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夏秋两季，频频见诸报端和各级国民政府文告的，并不是中村事件等涉外话题，而是一场百年不遇的水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布的《为救济水灾告全国同胞书》，明白无误地把这场水患称为"国难"。
1931年特大水灾
9月8日，国民政府发行赈灾公债8000万元，分两期发行，本月内先发3000万元，12日内续发5000万元。年息8厘，按票面九八折发行；本息10年偿清。
1931年气候反常。入夏以后，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长时间淫雨天气，还不断出现大雨和暴雨，珠江、长江、淮河及松辽流域河水猛涨，造成全国性的大水灾。其中，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灾情尤为严重。据统计，湘、鄂、赣、浙、皖、苏、鲁、豫8省合计受灾人口5127万，经济损失22.54亿元，而国民政府1931年的整个中央预算，也就不到10亿元。
1931年特大水灾
武汉地区襟江带湖，受水害尤重。8月2日凌晨，单洞门铁路大坝决堤，大水直奔市区，汉口全境浸没水中，高及屋顶。随后武昌的武泰、武丰等堤也相继溃决，武昌滨江城区，尽成泽国。此后不几日，地势最高的汉阳，也共有45个堤垸被冲毁，江水以风驰云卷之势，长驱直入。三镇尽成泽国，淹没水中达两月之久。武汉遭此重创，逐渐由盛转衰，"九省通衢"的地位顿成明日黄花。
1931年水灾中的武汉
在突如其来的大水面前，国民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除了一些地方政府对灾情所做的杯水车薪式的救济外，国民政府最早对水灾做出反应是在7月25日，此时，已离珠江流域发生重大灾情一月有余。这一天，国民政府下令，特派许世英等九人组成赈务委员会委员，指定许世英、王震、刘镇华、王守珍、朱庆澜为常务委员，许世英为委员长。
1931年水灾中的武汉三镇
7月30日，许世英电告蒋介石并呈行政院，谓"灾民不死于水，即死于饥，其惨状实为近百年来所未见"，并请饬财政部发赈灾公债1000万元。
公债不是现款，对水灾中的遍野哀鸿而言，远水解不得近渴。于是流离失所的灾民们只能靠着民间那点可怜的救济度日。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汉口灾民亟待赈济者15万人，八个收容所所能救济者仅三分之一，灾民无食者由公私团体每日发给馒头两次。
1931年特大水灾
国民政府还是拿不出钱来。8月12日，立法院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称，本年国家财政预计不敷总数达2.8亿万元，赈灾除募集公债库券外，几无他法。
看到只靠社会贤达难有作为，国民政府为统筹救灾，于8月14日特设救济水灾委员会，派宋子文、许世英、刘尚清、孔祥熙、朱庆澜为委员，以宋子文为委员长。在这个名单中，出现了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名字，这二人都是国民政府的"大财神"，尤其是宋子文，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绝对是国民政府财政界的一把手。
宋子文
实力派大员的加入，马上就见到了效果。就在成立的当天，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议请国府饬令各主管部、会从速实施治水方案，并通知各省府调查水灾情形。各省赈款分配为：安徽、湖南、湖北各17万元，江苏、江西、河南各13万元，浙江8万元，汉口防疫费2万元，四川急赈1万元。21日，赈委会呈请国民政府将一切不急之建设事业暂缓兴办，提前实施治水方案。口气大不一样，措施也来得实。
8月18日，国民政府美籍顾问贝克等抵武汉视察灾情，并调查救济灾民及粮食供给办法。贝克巡视后认为，武汉灾情之重，超过原来想像，救灾实无具体办法。
1931年特大水灾
9天后，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朱庆澜飞抵武汉视察水灾。朱视察后认为，湖北灾情奇重，须大规模救济。
这些"钦差"们的看法，当然都会无一例外地传到国民政府的最高决策者蒋介石的耳朵里，蒋觉得得自己出面了。8月28日，蒋介石乘永绥舰到武汉视察水灾，翌日在舰上召集何成浚等商议赈灾办法，并命令湖南、江西两省弛米禁，令武汉中央银行拨30万元活动金融。
1931年特大水灾
此时已是时届9月，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雨季均已过去，武汉三镇的民众在大水中整整泡了一个多月。对他们最有效的救济——从邻省湖南分得些许大米，却是在大水退去后才姗姗来迟。而这一切，还是在蒋介石开了"现场会"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的。
若干年后，全面抗战爆发，当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作战，因为指挥官们各存私念而导致一场场惨败时，其光景与1931年武汉救灾中的故事何其相似！
随时间推移，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水终于逐渐退去，数以千万计的流离失所的灾民，回到了他们被大水涤荡殆尽的故地。13日，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财务组公布，收到各界捐款银元2534224.55元，小洋2935角，铜元3318枚，银两73316两7钱。银元俗称"袁大头"，它的货币单位是元，是中国现代史上信誉最好也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货币；小洋俗称"小洋头"，正面有孙中山的头像，它的货币单位是角。如果把这些货币都陈列在一起，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袁大头
前线的司令官们看到了穿着不同制服的各种军队，也看到了他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将他们的武器放在一起的话就像是举办一场大型的过时世界武器博览会。在淞沪战场，云集了最精锐的部队，张治中上将手下的第88师、第87师、第36师配备有德国的武器，他还可以指挥他的坦克手攻击已经被逼到海边的日本军队。而在山西，来自四川的王铭章师长属下的士兵却穿着草鞋，他们连坦克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
《抗战回望》封面
这是李继锋博士在他的《抗战回望》一书中，对抗日战争中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军队的整体描述——这样的军队与上述1931年社会募捐所得来的充斥各种币种的善款，颇有几分相似！
在1931年的大水灾中，数额较大的一笔国外赠款，来自于日本裕仁天皇。8月22日，日皇对长江水灾赠款10万日元，由日本外务省汇往正在上海的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处，并嘱咐重光葵将捐款交到宋子文手中。重光葵立赴南京，在代表日本政府表示慰问的同时，告知中国外交部天皇捐款赈灾一事。这个捐款的数目，与8月17日日本政府就中村事件向中国方面提出的索赔金额100442日元，甚为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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