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汉语的语音史。秦始皇统一天下，就实行了“书同文”，但却没有“语同音”，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道：
“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书同文，却没有语同音，这也就说汉字直到晚清民国时期，才有一个标准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汉字是语素文字，而非表音文字。表音文字，必须做到“语同音”，否则的话，每一个单词就会有不同的发音，发音不同，拼写规则也会不一样，这样就无法做到文字的统一。汉字只要书同文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语同音。
中国古代文献《庄子》中的汉字
因为中国古代的汉字没有标准音，所以，汉字的语音变化非常大，有上古语音（夏商周至东汉）、中古语音（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和近古语音（宋元至明清）之分，与此同时，中国的地域广大，各地的汉语语音也是不一样的。
韩语、日语、越南语中有60%至70%的词汇来自于汉字，按照道理来说，我们能听得懂其中的60%至70%，但是，我们中国人几乎是完全听不懂韩语、日语和越南语的。因为汉字传播到日本、韩国和越南时，日本人、韩国人和越南人学的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汉语的发音。
古代韩国的汉文文献
第一：从官话、国语到普遍话
我们现在所说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基础方言的，“官话”和“国语”则是“普通话的旧称”，这也就是说“普通话”、“官话”和“国语”的意思是一样的，在英语里“普通话”、“官话”和“国语”也都称之为“Mandarin”，那为什么现在的普通话不能称之为“国语”和“官话”呢？可见，这三个词在意义上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语是汉民族的语言，将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称之为“普通话”，体现的是民族平等。中国的语言文字，不仅有汉语，还有藏语、蒙古语、满语、壮语、朝鲜语等等。
中国地形图
中国的地域辽阔，汉语也有不同的方言，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因此将汉民族的共同语称之为“普通话”，体现的是地域平等、人人平等。
中国古代将普通话称之为“官话”，但是在清末的时候，其称谓逐步转变为了“国语”，这与中国人建构现代国族的概念息息相关。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人只有夷夏观念，而无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夷夏之辨主要是看儒家的礼乐文化，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夷狄如果仅仅只有君主，而没有礼乐，还不如诸夏无君主，而有礼乐。韩愈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说明，孔子的“夷夏之辨”更加看重的是礼乐文化，而非地域，所谓重文化，而轻种族。
在没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前提下，天下通用的文字，就是“字”。所以，在古代社会，中国人所说的写字，就是写汉字，汉字就是字。在日本和韩国也是如此，汉字是字，而现在的韩文、日文反而称之为“谚文”、“假名”，所谓的“谚文”就是民间使用的文字，“假名”就是“假字”，而非“真字”。当时的汉字称之为“字”，上层人士和贵族通用的汉语语音，就是“官话”，当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官话的语音是不一样的，大体上而言，都城在哪里，就以哪个地方的方言为“官话”。
用汉字书写的《日本书纪》
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欧洲是各个国家并列，因此，在“天下”、“海内”的观念里，实际上是没有“国文”、“国语”的概念的，“国”的繁体字是“國”，国的最初含义是城池，所谓“國，邦也”，“中国”一词的最初含义也是指中原之地，而不是指整个天下。
欧洲国家一般将本国的通用语言称之为“官方语言”，有的国家甚至有多个官方语言，甚至是多个国家把同一种语言定为“官方语言”，如：德国的官方语言是德语，法国的官方语言是法语，荷兰的官方语言是荷兰语，瑞士将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罗曼什语这四种语言同时定为官方语言，比利时则将荷兰语、法语、德语同时定为官方语言，瑞士没有瑞士语，比利时也没有比利时语。比利时人所使用的荷兰语、法语，其实是法语和荷兰语的地方方言，但是，差别非常小，交流起来没有任何障碍。
瑞士是没有瑞士语的
