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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為您分享的文章是魯迅先生的《世故三昧》。
《世故三昧》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十一號，後收入《南腔北調集》。
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於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據我的經驗，得到“深於世故”的惡諡者，卻還是因為“不通世故”的緣故。
現在我假設以這樣的話，來勸導青年人——
“如果你遇見社會上有不平事，萬不可挺身而出，講公道話，否則，事情倒會移到你頭上來，甚至於會被指作反動分子的。
如果你遇見有人被冤枉，被誣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萬不可挺身而出，去給他解釋或分辯，否則，你就會被人說是他的親戚，或得了他的賄賂；
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為他的情人的；如果他較有名，那便是黨羽。
例如我自己罷，給一個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人們就說她是我的小姨；
介紹一點科學的文藝理論，人們就說得了蘇聯的盧布。親戚和金錢，在目下的中國，關係也真是大，事實給與了教訓，人們看慣了，以為人人都脫不了這關係，原也無足深怪的。”
然而，有些人其實也並不真相信，只是說著玩玩，有趣有趣的。即使有人為了謠言，弄得凌遲碎剮，像明末的鄭鄤那樣了，和自己也並不相干，總不如有趣的緊要。這時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掃興，結果還是你自己倒楣。
我也有一個經驗，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裡做“官僚”，常聽得同事說，某女學校的學生，是可以叫出來嫖的，連機關的地址門牌，也說得明明白白。
有一回我偶然走過這條街，一個人對於壞事情，是記性好一點的，我記起來了，便留心著那門牌，但這一號；卻是一塊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間很破爛的小屋，是幾個山東人住著賣水的地方，決計做不了別用。待到他們又在談著這事的時候，我便說出我的所見來，而不料大家竟笑容盡斂，不歡而散了，此後不和我談天者兩三月。我事後才悟到打斷了他們的興致，是不應該的。
“所以，你最好是莫問是非曲直，一味附和著大家；但更好是不開口；而在更好之上的是連臉上也不顯出心裡的是非的模樣來……”
這是處世法的精義，只要黃河不流到腳下，炸彈不落在身邊，可以保管一世沒有挫折的。但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話為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許要以為我是在教壞了他們的子弟。嗚呼，那麼，一片苦心，竟是白費了。
然而倘說中國現在正如唐虞盛世，卻又未免是“世故”之談。耳聞目睹的不算，單是看看報章，也就可以知道社會上有多少不平，人們有多少冤抑。但對於這些事，除了有時或有同業，同鄉，同族的人們來說幾句呼籲的話之外，利害無關的人的義憤的聲音，我們是很少聽到的。
這很分明，是大家不開口；或者以為和自己不相干；或者連“以為和自己不相干”的意思也全沒有。“世故”深到不自覺其“深於世故”，這才真是“深於世故”的了。這是中國處世法的精義中的精義。
而且，對於看了我的勸導青年人的話，心以為非的人物，我還有一下反攻在這裡。他是以我為狡猾的。但是，我的話裡，一面固然顯示著我的狡猾，而且無能，但一面也顯示著社會的黑暗。他單責個人，正是最穩妥的辦法，倘使兼責社會，可就得站出去戰鬥了。責人的“深於世故”而避開了“世”不談，這是更“深於世故”的玩藝，倘若自己不覺得，那就更深更深了，離三昧境蓋不遠矣。
不過凡事一說，即落言筌，不再能得三昧。說“世故三昧”者，即非“世故三昧”。三昧真諦，在行而不言；我現在一說“行而不言”，卻又失了真諦，離三昧境蓋益遠矣。
一切善知識，心知其意可也！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三日
非常時期，各種言論鋪天而來，知乎就有這樣一個熱門問題：假如你以後有了小孩，是教他善良，還是讓他變得現實？高贊答案這樣說：
你教他善良
生活會讓他慢慢學會在現實中善良
你教他現實
可就沒人教他善良了
我想用魯迅先生的一句話作答：
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
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
有一分熱，發一分光。
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文末百科
文章中提到的詞語或小事背後，其實都能引出一件與作者有關的的真實事件：
“然而據我的經驗，得到‘深於世故’的惡諡者，卻還是因為 ‘不通世故’的緣故”，1926年10月28日，高長虹寫出萬字長文《1925年，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將矛頭直指魯迅。該文用詞激烈，使用了諸如“瘟臭”、“嘔吐”等字眼，並將魯迅稱之為“世故老人”。
“給一個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書信集的序，人們就說她是我的小姨”，1932年，魯迅受人之託，為程鼎興的亡妻金淑姿的遺信集寫序。1932年9月26日《大晚報》的“文壇新訊”欄目登載《魯迅為小姨作序》，文中稱：“最近北新書局出版金淑姿女士創作《信》一種，前有魯迅氏序文一篇，乃以四六句作成，詞藻極為富麗，聞金女士乃魯迅之小姨雲。”（魯迅先生與金女士並無文中關係）
“介紹一點科學的文藝理論，人們就說得了蘇聯的盧布”，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魯迅為著鬥爭的需要，翻譯介紹了蘇聯科學的文藝理論，於是有人在1931年2月6日於上海出版的 《金鋼鑽報》上發表 《魯迅參加左聯的動機》一文，其中說“共產黨最初以每月八十個盧布，在滬充當文藝宣傳費，造成所謂普羅文藝”。
“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裡做‘官僚’”陳西瀅於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北京《晨報副刊》所載《致志摩》中，言辭激烈地諷刺魯迅是“官僚”“土匪”。
“常聽得同事說，某女學校的學生，是可以叫出來嫖的”，在一九二五年女師大風潮中，陳西瀅誣衊女師大學生可以“叫局”，一九二六年初，北京《晨報副刊》、《語絲》等不斷載有談論此事的文字。魯迅先生以親身經歷戳破謊言，卻落個
“此後不和我談天者兩三月”的下場。腳不能達到的地方，眼睛可以達到，眼睛不能到的地方，精神可以飛到。以閱讀溫暖陪伴，我們明天再見。
主播宸冰
北京讀書形象大使、金牌閱讀推廣人；北京榜樣；宸冰閱讀文化傳媒創始人；《中國家書家訓》作者；《宸冰讀書》《宸冰初見》總策劃、主講人；北京十佳實體書店“宸冰書坊”創始人；首都職工素質工程讀書導師、全國婦聯智庫專家；喜馬拉雅最具人情懷歷史主講人；中華女子學院、傳媒大學等十三所高校客座講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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