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对古代挑选人才的重要性

记得前面有提到过苏力老师的大作《大国宪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了中国的由来。今天我们要谈的，也是苏力老师《大国宪制》中的另一个命题，八股文在古代选拔人才中的重要性。

在我们中国古代，朝廷选举人才除了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就是后来汉武帝创造的察举制，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科举。一百多年来，科举制被当成是压制中国文化创新的制度原因，被反复批判。即使有人做翻案文章，说科举制也有正面意义的，一般也只是说，它促进了中国社会上下阶层的流动，有公平的一面等等。

但是，所有这些视角，都是从我们今天的标准，来判断古人的是非，都是从后往前看。很少有人像苏力老师在《大国宪制》这本书里这样，从前往后看，从制度生成的过程来看科举制的价值。

上一期节目我们讲了，在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的农耕国家，选拔人才，最大的难题，不是君主的动机是不是求贤若渴。最大的难题在于信息的筛选。

三个问题。第一，怎么知道人才在哪里？第二，怎么在他们之间比较和衡量，怎么知道这个人就比其他人优秀？衡量如何做到比较公平呢？第三，怎么核实和验证他是一个合格的官僚和政治人才？

科举制正是在那个时候的社会基础和技术条件下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三个问题。

首先，国家怎么知道人才在哪里？国家总不能派人去打听、去问，那总还是会有遗漏。但是科举制做到了一个奇迹，就是国家不用站出来主动去找人才了。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会在文化意识的驱动下，在周边的社会压力下，自动站出来，走上被国家挑选的道路。

在科举制之前，你还能看到陶渊明那样的隐士，还能喊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话。但是宋代以后，也就是科举制成熟之后，隐士传统基本就断绝了。要不要参加科举已经不是一个读书人个人的政治选择了，他会背负着家族的期待、光宗耀祖的责任、自己发展的需求。所有这些压力，把只要觉得自己还是个人才的人都送上了考场。那考试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才有范进中举的故事嘛。

举个例子，据说，乾隆六十年会试，各省上报70岁以上参加会试的122人，其中80岁、90岁以上，实际参加会试，而且坚持把三场都考完的，有92人。你看，这么大岁数还孜孜不倦地考，这肯定不是为了当官了。这是为理想而战，为荣誉而战了。你看，国家寻找人才的信息成本降下来了吧？不用挑，人才会自己来。

好，再来看后两个信息问题，怎么核实一个人是不是政治人才？怎么在人才之间比较，分出高下优劣？这里面不仅有公平性的问题，还有一个有效性的问题。

过去虽然对科举制也有赞扬，主要是说它公平；对科举制的批评，主要是说它对挑选人才无效。

表面上想对啊，只考八股文，固定格式、固定内容，不能说自己的观点，必须是代圣贤立言，必然形式单一、思想空洞嘛，这怎么能选出人才呢？所以有一种阴谋论的说法来了，说八股取士，是皇帝为了愚民，是愚民政策的一种，是为了让中国的精英变蠢。

说实话，这种说法很难有说服力啊。你让自己的精英变蠢了。你的敌人的精英可没变蠢啊。国家到了危难时刻，谁来组织那么庞大的官僚机构的运转？谁来组织百姓？谁来调兵遣将？

我们讲这个“大国宪制“的系列，所有逻辑的起点，都是我们这个民族生存环境非常艰难，挑战太多太大，这才不得不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建立一个超大型国家组织。那这个组织第一位的要求就是有力量，他的人才选拔机制，怎么反而会是把精英挑出来然后有意变蠢的呢？事实上也不是，从王阳明到曾国藩到李鸿章，这些著名的政治家都是八股文科举制挑选出来的啊。

那为什么要考没有实质内容的八股文？

这一点，有一次我和北大的何怀宏老师聊天的时候，他有一个精彩的回答。何老师说，八股文不仅不是祸害，而且还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发明，是一种最好的、衡量考生人文素质的工具。

你看，八股文对文章的形式感要求非常严格，其实就是对对子嘛。到民国的时候，1932年，科举考试都取消很多年了。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招生的时候，出题还是用对对子。那个著名的考试题，上联是“孙行者”，下联对“胡适之”也对，对“祖冲之”也对。你看，短短三个字，考的是你全面的人文知识素质。形式约束得越严格，越能看出水平的差距。

再想另外一点，五言绝句，20个字，写一首诗，约束你的创造力了吗？古往今来有多少首优秀的五言绝句？是不是有足够的创造力空间？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得出一个人的人文素质水平高低？

八股文，句子总比五言绝句长，创造力的空间总比五言绝句要大吧？拿它来当考试工具，谁是状元，谁是探花，上下几名之间，可能有出入。但是看一个人的人文素质是不是达到了及格线，肯定是一个很好的衡量工具的。

举个现实的例子你就更好明白了，就比如你在单位组织一个演讲比赛，那肯定是题目限定，时长限定。这些约束，不是为了限制人的发挥，而是让评委更容易一眼看出，参赛者演讲水平的高低。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反问了：别转移话题，我们说的是政治人才的选拔，这些人是要治国安邦的，是要当官的，不是人文素质选拔，八股文怎么可能选得出合格的官员呢？

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回答：第一，一个人的人文素质和他的行政能力，虽然不是完全相关，但也不是完全无关。爱读书、会考试、对文字敏感的人，整体而言，比那些文字能力不行的人，在能力、智力各方面都会更高一些，心理素质也更强一些。在概率上，这个结论肯定是成立的。

苏力老师在《大国宪制》这本书里提出的第二个回答，就更有意思了。

能读书的人不见得能干事，这一点还真轮不到我们替古人操心。我们祖先早就知道这些典故，赵括会读兵书，但是长平一战葬送40万士兵。这样的典故，古人比我们熟啊。知识和能力，言辞和行动之间不能划等号，古人肯定懂啊。

那个时代的一个官员，动不动就牵涉到无数老百姓的身家性命，有一个词叫“灭门的知县”嘛，为国家挑选官员，这个政治责任太重了，容不得随便尝试啊。

所以，咱们不能光看科举制度。科举，只是人才选拔的第一块敲门砖，它不是人才任用制度本身。科举制必须要和其他的官员任用制度放在一起看，才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

所以，我们今天指责八股文的时候，就像指责一个钢琴老师：“你怎么只挑手指长的来当学生呢？这不是耽误很多音乐家么？”但没办法，钢琴老师在孩子中选，他除了这个，还能看出什么呢？

这里只说一点。中国古代特别重视官员从底层开始，一层层地历练，逐步积累政治经验，最后才能出任重要的核心政治职位。也就是韩非子讲的“宰相必起于州部”。在明清两代，你就是科举考试考了个状元，要想当行政主官，可以，但是也得从知县干起，从七品官干起。

反而像美国这样，只当过参议员，或者只做过商人，完全没有行政经验，也可以当总统。你要是问中国古人怎么看？他会觉得这太拿政治当儿戏了。

作为旁证，你还可以想一个问题。如果说八股考试，只能挑选会做文章无病呻吟的人做官。那么，为什么会有一些特别会写文章的文人在政治上不得志？比如唐代的李白，宋代的柳永。但是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当到宰相的人在行政上特别无能？

对，中国人花了几千年时间演化出来的一项制度，它虽然不是尽善尽美，但，它也绝不会像看起来那样漏洞百出。它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千锤百炼了上千年的、最不坏的选择。

参考文献《罗辑思维》，《大国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