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中魏武帝曹操（左）、晋武帝司马懿（右）都被勾成了奸诈的白脸
看过京剧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在戏台上三国戏影响力的广泛。比方说楼台之上，端坐着一位阔面深目的长者，楼台之下行伍方阵步履齐整，徐徐而行，此刻若将台上台下的景观一并定格下来，照片一出，很多戏迷朋友保不齐就会哼唱出《失空斩》中诸葛亮摆下空城计的唱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闲言少叙，谈谈正题，这《空城计》里头，发兵欲擒诸葛亮者，乃是魏军统帅司马懿。司马懿在京剧脸谱里头，是一副大白脸，白脸是一种表意的勾脸方式，意思是说这位爷，奸诈着呢。有句话讲，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司马懿为何奸诈，乃是因为他跟随的主子，压根也不是省油的灯。魏王曹操，是司马懿最早跟随的主公，可即便是如此神威奋武的魏武帝，扔到戏台上，照样也被勾成了大白脸。
《三国演义》电视剧中，鲍国安饰演的曹操，性格上是相对丰满的
有人说，这事我晓得，京剧是根据《三国演义》改编来的，小说里曹操生得就是个白净脸堂，而且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的反派，给他勾一白脸，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如果您要认同这种观念，那恐怕还是历事尚浅，不谙历史之三昧。《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形成的文学话本，与其说是罗贯中原创，倒不如说是罗贯中根据前人的曲艺评话和三国时代的历史背景，来了一次文学性统编。《三国演义》原名叫做《三国志通俗演义》，显然是一部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大家一看一过，记住几个显赫的英雄人物以及一些导人向善的儒家伦理，基本就算高台教化了。曲艺和话本小说都算是民间高台教化的典范，但不要忘了，教化不等于学问启蒙，甭指望着小说里给你讲《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传统社会能让老百姓记住个仁义礼智信、忠心报家国，这教化功德就算圆满了。
如果您是第一次翻看陈寿所著的《三国志》，可能会有些诧异，因为《三国志》中最为厚实的不是蜀汉的国志，而恰恰是白脸曹操所开创的魏国事业。《魏书》的厚重程度，是要超过《蜀书》的，并且《三国志》也没有拥刘贬曹的倾向，而是认为接受了汉献帝禅让的魏朝政权，是合理合法的存在。虽然后来魏朝的帝位禅让给了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的祖父，就是《空城计》里的大白脸司马懿），但史家在称说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时候，也会采用“魏晋”这一称呼。无论曹操还是司马懿，在当时的历史记载中，虽然有残酷极端的地方，但大体来说，彼时的历史观中，仍保留有英雄史观的情节，对他们的武功勋业还是比较赞赏的。
“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出自《人物志》
那么，历史上又是从何时开始，对曹操、司马懿的评价转向了呢？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叫做国家是大写的人，以人的改变来描述历史，有的时候可能要比堆砌文献更为精准。在具有英雄崇尚情节的时代，英雄史观和儒家史观的偏重是不同的，魏朝的刘劭，在《人物志》中给了英雄一个精彩的定义，即“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英雄史观，就是建立在这种英雄定位上的，而什么样的人物更容易符合英雄的定义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军事贵族或豪强军阀。因此来说，军事贵族的人格肖像，与当时的历史模态是吻合的，这种吻合直到唐中叶发生了变化，造成这次变化的，就是军事贵族安禄山的叛乱。安史之乱是中国文化趋于内敛的开始，在宋代，这种文化内敛开始引发了英雄史观向儒学史观的转向。
近代通儒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中，曹操、司马懿也遭到了批判
军事贵族和儒生，是两种生存模式，军事贵族和豪强军阀要以武功和智慧博取崇高且相对独立的爵位；而儒生则需要以一套维护稳定的治安策略，通过自家关于道德的训诫来统一思想。宋儒欧阳修、司马光都从事过编修史书的工作，欧阳修在编完《新唐书》的时候，是颇为自得的。因为《新唐书》的纪事风格比较符合儒家的道德观，在纪事行文上也比《旧唐书》简省。以往的军事贵族，放在《旧唐书》的历史观中是可以接受的，但搁在“不语怪力乱神”的《新唐书》中，就难免会与恭敬谨慎的儒家信条有所不搭。欧阳修、司马光的修史，其意义并不完全在于纪录历史，而是要在记载历史的同时，完成儒家道德观的宣教，曹操也就是在宋儒的泛道德理念成为主流思想之后，才被推向了礼制的对立面，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宋代已降，曹操的民间形象会如此不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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