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要數天津、武漢、上海這三個地方難唱戲，其間又數天津最難對付，不是很紅的角兒是不敢到天津唱戲的。這是因為天津的京劇票友太多了，懂戲的行家自然也就多了。其時，上自清朝溥儀及皇室舊臣，下至販夫走卒、平民百姓，沒有不愛聽戲的。況且天津也有租界，相對比較安全，起碼軍閥混戰的戰火不會燒到租界裡去。因此，大凡北方的清末遺老遺少、八旗子弟、北洋軍閥時代的舊軍閥舊官僚、失意落拓的舊文人，在清末民初那些天下大亂的時代，不是往大連跑就是往天津跑。
北京的政治風浪太大，近在咫尺的天津租界就成了他們的避風港與清心養性的後花園，所以天津匯聚了差不多整個北方的舊家望族。其中除了末代皇帝溥儀及皇室成員之外，還有“鋼杆保皇派”張勳和張彪，下了臺的徐世昌、徐世章兄弟，袁世凱留下的七大姑八大姨，以及地方實力派周學熙、馮國璋、張鎮芳、張作霖等，無不把大批家眷安頓在天津，就連西北軍的一些將領，也向租界裡“伸一隻腳”，留條退路。直到日本鬼子打過來，天津租界也不安全了，便有一部分人逃離天津，跑入上海的租界，那是後話。
天津的租界裡匯聚了那麼多有錢人，又大多是吃飽了飯沒事幹,於是以打麻將和看戲為消遣。有的人起初看戲是消磨時光，後來上了癮成了興趣愛好，最後甚至以此為生，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票友多、行家多的局面。其中，湧現出了天津第一名票夏山樓主（韓慎先先生）這樣的京劇票友，凡是到天津來唱戲的角兒，沒有不去夏山樓主那兒拜客的。
這樣，對來天津唱戲的角兒要求自然就高了，況且天津人愛“扎堆兒”起鬨，湊熱鬧。戲唱得稍有差池，只要有一個人帶頭一鬧，全場就會跟著起鬨，絲毫不留面子，一片都是喝倒彩的嚷嚷聲“這是演的嘛”“誰教的”“打折頭’’‘‘退票！退票’’‘‘這是往哪裡走呀”……盡顯“衛嘴子”的能耐。演員一旦出了岔子被哄下臺那種狼狽，那種羞辱，是難以承受得了的。所以若不是有板有眼的主兒，是不敢到天津唱戲的。
武漢人眼光也厲害，對戲也很挑剔。大概是因為京劇有些劇目是從漢劇移植過去的，當地人知其根源，所以也容易看出問題，不是那麼好“唬”弄的。
再就是上海了。首先是戲唱的時間長，這在前面已經提過了，所以體力不強的就難過此關。況且越是名角越是目標大，各種應酬也多，人得不到休息還要連續唱一個月的戲，一般角兒無法應付下來。所以許多演員就抽鴉片，大概想以此來提精神，但一抽就上癮，反而害了演員。到上海一唱就是一個月的規，不知是誰弄出來的，老闆們只知賺錢，實際上對角兒傷害不淺。
另外是上海流氓多，開戲館的人十有八九與流氓有勾搭。流氓們敲起竹槓來，北方的角兒們都吃不消，萬一得罪了這些流氓，他們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比如你上館子吃飯，他們就會往你桌上扔個糞口袋……尤其是坤角（唱旦角的女演員），一旦唱紅了，便會惹來流氓的爭風吃醋，明爭暗搶，鬧得劍拔弩，兇險萬狀。人若是長得有姿色，麻煩事更多。所以坤角們除上門拜客外，還要忙著找“乾爹”，實則是找個靠山，關鍵時刻能為之解圍。有的坤角竟找了好幾個“乾爹”，可見其處境之難。
其實北京的觀眾也不是好對付的，只是北京的民風比較淳厚，演員出了岔子最多給你起個綽號，不會叫你過分地難堪。但這綽號起得也挺“損”，叫你哭笑不得。 記得楊寶忠曾獲一個“吐面老生”的綽號。那是因為有一次他在《南天門》中唱老生，扮演男傭人陪主人家的小姐逃難。兩人走到臺上，小姐唱了一句“急急忙忙走得慌”，男傭人應接唱下一句“虎口裡逃出兩隻羊”，誰知他“兩隻羊”剛了出口，就“哇”的一聲在臺上吐了一地，臺下“譁”地亂成一片，戲就唱不下去了。
原來梨園行有經驗的角兒，晚上若有演出，是不吃晚飯的，因為吃飽了唱的時候就“壓得慌”。只是在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吃點點心，而楊寶忠那時剛“出道”，經驗不足，上場前剛吃了一大碗炸醬麵。而且吃得太飽，所以上臺一用力，便把一大碗麵全吐在臺上了，從此一項“吐面老生”的帽子就扣在了他的腦袋上。
王少卿也有一個綽號叫“王跺釘”，也是北京的戲迷給起的。說的是王少卿有一次在北京演《四郎探母》時，中間有個騰空翻的動作叫“吊毛”。誰知他老兄一個筋斗翻過去，落地後就站不起起來了，北京話叫“跺”在那兒了，原來是把脖子“杵”了。因此喚他叫“王跺釘”，是說他像釘子一樣紮在臺上紋絲不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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