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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为您分享的文章是鲁迅先生的《世故三昧》。
《世故三昧》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一号，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据我的经验，得到“深于世故”的恶谥者，却还是因为“不通世故”的缘故。
现在我假设以这样的话，来劝导青年人——
“如果你遇见社会上有不平事，万不可挺身而出，讲公道话，否则，事情倒会移到你头上来，甚至于会被指作反动分子的。
如果你遇见有人被冤枉，被诬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万不可挺身而出，去给他解释或分辩，否则，你就会被人说是他的亲戚，或得了他的贿赂；
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为他的情人的；如果他较有名，那便是党羽。
例如我自己罢，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人们就说她是我的小姨；
介绍一点科学的文艺理论，人们就说得了苏联的卢布。亲戚和金钱，在目下的中国，关系也真是大，事实给与了教训，人们看惯了，以为人人都脱不了这关系，原也无足深怪的。”
然而，有些人其实也并不真相信，只是说着玩玩，有趣有趣的。即使有人为了谣言，弄得凌迟碎剐，像明末的郑鄤那样了，和自己也并不相干，总不如有趣的紧要。这时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扫兴，结果还是你自己倒楣。
我也有一个经验，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常听得同事说，某女学校的学生，是可以叫出来嫖的，连机关的地址门牌，也说得明明白白。
有一回我偶然走过这条街，一个人对于坏事情，是记性好一点的，我记起来了，便留心着那门牌，但这一号；却是一块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间很破烂的小屋，是几个山东人住着卖水的地方，决计做不了别用。待到他们又在谈着这事的时候，我便说出我的所见来，而不料大家竟笑容尽敛，不欢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我事后才悟到打断了他们的兴致，是不应该的。
“所以，你最好是莫问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但更好是不开口；而在更好之上的是连脸上也不显出心里的是非的模样来……”
这是处世法的精义，只要黄河不流到脚下，炸弹不落在身边，可以保管一世没有挫折的。但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话为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许要以为我是在教坏了他们的子弟。呜呼，那么，一片苦心，竟是白费了。
然而倘说中国现在正如唐虞盛世，却又未免是“世故”之谈。耳闻目睹的不算，单是看看报章，也就可以知道社会上有多少不平，人们有多少冤抑。但对于这些事，除了有时或有同业，同乡，同族的人们来说几句呼吁的话之外，利害无关的人的义愤的声音，我们是很少听到的。
这很分明，是大家不开口；或者以为和自己不相干；或者连“以为和自己不相干”的意思也全没有。“世故”深到不自觉其“深于世故”，这才真是“深于世故”的了。这是中国处世法的精义中的精义。
而且，对于看了我的劝导青年人的话，心以为非的人物，我还有一下反攻在这里。他是以我为狡猾的。但是，我的话里，一面固然显示着我的狡猾，而且无能，但一面也显示着社会的黑暗。他单责个人，正是最稳妥的办法，倘使兼责社会，可就得站出去战斗了。责人的“深于世故”而避开了“世”不谈，这是更“深于世故”的玩艺，倘若自己不觉得，那就更深更深了，离三昧境盖不远矣。
不过凡事一说，即落言筌，不再能得三昧。说“世故三昧”者，即非“世故三昧”。三昧真谛，在行而不言；我现在一说“行而不言”，却又失了真谛，离三昧境盖益远矣。
一切善知识，心知其意可也！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三日
非常时期，各种言论铺天而来，知乎就有这样一个热门问题：假如你以后有了小孩，是教他善良，还是让他变得现实？高赞答案这样说：
你教他善良
生活会让他慢慢学会在现实中善良
你教他现实
可就没人教他善良了
我想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作答：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文末百科
文章中提到的词语或小事背后，其实都能引出一件与作者有关的的真实事件：
“然而据我的经验，得到‘深于世故’的恶谥者，却还是因为 ‘不通世故’的缘故”，1926年10月28日，高长虹写出万字长文《1925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将矛头直指鲁迅。该文用词激烈，使用了诸如“瘟臭”、“呕吐”等字眼，并将鲁迅称之为“世故老人”。
“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书信集的序，人们就说她是我的小姨”，1932年，鲁迅受人之托，为程鼎兴的亡妻金淑姿的遗信集写序。1932年9月26日《大晚报》的“文坛新讯”栏目登载《鲁迅为小姨作序》，文中称：“最近北新书局出版金淑姿女士创作《信》一种，前有鲁迅氏序文一篇，乃以四六句作成，词藻极为富丽，闻金女士乃鲁迅之小姨云。”（鲁迅先生与金女士并无文中关系）
“介绍一点科学的文艺理论，人们就说得了苏联的卢布”，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鲁迅为着斗争的需要，翻译介绍了苏联科学的文艺理论，于是有人在1931年2月6日于上海出版的 《金钢钻报》上发表 《鲁迅参加左联的动机》一文，其中说“共产党最初以每月八十个卢布，在沪充当文艺宣传费，造成所谓普罗文艺”。
“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陈西滢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北京《晨报副刊》所载《致志摩》中，言辞激烈地讽刺鲁迅是“官僚”“土匪”。
“常听得同事说，某女学校的学生，是可以叫出来嫖的”，在一九二五年女师大风潮中，陈西滢诬蔑女师大学生可以“叫局”，一九二六年初，北京《晨报副刊》、《语丝》等不断载有谈论此事的文字。鲁迅先生以亲身经历戳破谎言，却落个
“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的下场。脚不能达到的地方，眼睛可以达到，眼睛不能到的地方，精神可以飞到。以阅读温暖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主播宸冰
北京读书形象大使、金牌阅读推广人；北京榜样；宸冰阅读文化传媒创始人；《中国家书家训》作者；《宸冰读书》《宸冰初见》总策划、主讲人；北京十佳实体书店“宸冰书坊”创始人；首都职工素质工程读书导师、全国妇联智库专家；喜马拉雅最具人情怀历史主讲人；中华女子学院、传媒大学等十三所高校客座讲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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