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劇中魏武帝曹操（左）、晉武帝司馬懿（右）都被勾成了奸詐的白臉
看過京劇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在戲臺上三國戲影響力的廣泛。比方說樓臺之上，端坐著一位闊面深目的長者，樓臺之下行伍方陣步履齊整，徐徐而行，此刻若將臺上臺下的景觀一併定格下來，照片一出，很多戲迷朋友保不齊就會哼唱出《失空斬》中諸葛亮擺下空城計的唱段，“我正在城樓觀山景，耳聽得城外亂紛紛。旌旗招展空翻影，卻原來是司馬發來的兵。”
閒言少敘，談談正題，這《空城計》裡頭，發兵欲擒諸葛亮者，乃是魏軍統帥司馬懿。司馬懿在京劇臉譜裡頭，是一副大白臉，白臉是一種表意的勾臉方式，意思是說這位爺，奸詐著呢。有句話講，叫做上樑不正下樑歪，司馬懿為何奸詐，乃是因為他跟隨的主子，壓根也不是省油的燈。魏王曹操，是司馬懿最早跟隨的主公，可即便是如此神威奮武的魏武帝，扔到戲臺上，照樣也被勾成了大白臉。
《三國演義》電視劇中，鮑國安飾演的曹操，性格上是相對豐滿的
有人說，這事我曉得，京劇是根據《三國演義》改編來的，小說裡曹操生得就是個白淨臉堂，而且是託名漢相，實為漢賊的反派，給他勾一白臉，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如果您要認同這種觀念，那恐怕還是歷事尚淺，不諳歷史之三昧。《三國演義》是元末明初形成的文學話本，與其說是羅貫中原創，倒不如說是羅貫中根據前人的曲藝評話和三國時代的歷史背景，來了一次文學性統編。《三國演義》原名叫做《三國志通俗演義》，顯然是一部面向大眾的通俗讀物，大家一看一過，記住幾個顯赫的英雄人物以及一些導人向善的儒家倫理，基本就算高臺教化了。曲藝和話本小說都算是民間高臺教化的典範，但不要忘了，教化不等於學問啟蒙，甭指望著小說裡給你講《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傳統社會能讓老百姓記住個仁義禮智信、忠心報家國，這教化功德就算圓滿了。
如果您是第一次翻看陳壽所著的《三國志》，可能會有些詫異，因為《三國志》中最為厚實的不是蜀漢的國志，而恰恰是白臉曹操所開創的魏國事業。《魏書》的厚重程度，是要超過《蜀書》的，並且《三國志》也沒有擁劉貶曹的傾向，而是認為接受了漢獻帝禪讓的魏朝政權，是合理合法的存在。雖然後來魏朝的帝位禪讓給了晉武帝司馬炎（司馬炎的祖父，就是《空城計》裡的大白臉司馬懿），但史家在稱說這一段歷史時期的時候，也會採用“魏晉”這一稱呼。無論曹操還是司馬懿，在當時的歷史記載中，雖然有殘酷極端的地方，但大體來說，彼時的歷史觀中，仍保留有英雄史觀的情節，對他們的武功勳業還是比較讚賞的。
“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出自《人物誌》
那麼，歷史上又是從何時開始，對曹操、司馬懿的評價轉向了呢？古希臘哲人柏拉圖有句話說得很有道理，叫做國家是大寫的人，以人的改變來描述歷史，有的時候可能要比堆砌文獻更為精準。在具有英雄崇尚情節的時代，英雄史觀和儒家史觀的偏重是不同的，魏朝的劉劭，在《人物誌》中給了英雄一個精彩的定義，即“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英雄史觀，就是建立在這種英雄定位上的，而什麼樣的人物更容易符合英雄的定義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軍事貴族或豪強軍閥。因此來說，軍事貴族的人格肖像，與當時的歷史模態是吻合的，這種吻合直到唐中葉發生了變化，造成這次變化的，就是軍事貴族安祿山的叛亂。安史之亂是中國文化趨於內斂的開始，在宋代，這種文化內斂開始引發了英雄史觀向儒學史觀的轉向。
近代通儒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中，曹操、司馬懿也遭到了批判
軍事貴族和儒生，是兩種生存模式，軍事貴族和豪強軍閥要以武功和智慧博取崇高且相對獨立的爵位；而儒生則需要以一套維護穩定的治安策略，通過自家關於道德的訓誡來統一思想。宋儒歐陽修、司馬光都從事過編修史書的工作，歐陽修在編完《新唐書》的時候，是頗為自得的。因為《新唐書》的紀事風格比較符合儒家的道德觀，在紀事行文上也比《舊唐書》簡省。以往的軍事貴族，放在《舊唐書》的歷史觀中是可以接受的，但擱在“不語怪力亂神”的《新唐書》中，就難免會與恭敬謹慎的儒家信條有所不搭。歐陽修、司馬光的修史，其意義並不完全在於紀錄歷史，而是要在記載歷史的同時，完成儒家道德觀的宣教，曹操也就是在宋儒的泛道德理念成為主流思想之後，才被推向了禮制的對立面，由此也不難理解為什麼宋代已降，曹操的民間形象會如此不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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