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周游列国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事情，但如果说孔子周游列国是因为一块肉的缘故，想必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此乃信口开河的无稽之谈，然而这却是毋庸置疑、无可辩驳的事实。
公元前496年，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孔子被鲁定公拜为大司寇并摄相事，这就相当于代理总理之职的司法部长，毫无疑间这是一个举足轻重、肩负重任的位子。孔子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即在其位，必谋其政”理念坚定不移的践行者，他从鲁定公手中接过相印那一天起，就下定决心要为国君除残去秽，为百姓息战造福，同时恢复周公礼制，实现天下为公。
按理说，身为代国相的孔子，只需要向鲁定公汇报工作，但实际上情况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在当时的鲁国，国君和国相之间还有着一个特殊的“三桓”阶层。所谓“三桓”就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各自形成的大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他们的权力甚至超过了鲁定公。
俗话说，“螳蛇捕蝉黄雀在后”，季桓子为首的“三桓”觊觎着鲁定公的江山社稷，“三桓”的家臣们也正对“三桓”的财富地位虎视眈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和孔子长得很像的阳虎。
阳虎本来是季孙氏的家臣，趁着主人季桓子还未成年这个机会掌握了季孙氏的政治权力，并且和叔孙氏家族的受排挤者暗中结成了一股不小的政治势力。
公元前502年，阳虎等人发动了政变，他们挟持了季桓子和叔孙州仇(叔孙氏掌门人)，向孟孙氏家族发起了进攻，企图政变得逞后坐地分赃，对“三桓”的既得利益进行重新洗牌。因为孟孙氏的掌门人孟懿子旱就开始提防阳虎这个危险分子了，结果阳虎等人的政变最后以失败告终，兵败的阳虎只得带着残兵颓将退到了他的大本营——阳关，他知道凭惜这两个小都邑对抗鲁国大军绝对是螳臂当车，于是他就破罐子破摔，烧掉城邑逃到齐国去了。
阳虎之乱虽然被成功平定了，但家臣势利的膨胀嚣张确实给“三桓”的掌门人们上了一课，深受其害的季桓子和叔孙州仇更是被吓得患上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理重疾。
孔于是一个哲学家，但对心理学也颇有研究，他抓住“三桓”对家臣的提防和不满之心，在代理国相的第二年适时提出了“堕三都”的改革措施——削低季孙氏的费邑(今山东费县)、叔孙氏的郧邑(今山东东平)、孟孙氏的成邑(今山东宁阳)这三座都邑的城墙，以便削弱管理这三座城邑的家臣的防御力量，当然孔子不会说得如此直截了当，他给出的应该是精兵简政、发展经济、方便百姓之类“高大上”的理由。
这其实是一个一石二乌、一箭双雕的政治策略，既能够消除家臣割据作乱的隐患，又可以减弱“三桓”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势力。对阳虎之乱心有余悸的季桓子和叔孙州仇极力赞成孔子的“堕三都”计划，并且立即付诸实施，孟懿子虽然不像那两个年轻掌门人那样积极，但也没有表示反对。
很快，叔孙氏的郈邑被削低了，季孙氏的费邑在平定了费邑宰公山不狃的叛乱后也被拆掉了，现在轮到了孟孙氏的成邑了。可是孟懿子却突然变势了——他对“堕三都”的态度从默许变成了抵制。这时，季桓子和叔孙州仇也回过味儿来了，意识到了孔子的“堕三都”对他们“三桓”既有利也有弊，对鲁定公则只有利没有弊，换句话说，鲁定公才是“堕三都”的最大受益者，于是，他们转而支持孟懿子，反对孔子的改革。既然掌控着鲁国政权的“三桓”站到了孔子的对立面，那么，孔子在鲁国进行的改革就只有失败这—条路可走了。
翌年，即公元前497年，齐国送来八十个歌女舞姬，一百二十匹高头骏马，意在诱使鲁定公和“三桓”沉迷声色，怠于国事。“三桓”倒是没被齐人的“糖衣炮弹”击中，没出息的鲁定公却从此深宫寻欢，不过问政事了。
面对如此不堪的君主，孔子很失望很伤心，但同时还心存着幻想，期待着有朝一日鲁定公会幡然悔悟。
然而，孔子等来的不是鲁定公的浪子回头，而是“三桓”的公报私仇。郊祭的日子到了，孔子忐忑不安地等待着鲁定公和“三桓”按照周礼在祭祖结束后把祭肉分给包括他在内的朝中诸位大夫，可是，他从早上一直等到晚上，也没有等来那块代表着周礼的祭肉。一块祭肉的缺失好像不是什么大事，但足以证明被声色犬马包围的鲁定公旱已把孔子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同时也证明孔子已经成了“三桓”眼中的沙子、喉中的鱼刺。
孔子不是一个宁肯尸位素餐也不放弃宫职的恋栈者，他奉行的是“国有道则鼎力相助，国无道则远去他乡”的仕途法则，既然自己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在鲁国不能顺利实现，那就另谋出路、另寻高明吧。于是，孔子就辞去宫职，率领着众弟子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鲁国，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周游列国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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