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雄争霸时期，各国不仅需要以道自任的士为其合法性背书，也需要他们的知识治理国家。但大一统的局势一旦明朗，形势便为之一变，这些游士成为不利于统一的离心力量。这也是嬴政在天下大局已定的时候，下达“逐客”之令的重要原因。”
记得上初中时有一篇课文《谏逐客书》，是说李斯上书秦王嬴政，劝谏他不要驱逐在秦国的客卿，也就是“游士”。
李斯上书是在公元前237年，当时列国竞争激烈，局势尚不明朗，各国在争霸的迫切需求下，不仅需要客卿们的知识、技能为他们服务，同时也需要他们所代表的“道”的支持。
嬴政听从了李斯的建议，依靠知识分子们的支持，在列国中脱颖而出，最后统一全国。
秦始皇
其实在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前夕，在霸局已定的情况下，他又下达了一次“逐客”之令，要把各地游士都驱逐出境。
这次李斯不仅没有劝阻，而且通过他一篇请禁私学的奏议来看，他是支持“逐客”的。
他在奏文中说这些游士“道古以害今”，“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必须禁止他们胡说八道。
前后相隔仅十多年，李斯的态度为什么会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嬴政为什么在快要统一全国的时候，又一次下达“逐客”令呢？
只因此一时，彼一时也。
李斯
这要从“道”与“势”的关系上说起。
我国的道，源于古代的礼乐传统，这是一个指点、安排人间秩序的一个传统，从一开始，道的责任承担就落在士的身上。
比如孔子说“士志于道”，“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曾子说得更为直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而士也保持了这种以道自任的精神。
而势是指帝王之势，也即与道统相对应的政统。
公元前四世纪前后，可以说是士的黄金时期，是道统与政统抗衡的高潮时代，士以道自任，可以抗礼王侯。
并且王候尊礼有道之士，也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先秦时期的士
当时士与王侯的关系分为三类，就是师、友和臣。“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者与役处”（《战国策.燕策》）。
当时对少数的卓越的士的领袖人物，君主以师礼事之；次一等的像朋友那样相处；一般有学问的士，则用之为臣。
至于想当亡国之君的，那就“随便处”吧。
到战国时期列国争霸，士阶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原来的士算是最低一级的贵族，都是有工作的，基本不用为吃饭的事发愁。比如孔子就曾为委吏、乘田。
春秋晚期，封建秩序崩坏，由于贵族下降和平民上升，士阶层急剧扩大。
士从封建身份中解放出来，精神上是自由了，但吃饭成了问题，因为工作没了。
于是这部分人就成了“游士”。
此时士已成了四民之首（士农工商），其余三民都各有谋生的专业和本领，而士只能凭借他的知识与技能，不得不靠“口舌”来谋生。
看《史记》里这一时期有些士的列传，是很凄惨的，比如苏秦没混好的时候，回家妻子不下织机，嫂子不给他做饭吃。李斯对此也有刻骨铭心的体会，说“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
苏秦
这些游士到了“无以为衣食”的地步，使得他们“枉道以从势”成为可能，游走于各国王侯之门，猎取富贵，获取衣食。
而在群雄争霸时期，各国君主不仅需要以道自任的士为其合法性背书，也需要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治理国家，以便能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获胜。
但大一统的局势一旦明朗，形势便为之一变，这些游士已经成为不利于统一的离心力量。这也是嬴政在天下大局已定的时候，下达“逐客”之令的重要原因。
汉武帝
汉武帝比秦始皇高明一些，他独尊儒术，表面上将儒家奉为正统，但道已失去了与势相抗的可能，从此，游士便一去不复返了。
到了隋唐，科举制度得以施行，天下之士，则如李世民所说的那样，“入吾彀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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