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隴集團，又稱關隴六鎮集團，在研究北朝隋唐歷史時，這一貴族集團可以說是難以避開的話題，西魏、北周、隋唐，四朝統治者皆出身關隴六鎮。而出身關隴的其餘家族，同樣在這四朝極為活躍。

正因如此，學者黃永年在其著作《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中，稱關隴貴族“入則為相，出則為將，自無文武分途之事”。

從西魏、北周到隋朝，關隴集團始終把持了國家上層利益體系的全部生態。然而，這樣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卻自隋代便開始走向衰落。

關隴集團，自隋文帝時期便屢遭統治者的打壓，而到了唐初高祖及太宗時代，曾經煊赫無比的關隴貴族便已然退出唐朝的政治核心：高祖起事功臣中，僅半數為關隴貴族，而太宗凌煙閣名冊中，出身關隴者更是僅有數人。

相比於西魏時期包攬八柱國、十二大將軍的盛況，此時的關隴貴族，已經可以稱得上是泯滅無聞。

但是，仔細琢磨當時的歷史就會發現，此間情勢的轉變其實頗為詭異：這樣一個利益集團的消亡和解體，竟然未在實質上造成太大的影響和動亂，這種情況的出現，雖不能說空前絕後，卻也算得上是一個罕見的孤例。而它得以出現的背後，又隱藏著怎樣的政治博弈呢？

筆者認為，關隴集團之所以瓦解的如此悄無聲息，其實與隋唐乃至北朝軍事制度的變遷和演化有著密切的聯繫，關隴集團對皇權的權力讓渡，正是在這種變化下完成的。

一、從魏晉時期的“鄉兵”到西魏府兵，胡漢雜糅下關隴集團得以真正確立

關隴貴族的形成過程中，府兵制顯然是一劑重要的催化劑。

西魏創立之後，其軍事力量較鄰國而言其實一直更為羸弱，相比於“國富兵強之山東高氏”以及“江左蕭氏”，均遠遠不如，再加上東西兩魏的邙山之戰由再次以西魏落敗作為結束，因此，西魏的實際掌控者宇文泰，在關中一地進行了史無前例的胡漢融合。

北周文學家庾信稱其“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所謂取“野蠻精悍之血”的說法，指的便是西魏開始推行的府兵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的府兵制，與唐代推行的寓兵於農的府兵制並不完全相同，大統九年，宇文泰下令“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但是其領兵的首領往往並非國家所排遣的將領，而是“以望族兼領，加帥都督”。

這是因為，此時西魏的軍隊，不僅“有眾不滿五萬”，而且多數是來自於六鎮之中武川鎮的胡人，在關隴地區並無根基依靠。這樣一來，西魏在此地募兵，必須依靠和籠絡當地豪強勢力。

這種制度上的妥協，在唐代亦有體現，被宇文泰收攏的當地鄉兵，逐漸演變為唐朝的折衝府兵，而其成軍的根本之源：不滿五萬的精銳六鎮軍卒，則成為唐朝初年負責拱衛內部的內府兵。

而它的影響之深遠，還體現在由鄉兵到府兵的觀念演變上。在西魏之前，所謂鄉兵其實是鄉人互保的產物，《晉書》中就有不少與鄉兵有關的記載：

“張泓等律掠於陽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於禹山……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為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眾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

可見，正是因為張泓等人的叛亂，庾袞才會率領鄉人結保於禹山。他被推舉為主（即所謂的鄉帥），只是因為其出身清貴和身負重望。但是，隨著西魏府兵制的推行，隴右豪強卻開始將聚攏鄉人為軍視為晉升之資。

這一時期，以鄉人自保為目的的鄉兵，開始逐漸為募兵從軍的豪右勢力所取代，散家財、募勇壯成為不少豪傑攪動風雲的重要手段。

如果仔細比較兩者的不同就會發現，原本在魏晉時代依靠鄉間“民望”，得以擁有統攝一部鄉兵的豪右，開始逐漸融入國家體系，或者說試圖融入國家體系，這自然也是府兵制的創設者宇文泰最主要的目的。

正因如此，原本在魏晉時代獨立於政權體系之外的豪強，也得以與西魏統治集團融合。自此，真正意義上由胡漢雜糅而成的關隴集團才真正確立。

二、府兵制的推行，在強化關隴貴族勢力的同時，也培植出了“自耕農”這一新興群體

西魏時期所推行的府兵制，看上去似乎只是軍事制度上的變革，但其影響之深遠，甚至要遠遠超過其創立者宇文泰的想象。

在這之前，南北朝時期的地方大族，雖然憑藉自身在當地的影響，成為參與朝政的重要勢力，然而卻依舊有著遊離於中央的態勢存在。

其所代表的地方勢力，雖然對鄉里社會有著盤根錯節的影響，但卻很少能被朝廷所充分調動。然而，隨著關隴集團的形成，鮮卑族裔的六鎮兵卒與關隴當地勢力開始彼此融合，而前者所掌控的鄉兵，同樣開始成為支撐整個國家戍衛和征戰任務的重要軍事力量。

