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6日下午4時，湖北襄陽。日軍一等兵藤岡舉起刺刀，將渾身浴血的一名軍官刺倒，他事後才知道，這名軍官名為張自忠，是中國第三十三集團軍司令。張自忠面對數倍於己的日軍，反覆衝殺十次，彈盡糧絕最後死在戰場上，就連日本軍人也對其深感敬佩。
為了中華民族，為了他背後的湖北人民，他戰鬥到了最後一刻。
棗宜會戰在不到一個月後結束，駐紮在武漢的日軍第11軍，終將鐵蹄踏遍了湖北其餘地區。
湖北人民此時倉皇無措，欲哭無淚。
因為在他們面前的敵人，不只有日軍。
圖片來自於論文《民國時期湘鄂贛皖地區疫災流行與公共衛生意識的變遷研究》》
1940年開始，湖北開始流行大面積的霍亂，江陵、公安、松滋等湖北省境內縣區爆發了霍亂大流行，此時同時傳播的流行病至少有7種，並在湖北全省45%左右的地區肆虐。整體的疫情一直到1942年才逐漸結束。與其說1940~1942年是一場傳染病的開始到終止，不如說他是許多次疫情的一個節點。
其實從民國成立開始，湖北省境內的疫情就從未斷過。霍亂、天花、痢疾在幾乎年年都在民國國境內流行傳播，另外諸如瘧疾、流腦、鼠疫、傷寒、白喉、迴歸熱、猩紅熱、黑熱病、斑疹也層出不窮。這些我們現在看來比較遙遠的疾病，在百年前的中國卻是相當的普遍。
翻閱1940~1943年的關於湖北省疫情的史料，我們能看到諸如以下這樣的記載：
公安縣政府員工半數患病，醫藥極度匱乏。
鄂西北迴歸熱流行，興山縣一半居民感染，死亡5萬人。迴歸熱和斑疹、傷寒傳播至保康縣，全縣20%的人口約2萬人因疫病而死。
通城縣5000人因疫病而死；監利縣連續兩年流行天花，死亡4萬人。
沔陽縣天花、霍亂、頭疼痧同時肆虐，“亡者十之八九”。
……
由於當時的混亂時局，這些疫病的具體情況我們已經很難進行精確的統計，我們能看到的史料中大多隻有“大流行”、“死亡甚眾”這樣的模糊記載。
但我們能確定的事情是高頻次、廣範圍的疫情給當地的百姓帶來了切身的苦難，而原本就脆弱的衛生防疫體系也承受了極大的壓力，更為致命的則是當時湖北所面臨的戰爭和旱災形勢。
1940年5月1日，日本駐武漢的第11軍發動棗宜會戰，日軍以傷亡7000餘人的代價，擊潰國軍，造成了近10萬的傷亡和失蹤，民族英雄張自忠殉國。日軍的鐵蹄便遍佈湖北，當年共有36個縣被日軍佔領、掠奪、攻擊，民眾拖家帶口逃亡未淪陷地。根據1940年5月25日的統計，湖北省的難民總數達到了120~130萬人。
1941年，湖北多久旱。《湖北省統計年鑑》記載此時“夏季久旱，禾苗枯槁，復遭蝗蟲之害，收成僅二成。” 旱蝗交替、再加之疫病盛行，無疑給了當時的湖北人民莫大的生存和生產壓力。
這般絕境之下，我們仍然能看到許多人衝鋒在前，但也看到有人“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醜態。
1927-1937年是所謂的“黃金十年”，南京國民政府在政治、外交、經濟上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同時也在公共衛生體系上取得了一些進展。
各地開始引入現代化的醫療體系，制定防疫和公共衛生的制度、章程，一些縣一級的單位也開設了衛生院，防疫工作則在省衛生處的領導下，和各地方的公安局、警察局、衛生局以及公立醫院共同負責，當大規模的疫情爆發後，國民政府一般會成立臨時性的防疫機構和防疫醫院，綜合性的醫院也開始設立傳染科。