美国和日本，甚至没有明确英语和日语为官方语言，但是，美国的通用语就是英语，日本的通用语就是日语。
第二：民国时期的“国音”之争
汉语是语素文字，并非表音文字，所以，不需要语同音，在交通落后的古代社会，实际上也无法做到语同音，古代中国的书面语就是汉字，古代东亚的书面语也是汉字，根本不需要确定哪种汉语的方言为标准音，到了晚清民国时期，汉字语音标准化的问题才逐渐提上议事日程。
明朝通行的“官话”是南京官话，即宋元以来的老中原官话，公元1421 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北京官话的地位逐步上升，但是，在整个明朝，北方方言并未占据优势地位，明朝的文人是以南京官话（南音）为“正统”地位的。到了乾隆年间，北京官话才与南京官话平起平坐，明清两代的官方语音，实际上是北京官话与南京官话并存，而且中国古代的文人多出自江浙一带，南京官话还经常以“嫡子”的地位挑战北京官话。为什么明清两代的文人以南京官话为“嫡传”呢？因为南京官话保留了很多已经消失了的唐宋古音。
明代的紫禁城
我们来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北京官话一般是四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即现在的汉语拼音里的四个声调，但是，南京官话保留了入声，南京官话是五声调，明清时期的南京官话与现在的江淮官话非常相似，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在的江淮官话，现在的江淮官话是江苏、安徽、浙江等地的方言，江淮官话里仍然有入声，文言文用入声读，其实更有古韵；南京官话，“江”与“刚”不分，把长江的“江”字读作“刚”，“江”读“刚”其实也更符合古韵，在中国古代的音韵学著作中，江是“古雙切”（雙的简体字是双），“古”字的声母与“双”字的韵母合起来读，就是“刚”，刚是“古朗切”，“古”字的声母与“朗”字的韵母合起来读，还是今天的“刚”字的读音，所以，“刚”字的读音没有变化，而“江”字的读音则变化了。（说到这里，我们顺便解释一个问题：唐朝人说的普通话，如何复原呢？古代又没有录音，我们今天的人怎么知道古人是如何读唐诗的呢？其实就是根据古代的音韵学著作复原的，中国古代没有拼音字母，但是有“切韵”。）
明代的科举考试
1913 年，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开始首次统一汉语的标准音，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确定汉语的标准音，当时是采取什么办法为汉字确定读音的呢？每一个省有一个表决权，但并不是大家投票决定哪个省的方言为国语，而是每一个省选出一个审音代表，让他们把常用的6500多个汉字逐一进行表音，然后由记音员逐个记出每个汉字的读音的多寡，以最多者为标准音。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终于确定了汉字的标准音，1918年，正式公布《国音字典》，用投票的方式决定每一个汉字的读音，实际上所形成的标准音，是全国各地的方言的一个杂糅，也就是说，全国各地没有哪个地方的老百姓是说这种“国音”的，虽然融合了各地方言，体现了公平，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古代汉语的语音和声调，可是呢，这种“国音”推广起来极其困难，只有语言学家会说，其他人都不会说。
当时人为制定的“老国音”大概只有赵元任会说
1918年确定的“国音”被称之为“老国音”，当时的文人对于老国音非常的满意，但是呢，中国没有一个地方的老百姓是以“老国音”为本地方言的，这在学校里是根本无法推广的。后来，中国人才认识到人为制定的标准音，是不能确定为汉语的标准音的，当然通过研读音韵学著作恢复汉唐时期的古音更是不切实际。
1924 年 ，中国的语言学家开始重新修订《国音字典》，新修订的标准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但没有字字均遵循北京的土音，而是南北有所融合，大概有90%以上的语音是与北京语音相同的。新修订的标准音，称之为“新国音”，新国音因为是自然的语音，所以，推广起来非常的容易，而且明清两代，北京官话也是当时的通用语之一。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新国音就被定为了汉语的标准音，但是，仍然不时受到其他方言的挑战，比如，以南京官话为中心的南音系统，对当时的文人就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南京官话保留了一部分古汉语的发音。
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语音的标准音地位正式得到确立，我们现在所说的普通话，就是汉字的标准音，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方言的。随着中国义务教育的普及，普通话在全国推广了开来。将汉语的标准音称之为“普通话”，其实更符合“通用语”本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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