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永嘉之乱后，晋朝宗室司马睿在建康扯起晋室的大旗，在世家大族的支持和北方南渡大族的拥戴下组成了一个以司马氏为“虚位元首”，世家大族共治的特殊政治集团。
可以说门阀政治贯穿东晋王朝始终，这种特殊政治生态的形成原因有很多，追根溯源其萌芽在三国时期孙吴政权时期就已经埋下。从地理环境上看东晋的两个核心版块之间的关系，荆襄相对于江东地区有着顺流而下的军事优势，得荆襄则可控建康。
因而东晋长期保持着皇帝坐镇江东，强臣坐镇荆襄的局面，权臣换了一茬又一茬，皇位却一直在司马氏手中，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特的政治平衡，可以说东晋定都建康的选择为门阀政治提供了充分的生存空间。
从移镇健康说起
司马睿于祖父琅琊王司马伷是司马懿的庶子，可以说算是晋王朝比较远支的宗室了，司马睿成年后也袭了琅邪王的爵位，在“八王之乱”中，司马睿属于东海王司马越一系，随着中原局势愈发恶化，司马睿采用王导的计谋，请求司马越允许他移镇建业。
司马睿初到建康的日子并不好过，“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江东世族在近灭吴后政治上屡受打压，江东士子在仕途中遭到西晋官场的歧视和边缘化，这让江东世族对西晋政权积怨颇深。桀骜不驯的南方世族连西晋皇室都不放在眼里，更何况一个毫无威望的远支宗室。
后来在琅邪王氏的王导、王敦极力斡旋下，从建康大族顾氏、贺氏入手，通过一场炒作式营销，包装司马睿的个人形象和政治影响，使得江南土著地主阶级皆表示拥护司马睿，再加上北方侨迁来的世家大族的支持，司马睿算是被共同推举为了南方的领袖。
西晋末司马氏皇族中南渡避乱的可不止司马睿一位王爷，但彭城王、汝南王、南顿王、西阳王都没能处理好与当地世族的关系，甚至命丧当地世族之手，这才有了“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
对于世家大族来说，任何一家世家大族突然凌驾于其他家族之上都会引起其他家族不满，因此找来一个姓司马的皇帝当吉祥物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政治平衡。所以这也注定了司马睿的东晋政权从一开始就皇权衰微，司马皇族不过是世家大族妥协下的一个产物。
司马睿选择建康作为治所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建康作为曾经孙吴政权的都城留有大量政治资源，此时距离孙吴政权不过几十年时间，孙吴在建康城留有现成的宫室和衙署都还保存比较完好，对于打算割据江南的司马睿来说，这就是一个可以拎包入住的都城。
第二，建康拥有便利的交通和繁荣的经济，建康东边以三吴为中心的江南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经过孙吴的开发之后迅速发展，对于国家所需的钱和粮都可以就近取材。同时得益于水网的发达，从建康可以通过水运紧密联系江南各部。
第三，建康对于江东大族具有重要影响力，这里长期是江东的政治中心，孙吴时期在此留下了丰厚的大族资源，几个主要大族均在建康周边发展出雄厚的势力，可以说要获取江东大族的支持选择建康作为统治中心最为合适。
但建康也有一个劣势就是军事处境实在尴尬，中国古代军事上受地势和人口等因素影响，一直是“西强东弱、北强南弱”，定都西北关中的王朝易于维持统治的稳定，往往能孵化出强盛的王朝比如汉、唐。
定都建康的东晋将自己的国都置于军事上弱势的一方，“居上流之重”的荆襄成为时刻悬在建康头上的一把剑，东晋一朝权臣轮番登场，唯一不变的是都把荆襄掌控在自己手中。
旧时王谢堂前燕
第一个登场的世家便是是琅琊王氏，王敦王导兄弟靠扶持司马睿后掌握了国家实权，兄弟俩一外一内，王敦负责经营长江上游，都督江、扬、荆、襄、交、广六州军事，镇守武昌，弟弟王导入朝为相，一国军政尽在王氏之手。皇帝掌握皇权，王氏掌握政权，所以有了
“王与马共天下”的民谣。
王敦控制上游大权后，政治野心与日俱增，逐渐威胁东晋朝廷。司马睿自感危机，调动手中仅有的力量，任命戴渊、刘隗为军事统帅，各率万人，分驻合肥、泗口，一方面防止北伐的祖逖，一方面防御武昌的王敦。
祖逖是因为北伐屡屡建功引起了司马睿的猜忌，害怕他通过北伐建立威望，威胁自己本就衰微的皇权，处处受到掣肘的祖逖忧愤交加，病死了。祖逖死后，王敦认为再也没人能牵制自己，便举兵武昌，打着造反常用的口号——清君侧，声称： “奸臣刘隗必须斩首。其头朝悬，诸军夕退”。
