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城市发展史》 第十五集 存世最早的开平股票

中国的股票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1872年成立的上海轮船招商局,首开中国企业股份制经营方式,并率先发行股票。紧随其后发行股票的企业,就是开平煤矿。

《唐山城市发展史》 第十五集 存世最早的开平股票

上海轮船招商局


《唐山城市发展史》 第十五集 存世最早的开平股票

开平煤矿


1877年,开平矿务局创办人唐廷枢在《直隶开平矿务局章程》中对股份制经营作了明确的规定。《章程》指出:“招徕商股,众擎易举也。拟集资80万两,分作8000股,每股津平足纹100两。1股至千股皆可附搭。定于注册之日先收银10两,即给第一期收票。光绪四年正月再收40两,即发第二期收票,以便购办机器。其余50两,限四年五月收清,即将两期收票缴回,换发股票,以便开办。”如果生意兴旺,“或需添机器,或另开煤井,准再招新股20万两,合足100万两。”上述史料说明开平煤矿广泛吸纳商股投资。关于人事任用,“股大任重,准派司事也。查股分1万两者,准派一人到局司事”“所有各厂司事,必须于商股之中选充,方能有裨于事”,用以在人事上保障商股的企业管理权。关于结帐分红,“拟定每年结帐一次,刊刻分送有股之人”“即将每年所得利息,……按股均分”,反映了资本主义股份制管理和分配原则。

在股票市场上,开平煤矿最初招股并不顺利。由于当时风气未开,原拟招股80万两,结果只招了20万两。但唐廷枢并没有灰心,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将来出煤运销。随着开平煤矿的顺利投产及其良好的经济效益,推动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1881年底,仅上海就集股百万两,并且开平股票每股价格攀升到150两左右。到1882年6月,市场上甚至出现了争购开平股票的热潮,一度有人愿意以每股237两的价格收进。到1883年2月,开平股票的价格虽有回落,但仍保持在每股170两的高位。10月以后,上海金融风潮对开平股票造成严重冲击,股价竟暴跌到每股29两的低点,到年底,股价又回升到150两左右。据1883年12月5日《捷报》报道:“据天津消息,开平股票高涨,已超过百四十两。”12月12日《捷报》报道:“开平股票仍涨,今天已超过百五十两。”1884年6月27日《捷报》报道:“开平股票似将大涨,因为开平天津间铁路即将修建,唐景星又已接手总办矿局。”1889年,矿局拟定开采林西矿时,当年就筹集资金50万两。以上表明,矿局招股之路坎坷崎岖,股价也跌宕起伏,但开平股票最终还是得到投资者的追捧,而开平煤矿“每日可出煤五六百吨,是以股价亦涨”,则揭示了开平股票受到追捧的经济动因。

1888年5月,开平矿务局在天津宣布即将分发股息。“分发股息地点,天津在矿务局办事处,香港在招商局办事处,上海在怡和洋行大厦中的开平矿务局办事处”。7月17日,在位于天津的开平矿务局总办事处召开股东大会,通过账目,全年净余利银14698.826两,“如股东同意,矿局拟以此款分发股息6%”。1893年5月,开平矿务局宣布分付股息,“新旧各股每股分息十两五钱”。

从总体上看,开平煤矿的股份制经营还是成功的。不但为企业的融资、集资和生产发展探索了一条新道路,而且为中国近代工业经营方式的近代化树立了新路标。开平煤矿股份制经营的特色、股东权益的保障、股份制规则及其运作,对我们今天的经济活动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目前,开平股票还有部分存世。2013年1月,在开滦档案馆发现了发行于1881年农历七月的4张中国存世最早的老股票。其中一张为光绪七年七月初九日(1881年8月3日)的股票,是目前在开滦档案馆藏品中发现的存世最早的一张。

这张“开平矿务局股分票”为蓝色票直式,长30厘米,宽19.5厘米,票面朴素。上书:“开平矿务局为给股票事奉:直隶爵阁督部堂李,批准设局招商,开采煤铁,札饬筹办等因在案。当经本局议定,招集股银八十万两,分作八千股,每股津平宝纹一百两,一股至千股皆可附搭。俟见煤铁之后,所得余利按股均分,并给股折。至应付利银之日,由局先为知照,凭折支付。今据送到股本合给联票一纸,股折一,扣局章一,本收执须至股票者。今收到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人曹存善堂股银壹千两正。”落款为“光绪七年七月初九日给。经收唐景星。第六千二百九十一号至六千三百号。”

《唐山城市发展史》 第十五集 存世最早的开平股票

发行于清光绪七年七月初九(1881年8月3日)的开平矿务局股票


为防止股票造假,开平矿务局采取了严格的股票登记制度,统一编号,股票中注明购买人的姓名、籍贯等信息,票面加盖公章,票面和存根之间盖骑缝章。

开平煤矿是中国近代煤炭工业中最早采用股份制经营的企业,也是继上海轮船招商局之后中国第二家采用股份制经营的企业。虽然成立于1872年的上海轮船招商局是中国首家股份制企业,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张股票,但迄今尚未发现存世的股票。因此,中国目前存世最早的股票——开平股票愈发显得弥足珍贵,它见证着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的近代化变迁。

作者:闫永增(1965-),男,河北唐山人,唐山师范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唐山地方史的教学科研工作。主持国家、省、市级课题多项,发表文章30余篇,出版专著1部、编著5部。参与社会工作,担任中国近现代史料学学会理事、唐山市政协议政咨询委员会委员、唐山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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