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湖北襄阳。日军一等兵藤冈举起刺刀，将浑身浴血的一名军官刺倒，他事后才知道，这名军官名为张自忠，是中国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张自忠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反复冲杀十次，弹尽粮绝最后死在战场上，就连日本军人也对其深感敬佩。
为了中华民族，为了他背后的湖北人民，他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枣宜会战在不到一个月后结束，驻扎在武汉的日军第11军，终将铁蹄踏遍了湖北其余地区。
湖北人民此时仓皇无措，欲哭无泪。
因为在他们面前的敌人，不只有日军。
图片来自于论文《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
1940年开始，湖北开始流行大面积的霍乱，江陵、公安、松滋等湖北省境内县区爆发了霍乱大流行，此时同时传播的流行病至少有7种，并在湖北全省45%左右的地区肆虐。整体的疫情一直到1942年才逐渐结束。与其说1940~1942年是一场传染病的开始到终止，不如说他是许多次疫情的一个节点。
其实从民国成立开始，湖北省境内的疫情就从未断过。霍乱、天花、痢疾在几乎年年都在民国国境内流行传播，另外诸如疟疾、流脑、鼠疫、伤寒、白喉、回归热、猩红热、黑热病、斑疹也层出不穷。这些我们现在看来比较遥远的疾病，在百年前的中国却是相当的普遍。
翻阅1940~1943年的关于湖北省疫情的史料，我们能看到诸如以下这样的记载：
公安县政府员工半数患病，医药极度匮乏。
鄂西北回归热流行，兴山县一半居民感染，死亡5万人。回归热和斑疹、伤寒传播至保康县，全县20%的人口约2万人因疫病而死。
通城县5000人因疫病而死；监利县连续两年流行天花，死亡4万人。
沔阳县天花、霍乱、头疼痧同时肆虐，“亡者十之八九”。
……
由于当时的混乱时局，这些疫病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经很难进行精确的统计，我们能看到的史料中大多只有“大流行”、“死亡甚众”这样的模糊记载。
但我们能确定的事情是高频次、广范围的疫情给当地的百姓带来了切身的苦难，而原本就脆弱的卫生防疫体系也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更为致命的则是当时湖北所面临的战争和旱灾形势。
1940年5月1日，日本驻武汉的第11军发动枣宜会战，日军以伤亡7000余人的代价，击溃国军，造成了近10万的伤亡和失踪，民族英雄张自忠殉国。日军的铁蹄便遍布湖北，当年共有36个县被日军占领、掠夺、攻击，民众拖家带口逃亡未沦陷地。根据1940年5月25日的统计，湖北省的难民总数达到了120~130万人。
1941年，湖北多久旱。《湖北省统计年鉴》记载此时“夏季久旱，禾苗枯槁，复遭蝗虫之害，收成仅二成。” 旱蝗交替、再加之疫病盛行，无疑给了当时的湖北人民莫大的生存和生产压力。
这般绝境之下，我们仍然能看到许多人冲锋在前，但也看到有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丑态。
1927-1937年是所谓的“黄金十年”，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外交、经济上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同时也在公共卫生体系上取得了一些进展。
各地开始引入现代化的医疗体系，制定防疫和公共卫生的制度、章程，一些县一级的单位也开设了卫生院，防疫工作则在省卫生处的领导下，和各地方的公安局、警察局、卫生局以及公立医院共同负责，当大规模的疫情爆发后，国民政府一般会成立临时性的防疫机构和防疫医院，综合性的医院也开始设立传染科。
与此同时，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代表的民间慈善团体，也为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尽管一批人做出了相当的努力，但因时局艰难、各方掣肘，卫生事业举步维艰，甚至难以用杯水车薪来形容，直如沧海一粟。
在这十年中，南京国民政府百分之七八十的财政支出摊牌给了军费，而
卫生事业的支出，往往只占地方财政支出的0.1%，人均卫生经费只有1角钱上下。作为湖北的省会，武汉所拥有的卫生机构行政和医务人员只有区区60人。抗战胜利后，全国行政会议在1946年10月1日召开。湖北省卫生处呈报提案称：“县卫生院尚未完全设置，已设者，内容亦多欠充实，乡镇以卫生机构更不普及，已设者尤为空虚……在财政枯竭之今日，各级卫生机构常因紧缩而首当其冲，有惨谈经营而整个遭裁并者，有裁剪人员仅余一主管与一、二公役者，而其手续往往仅凭地方临时会议，或地方行政长官之好恶……实无异于对卫生建设之莫大之摧残。”
本文图片实际拍摄地多在上海
这段话能体现抗日战争期间到抗战胜利初，湖北省的公共卫生系统现状。一来经费紧缺，人员极少；二来普及度不高，有的县甚至卫生院都未曾拥有；三来遭到官僚主义的侵害较深。
在1940年湖北霍乱等疾病开始流行之后，各地确实纷纷成立了一些临时性的医院，进行了一些卫生宣传，但现有的人员、设施、物资无法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求。所以贫民百姓只能求助于巫术和土方，或者只能选择坐以待毙，造成了广泛的悲剧。
所以1940年湖北战疫，与其说是在“战”，不如说是在“熬”。
当时的人们，也没有喊出湖北加油、武汉加油这样的话来。只因当时湖北的疫病情况，只是1940年中华民族种种苦难中的一种罢了。
这并非当时的人们皆为冷血，皆麻木不仁。
而是当时的人们知道，时局如此，我们头号的敌人是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和国内落后的生产力。
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伟大祖国，才能将这些无情的疫病，一个个的赶走。
虽然当时的湖北疫情并未受到广泛的援助，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时人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做的努力。
我创作了诸多灾荒史方面的文章，一直强调一个观点：对灾害的治理是考验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治理能力的试金石。如果没有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工业生产能力在背后，由灾变荒则是必然。
我们能轻易的按照学识作出这样的判断，客观的显得有些冷血。可于当时生活的千千万万的百姓而言，时局如此这般，只能叹息和无奈。
谈及民国，也许有些人的第一映像是穿开叉旗袍的歌厅舞女、是西装革履的豪门阔少；是欧式庄园内的大摆钟、是灯红酒绿的百老汇；是风流倜傥的文坛大师、是风姿绰约的靓丽佳人。
可那些看似美好的、引人注目的东西，却忽略了千千万万、绝大多数人民面对的真实困境。民国三十八年历史中，几乎年年有灾且水旱冻蝗疫风震往往多灾并行，面对频发的灾难，才是人民的真实生活。
从1940到2020，时光已经过去了80年。
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背负重荷，走过了苦难的近代史，终究没有被无情的天灾打倒。
人民站起来了，国家站起来了。
当年在湖北肆虐的7种疫病，绝大多数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实验室里面的标本。而面对新的敌人，我们也有能力保护人民的生命。
此时，我又想到了方志敏先生，1936年在《可爱的中国》中所讲的：“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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