但這並不是府兵制帶來變化的全部，事實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府兵制的影響，開始由頂端逐漸下沉。

《周書》記載，北周明帝二年，天子下詔，要求“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鹹稱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

所謂“三十六國，九十九姓”，名號雖然耀眼，但其實只是魏孝文帝時期倉皇南遷的隨行鮮卑族裔，這些族裔由於戰亂不得不避禍南遷。在此之前，他們雖然憑藉武力優勢掌控關隴，卻實質上依舊如同飄萍般被稱為“河南之民”，而到了北周明帝時期，這些代北貴族卻逐漸被當地所同化，因此，雖然僅僅只是名稱上的變動，卻也反映了西魏到北周時期，整個關隴地區民族融合的趨勢。

這種融合趨勢，從北周一直持續到隋唐，並盡數體現在土地制度的鉅變中。

從西魏到北周再到隋唐，府兵制的推行都繞不開均田制的有效實施。《隋書·食貨志》有載，從隋文帝時期開始，隋朝就一直堅持均田制在全國範圍內的推廣：“自諸王已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頃，少者至四十畝。”

這種優厚的賞賜，並不僅僅只是朝廷對於將領們的籠絡，隨著均田制的不斷推行，原本的代北貴族勢力逐漸地方豪族化，從其發展的脈絡來看，這一時期的府兵制，其實與起源於漢末、興盛於南北朝的世兵制在效果上並無太大異同。

宇文泰

北朝將領以土地、部曲為基，逐漸擴大其實力，正是關隴貴族得以興盛的根基。

但府兵制與世兵制之間，畢竟有著客觀的差異性存在，與結構鬆散的世兵制武裝不同，府兵制不斷深化的“兵農結合”特點，才使得它得以演化出在此之前從未有過的新的利益集體：自耕農。

三、由“兵農分離”到“寓兵於農”：關隴貴族開始失去對府兵的掌控

上文我們曾經提到，宇文泰在西魏國力衰弱之際，為了進一步增強自身實力，開始竭力對關隴本土豪族進行拉攏，因此，府兵制推行中，由“當州首望”充當鄉帥，領導其麾下鄉兵是一種極為常見的情形。

在這一階段，西魏所拉攏和培植的，其實並非某一府府兵，而是特定的豪族勢力。也正因此，在這一階段，由鄉帥負責統領的外府兵多由當地富戶作為兵源。

《玉海》記載，“初置府兵，皆於六戶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選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調，郡守農隙教試閱。”

這裡所說的富戶其實與今人我們印象中的富人差別極大，是專指鄉間“家有三丁”以上的家庭，這其實也很好理解，在古代社會，男丁承擔了大部分生產任務，因此家中男丁數量的多寡可以直接反應一家的興旺程度。

有至少三丁可供服役，意味著即使有一男需要充當府兵，也不會造成家庭農業生產的停滯。

而除了富戶以外，其餘戶等同樣需要承擔相應的軍事生產任務，即《玉海》中所謂“兵仗、衣馱、牛驢及糗糧旨蓄六家共備”。

一名府兵的裝備補給，需要六戶中等以上家庭共同籌備，足以見府兵裝備之精良。然而，這種精良並不非沒有代價，在這種標準下，西魏可以徵募的府兵雖然遠多於昔日六鎮子弟的不滿五萬之數，但在戰爭烈度逐漸加劇的吞併戰爭中，這種擇兵配器的標準，仍然使得它的軍隊總數捉襟見肘。

於是自北周建德三年起，朝廷頒佈詔令，要求“改軍士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為兵。”

“改軍士為侍官”，其實便是將原本的擇兵標準一再放寬，而所謂的“夏人”，則特指關隴一地所有在籍的漢民，也是在均田制推行後，逐漸壯大起來的自耕農群體。也只有將這些人口再次調動起來，北周才能適應日漸酷烈的戰爭局面。

但這樣的擇兵方式，也意味著，曾經以精兵銳卒為象徵的府兵，開始逐漸以數量取勝，而原本不事生產的府兵，在如此龐大的人口基數被定為兵源後，也必然從兵農分離走向寓兵於農。

自此之後，自耕農群體不僅需要應對國家的賦役，也必須開始承擔一定數量的兵役。這與之前由富戶充兵，鄉帥總之的模式全然不同，他們戰時為兵，閒時為農。

承擔了兵役的府兵，雖然無法像西魏時期一樣“免其身租庸調”，但仍會有一定比例的賦役減免，在《隋書》中就記載了這一時期自耕農所需承擔的具體賦役，“軍人以二十一成丁，減十二番每歲為二十曰役，減調賴一疋為二丈”。

