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年（215年），劉備如願進入蜀地，就此擺脫桎梏，奠定了一方霸業的基礎。按照當初約定，劉備取得益州，需要將當初借得的荊州歸還江東。話所如此，鑑於荊州絕佳的戰略地位，劉備又豈能輕易出讓？於是孫權氣憤曰：
“猾虜乃敢挾詐！”
說到這，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對於劉備的“奸猾”，孫權其實是心知肚明。可既然如此，他為何不派人親自去攻佔益州，反而許諾劉備前去呢？要知道，周瑜稱劉備有“梟雄之姿”，關張為“熊虎之將”，這樣一個頗有潛力的軍事集團，一旦成長起來，必將會給江東帶來重大損失。
關於攻蜀計劃，江東其實早有謀劃，見於《三國志·周瑜傳》：“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並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如果仔細分析這一計劃，便會發現孫權倘若自己攻蜀，將會面臨五大難題。
其一，周瑜剛剛去世，江東方面缺乏能獨當一面的大將。魯肅善於謀略，一生未曾參與過軍事行動；甘寧是益州本地人，又頗有野心，孫權擔心他一去不復返；呂蒙這樣的將軍，剛剛顯露出頭角，還需要磨練。由此可見，缺乏一員攻蜀的主將，是孫權面臨的一大難題。
其二，江東多水師，缺少一定數量的精銳步兵與騎兵。孫權先後四次攻打江淮要地合肥，皆以失敗告終。一方面，這固然是孫權只擅長防守而短於進攻；可另一方面，也是江東缺乏步卒與騎兵，難以適應平原作戰。平原尚且如此，更別提山路崎嶇的蜀地了。
其三，孫權進攻蜀地，一直圖謀益州的劉備豈能甘心？《三國志·魯肅傳》說：當初孫權打算進取益州，於是向劉備諮詢意見。
後者的回到卻是：“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顯而易見，這是劉備的冠冕堂皇之舉。但也正因如此，說明劉備在江東時也生出了謀取益州的打算。一旦孫權進攻蜀地，“似有養虎”的劉備集團便可能立即成為潛在威脅。
其四，遠在北方的曹操虎視眈眈。從《三國志·武帝紀》可知，曹操在赤壁之戰敗走後，反而加強了對江東的監管與打壓政策。建安十四年（209年）、十八年（213年）與二十二年（217年），曹操都曾對江東方面用兵。倘若孫權派兵進攻益州，勢必要從江陵一帶的防線抽調精銳。倘若此時曹操來襲，孫權又當如何？
其五，彼時的益州、漢中，也並非輕易便能打下。一方面，孫權在益州境內沒有一定的政治、人脈基礎，倘若貿然進攻，便是師出無名。君不見，劉備入蜀後，也花了一年多的時間籠絡人心，才敢在部分東州士族的支持下發起對益州的進攻。
而另一方面，劉璋也不好對付。雖說益州沒有上將，但李嚴、黃權、高沛、楊懷等人，也都各司其職，抵禦外敵不在話下。《三國志·劉璋傳》中說，劉備於建安十九年（214年）來到成都城下。可即便如此，劉璋還是頗得軍民忠誠：
“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谷帛支一年，吏民鹹欲死戰。”倘若不是劉璋投降，劉備拿下益州恐怕也是損失慘重了。而孫權要派人進攻益州，且不說一路是逆流而上，波折不斷；就算進入蜀地，恐怕也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復返”。基於以上五點，孫權最終放棄了周瑜生前留下的入蜀計劃，轉而將這個“硬骨頭”送給劉備去“啃”。孫權此舉，一半是無可奈何下的妥協，一半也是他的腹黑之處。
既然江東攻取益州很難，倒不如讓劉備集團前去進攻。一來，劉備集團就算拿下益州，也會有不小損失，從而削弱這個威脅的潛在影響力。二來，從當時局勢來看，曹操已經兵指漢中，隨時準備將之攻取。如此一來，曹劉雙方必將因為爭奪益州或漢中打起來。隔岸觀火，才是江東最擅長做的事。
另外，孫權將劉備支走，也肯定不怕他不歸還荊州。劉備入蜀以後，呂蒙便與關羽時常在長江兩岸對峙，似乎下一時刻，便會爆發以場大戰。“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眾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顯而易見，劉備入蜀以後，孫權便在謀劃將荊州奪回。這麼一來，他後來選擇與曹操聯手，將關羽置於死地，倒也不足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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