晋元帝司马睿在得知王敦造反，非常气愤，立即让刘魄、戴渊守卫京城，任命王导、贼渊、周颚等人领兵御王敦，又命令右将军周札传门守卫石头城。但朝廷的军队根本抵挡不住王敦的大军，王敦很快杀到建康城郊外。
司马睿眼睁睁地看着王敦飞扬跋扈，逼辱朝廷，却又无可奈何，最终遂忧愤成疾病死了。史称元帝 “恭俭有余而明断不足，故大业未复而祸乱内兴”。后来的得益于王导的对东晋皇帝的支持，才劝得王敦退兵回武昌，继续遥控指挥朝政。
后来王敦感觉自己时日无多，又第二次起兵谋求篡位，但因为年事已高，还未成功就病死在卧榻上，东晋王室这才摆脱王敦的威胁。
在琅琊王氏之后又陆续出现了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
颖川庾氏的代表人物是庾亮，也是晋明帝皇后的哥哥，晋成帝年幼，庾亮便作为外戚辅政，和王导之间明争暗斗，庾亮为了掌控军权，任征西将军、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军事，坐镇武昌。
王导病死后，庾亮的弟弟庾冰任中书监，握了政权，庾氏兄弟内外呼应，复制了当年王室兄弟的的模式，彻底掌控了东晋的政权，整个长江中游、下游几乎全在庾家的“手心”里。不同的是庾氏兄弟虽掌权，但没有造反而已。
之后谯郡桓氏代表人物是恒温，出镇荆州时，逐渐掌握了长江上游的兵权，并率军讨伐蜀地的巴氐族政权 “成汉”，攻灭成汉后，桓温治下有八州之地，横跨荆襄和西蜀。
桓温是个有野心的人，他不断招兵买马，以北伐来积累声望为篡位做准备，第二次北伐收复洛阳大大增强了桓温在东晋统治集团内的声望和权势。
第三次北伐失败后，急于篡位的桓温直接领兵进入建康，废黜皇帝司马奕为海西公，立晋元帝子、丞相司马昱为帝，即东晋简文帝，专擅朝政，并逼迫简文帝“禅位”给自己，在陈郡谢氏谢安的阻挠下才没能如愿。
桓温死后侄子桓玄接替了桓温的职位，并进一步集权，总揽朝纲。逼晋安帝封桓玄为楚王，加九锡，不久后便禅位给他，改国号为“楚”。
《容斋随笔·卷八·东晋将相》“方伯之任莫重于荆徐，荆州为国西门，剌史常督七八州事，力量强，分天下半”。督荆襄可制江东成为了一条定律，每一个新门阀的上位都是首先从掌握荆襄开始。
门阀政治与荆扬之争
东晋赖以生存的空间就是荆州与扬州两大版块，东晋一朝荆、扬关系多次出现紧张的情形，从建国伊始的荆、江二州牧王敦自武昌称兵向阙，到东晋末桓玄自江陵兴师东下而篡晋。
权臣治荆州而皇权居扬州，由“荆强扬弱”衍生而来的就是“君弱臣强”的格局，在这个过程中皇权并非没有想过控制或削弱荆州，但荆州的地缘实在太重要。“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立，势弱则社稷同忧，所谓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岂可以白面年少猥当此任哉！” ，北方政权若从荆襄南下则东晋无存，要保持长江防线的完整就必须在荆州地区集中领导并委以强将，东晋面临的是要权臣还是要生存的两难选择。
在东晋世族共治的特殊政治格局下，皇族手中可以利用的牌就是这么一个个世族，在解决强臣的问题上，司马氏只能采取拉拢一个打另一个的方式，王氏、庾氏、桓氏、谢氏轮番上场，结果就是走了一个强臣又来一个新的。可以说门阀政治造就了荆扬之争，而荆扬之间的地缘关系，也为门阀政治的成长提供了沃土。
但门阀政治对东晋也并不都是负面作用，在对外问题上，由门阀组成的军队“五复洛阳”，灭南燕、诛后秦。淝水之战中，坐镇荆州的桓家和坐镇徐州的谢家合作力保长江防线不失。可以说东晋建都江左的政治格局虽然让门阀力量更具成长空间，但坐大的门阀也反过来拱卫了政权。
门阀政治的终结必须是通过政治强人来完成，寒族出身的刘裕依靠军功和手中握有的北府兵权，组成的寒人武士集团，扫清南方各个割据势力。有“南朝第一帝”之称的刘裕“灭五国，杀六帝”，用铁腕手段完成中央集权，并派皇子出镇荆州，可以说刘裕代晋之后，门阀士族虽然仍然存在，但已不是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了。
结语
东晋定都建康的选择为东晋初期取得世家大族支持提供了重要帮助，而建康与上游的荆州之间特殊的地缘关系也为门阀政治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而“祭由司马氏，政由世家大族”的这政治平衡虽然一段时间内维持了政权的稳定，但就历史来讲集权才是封建王朝的发展趋势，东晋皇室也从未放弃过打压门阀的努力，但收效甚微，而最终门阀政治在一场推倒重建的政治洗牌中走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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