從這種減免程度上來看，隋朝的府兵待遇已經遠不及前朝優渥了。

但更加具有標誌性的改變源自開皇十年，隋文帝在這一年五月下詔，稱“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

府兵之所以稱之為府兵，正是因為在一開始其往往居住於專門開闢的坊府之內，這種規定一來方便管理，二來也利於士兵們的訓練和巡守。然而，隨著這條詔令的頒佈，自此之後，府兵再次被劃歸州縣管轄，就連戶籍賬目，也都“一與民同”。

這不僅僅只是形式上的改變，從其管理上來看，原本由將帥統轄的鄉兵以及之後的內外府兵，開始成為朝廷戶籍制度上可以隨需要調配的兵源。

唐人杜牧曾經在其上書唐皇的奏摺中寫道：“內以十六衛蓄養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緣部之兵被乃檄來，斧俄在前，爵賞在後，颶暴交捽，豈暇異略”。

可見，在唐人眼中，府兵歸籍州縣之後，曾經被關隴貴族牢牢把控的府兵，已經全然成為大唐可以直接掌控的武裝力量。而曾經煊赫一時的關隴貴族勢力，也開始失去他們最為根本的政治力量。

四、餘論：府兵歸籍州縣的背後，是北朝一系列配套制度共同合力的結果

當然，若僅僅將府兵兵權的收回，看作是府兵制發展過程中順其自然的一種態勢，其實也有失偏頗。國家之所以可以收回府兵的控制權，其實與自北魏以來整個國家機器一直所推行的戶籍制度有著密切的聯繫。

北魏孝文帝改革之中，有著諸多影響深淵的制度變革，除了我們耳熟能詳的租調、均田以外，三長制代替宗主督護制同樣不可忽略。

三長制：“五家立一鄰長， 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魏書》）。

與原本以宗法關係為基礎的宗主督護制不同，三長制更加著重於國家對於基層人口的統計和調配上。

在此之前，作為地方大族勢力，各地豪強依靠土地所有關係，得以掌控鄉間基層社會組織，並形成相對嚴密的人身依附關係。在這些宗主的“督護”之下，大量包蔭戶不但不被納入戶籍，更是幾乎淪落為宗主的私人財產。

這也是為何在南北朝時期，諸多分裂政權必須與地方豪族媾和，尤其是東晉， “五馬渡江”後，王導、謝安等人，必須時刻在僑民政權與江南士族勢力間維持彼此平衡。

而三長制的推行，正是北魏試圖擴大皇權在鄉間影響力的一次嘗試。

鄰長、里長還是黨長，其職權無論大小，皆屬州郡所直管。他們的職責除了檢查戶口，監督耕作以外，還有著徵收租調、徵發徭役和兵役等三項任務。

在三長制推行之後，由於歷史慣性的關係，三長職位長期被大族豪強把控，但由於其職能畢竟有別於宗主督護原則，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自北魏孝文帝改革開始推行的三長制，雖然並未真正幫助北朝諸國擺脫豪族對於鄉里社會的把控，然而卻斬斷了新興的關隴集團再次染指鄉間的可能。

正因如此，北周之後，原本依靠府兵制重新成為地方豪強勢力的關隴集團，已經無力掌控日漸龐大的府兵組織。

對於此時的關隴貴族而言，他們既不可能依靠鄉里社會來維繫與中央對抗的態勢，也失去了依靠府兵威脅中央的資本。正因如此，隨著朝代的更迭，失去了最後憑藉的關隴貴族，自隋代開始日漸式微。

五、結語

府兵制作為一項軍事制度，所產生的影響並未侷限於軍事領域，這也是中古時代種種政策推行時的常態。

鮮卑的代北軍人集團，與關隴地區的本地豪族，依靠宇文泰推行的府兵制得以崛起，並籍此形成了彼此勾連的利益關係網絡。這也是整個關隴集團自西魏開始形成的關鍵。

然而，府兵制的發展卻並未到此停滯，隨著戰爭烈度的加劇，原本以鮮卑軍人、隴西豪族為核心構成的精銳府兵模式逐漸顯露疲態，兵源不足的現實問題映照下，關隴貴族也不得不進一步擴大府兵的來源。

原本兵銳器利的府兵，逐漸被潛力更大的自耕農群體所取代，自此，被關隴貴族視為依仗的府兵開始脫離他們的掌控。

更為棘手的問題可能源自戶籍制度的變革，隨著三長制的逐漸成型，地方豪右對於鄉里的把控日漸削弱，失去了兵權的關隴貴族，不再以某種軍事集團的身份出現在朝堂之上。相反，他們的權利來源，已經由下層轉向中央，也正因為如此，尚未等到朝代的更迭，僅僅是數位開國帝王的刻意打壓，就足以將之打落塵埃。

參考文獻：

1、《玉海》

2、《晉書》

3、《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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