與此同時，以中國紅十字會為代表的民間慈善團體，也為公共衛生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儘管一批人做出了相當的努力，但因時局艱難、各方掣肘，衛生事業舉步維艱，甚至難以用杯水車薪來形容，直如滄海一粟。
在這十年中，南京國民政府百分之七八十的財政支出攤牌給了軍費，而
衛生事業的支出，往往只佔地方財政支出的0.1%，人均衛生經費只有1角錢上下。作為湖北的省會，武漢所擁有的衛生機構行政和醫務人員只有區區60人。抗戰勝利後，全國行政會議在1946年10月1日召開。湖北省衛生處呈報提案稱：“縣衛生院尚未完全設置，已設者，內容亦多欠充實，鄉鎮以衛生機構更不普及，已設者尤為空虛……在財政枯竭之今日，各級衛生機構常因緊縮而首當其衝，有慘談經營而整個遭裁併者，有裁剪人員僅餘一主管與一、二公役者，而其手續往往僅憑地方臨時會議，或地方行政長官之好惡……實無異於對衛生建設之莫大之摧殘。”
本文圖片實際拍攝地多在上海
這段話能體現抗日戰爭期間到抗戰勝利初，湖北省的公共衛生系統現狀。一來經費緊缺，人員極少；二來普及度不高，有的縣甚至衛生院都未曾擁有；三來遭到官僚主義的侵害較深。
在1940年湖北霍亂等疾病開始流行之後，各地確實紛紛成立了一些臨時性的醫院，進行了一些衛生宣傳，但現有的人員、設施、物資無法滿足絕大多數人的需求。所以貧民百姓只能求助於巫術和土方，或者只能選擇坐以待斃，造成了廣泛的悲劇。
所以1940年湖北戰疫，與其說是在“戰”，不如說是在“熬”。
當時的人們，也沒有喊出湖北加油、武漢加油這樣的話來。只因當時湖北的疫病情況，只是1940年中華民族種種苦難中的一種罷了。
這並非當時的人們皆為冷血，皆麻木不仁。
而是當時的人們知道，時局如此，我們頭號的敵人是侵略我們的帝國主義和國內落後的生產力。
我們必須要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偉大祖國，才能將這些無情的疫病，一個個的趕走。
雖然當時的湖北疫情並未受到廣泛的援助，但我們不能因此否定時人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所做的努力。
我創作了諸多災荒史方面的文章，一直強調一個觀點：對災害的治理是考驗一個現代化國家的治理能力的試金石。如果沒有現代化的治理體系和工業生產能力在背後，由災變荒則是必然。
我們能輕易的按照學識作出這樣的判斷，客觀的顯得有些冷血。可於當時生活的千千萬萬的百姓而言，時局如此這般，只能嘆息和無奈。
談及民國，也許有些人的第一映像是穿開叉旗袍的歌廳舞女、是西裝革履的豪門闊少；是歐式莊園內的大擺鍾、是燈紅酒綠的百老匯；是風流倜儻的文壇大師、是風姿綽約的靚麗佳人。
可那些看似美好的、引人注目的東西，卻忽略了千千萬萬、絕大多數人民面對的真實困境。民國三十八年曆史中，幾乎年年有災且水旱凍蝗疫風震往往多災並行，面對頻發的災難，才是人民的真實生活。
從1940到2020，時光已經過去了80年。
我們這個苦難的民族揹負重荷，走過了苦難的近代史，終究沒有被無情的天災打倒。
人民站起來了，國家站起來了。
當年在湖北肆虐的7種疫病，絕大多數已經淡出人們的視野，成為實驗室裡面的標本。而面對新的敵人，我們也有能力保護人民的生命。
此時，我又想到了方誌敏先生，1936年在《可愛的中國》中所講的：“不錯，目前的中國，固然是江山破碎，國弊民窮，但誰能斷言，中國沒有一個光明的前途呢？不，決不會的，我們相信，中國一定有個可讚美的光明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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