃(2011-2020)》中，要“打造天井山旅遊區。以天井山森林公園為核心，恢復雙泉寺等歷史建築。”雙泉古寺將繼續發揮安徽佛教祖庭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影響力，做好古寺文物的保護工作，成為書寫古寺歷史的新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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