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为了预防、抵御俄国势力在蒙古的扩张，清廷在河套的蒙区实行屯垦，充实边疆。西盟垦务局负责伊克昭盟与乌兰察布盟的垦务，其农业生产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影响，蝗灾就是其中之一。光绪三十二（1906）、三十三年应对蝗灾的经历，可以说是三千年中国大地人、蝗斗争的缩影。

西盟垦务局的蝗灾始末

1、1906年的战役

西盟垦务局位于后套地区，土地肥沃、水源充沛，水患也比较严重，因此，官方的工作重心放在水务、沟渠的开掘、维护上。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四，总办姚学镜在属地勘验渠地时，听说上年被水淹的大片地区蝗蝻滋生。

光绪年间在河套蒙区开始屯垦

蝗蝻是幼年的蝗虫，此时扑灭难度较低，如果等到长翅起飞，灾害就很难避免了。姚学镜立即派人探查，并组织村民扑杀。

蝗虫是常见的昆虫，是否会发展成蝗灾，总办姚学镜无法判断，为慎重起见，二十天后蝗蝻日渐增多，他忙将可能蝗灾的预报及应对方案上报垦务钦差大臣贻谷与山西巡抚。

贻谷接报后极为重视，一方面命人查明实情，一方面动员防营、民夫、农户做好准备，力争在蝗蝻长翅之前加以扑灭。

从发现蝗蝻到摸清情况，往来文书不断，到实际行动时，时间已然耽搁了一个月。此时，蝗虫已经形成东西长约十里、南北宽四五至七八里的群落，只是还没长出翅膀，这是一举扑灭的最后良机。

任务下达到基层，农夫出动了、劳役征调了、驻扎后套的防营士兵也出现在田间，但出动的人员或因崇拜虫神、或者因缺乏物质奖励，主动灭蝗的积极性不高，致使效果不彰。

五月十六日，垦务钦差大臣贻谷收到了蝗虫向各处蔓延的报告，他再次饬令驻包头、驻河套各旗迅速添派兵丁协助捕蝗。

调动辖区的驻军参与灭蝗

六月十一日，渠工中局报告："蝗从皂火河一带飞入，自东而西，复由西南而西北，西北而东北，广长十有余里。漫天蔽日，如布浮云。"

贻谷以下各级官员都到了抗蝗前线。经过夜以继日地捕杀，部分地区蝗灾得到初步控制。贻谷总管全局，蝗灾起于渠工东局，又蔓延到渠工中局。西边还有缠金及杭旗四段，需要严加防范。

正当抗蝗看见曙光之际，天降暴雨，堤坝决口，水涝成灾。人们不得不全力救援，飞蝗终于侵入渠工西局与杭旗四段，西盟垦务局全境沦陷。

在继续扑剿蝗虫的同时，贻谷于七月初五日上奏朝廷，请求中央减免岁租及缓收压荒银。九月，组织自救，播种荞麦，借粮种给贫困的农户。

随着天气的转凉，这一年的蝗灾也终于偃旗息鼓。

2、1907年的战役

春天总是带给人们希望，农民们开始了春耕生产。

蝗虫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西盟垦务局吸取了上年的教训，提前派人监测蝗虫踪迹，加强了对蝗灾信息的搜集，反应极为迅速。光绪三十三年四月末，垦务大臣贻谷得到了蝗蝻出现在西北山根一带的信息，立即调动军队前往扑杀，比上年提前月余。

针对蝗虫不可杀的民间疑虑，贻谷与姚学镜也提前做了说服工作，以解除一些人的顾虑。

五月初五日，西盟垦区各地及垦区以外的未开发地域，有蝗虫为害的消息接踵而至。属地百姓及辖区军队全体出动，奋力灭蝗。又调动了原本隶属山西的口外巡防马队、绥远驻防兵丁前来增援。灭蝗的手段与上一年大体相当：

蝗虫的最佳扑灭时机在长翅起飞前

人工扑打：这是最传统的方法，耗费大量人工，效率也不太高。为了鼓励人们消灭蝗虫，官方采用收购蝗虫的方式，以经济手段加以刺激，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官银有限，没有持久。

挖沟设陷：挖掘壕沟灭蝗的方法古已有之。西盟垦务局制定了壕沟的标准： "上宽二尺，下宽五尺，深五六尺，长短视蝗之宽窄"。一条与蝗群长度相当的大沟出现了，蝗虫一旦跌入壕沟，就很难逃出来。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还未长翅起飞的蝗群，因此，第一年差强人意，第二年则居功至伟。

火药的应用：随着治蝗经验的丰富，新增了夜间以火把和布袋兜捕飞蝗的方法，大大加快了灭蝗的进程。在杀灭蝗虫的过程中，发现仅靠土埋、开水烫不能全部将其消灭，军人们又发挥己长，运用"火药轰烧"的办法打击蝗虫。

垦务钦差大臣贻谷又在人事上强化了责任，垦区内的官员分片负责，作为今后的奖惩依据。到六月底，垦区的蝗灾被基本消灭。

这一次灭蝗活动发生在晚清光绪年间的一个偏僻垦区，是古人应对蝗灾的一个缩影。经过两年十四个月的努力，西盟垦区取得了灭蝗阶段性的胜利。其中经历了许多的艰辛，要克服许多困难。

第一年为什么没有成功？人们为什么不愿意灭蝗？采用的方法得当么？官员努力的背景是什么？

一系列问题都可以从人们与蝗虫斗争的三千年历史中找到答案，所有的进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经历了痛苦的教训及努力。

开垦、水利、灭蝗都不可偏废

从历史的角度看，灭蝗必定是个艰难的历程

1、唐朝及其以前，应对蝗灾是检讨人类的作为

唐及以前，人们的主流意识中根本没有消灭蝗虫，与其对抗的意识。到了汉代，天人感应的思想成为政治主流，认为灾难是上天的警告或惩戒，由人间当政者不当的行为引起。这也给不受约束的皇权套上了紧箍咒，在没有能力应对自然灾害的时代，执政者由于天灾的警告，被迫降低税负、出让特权、减少奢靡。

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天人感应"的约束使当政者修德以消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百姓的负担。

天人感应说的负面影响则是使问题简单化，发生了蝗灾将其归结于不良的德行、不佳的行政，皇帝罪己，大臣查办。没有人探究蝗灾的起因并设法加以控制，这种情形到了唐朝终于被人打破了。

开元三年山东蝗灾，

姚崇开启了朝廷灭蝗的大门

可这一措施受到了士大夫们的群起反对，他们断言蝗虫肆虐是天灾，人力无法翦灭。只有修德禳之，才能感感动上苍，消弭虫灾。并告诫玄宗不可继续捕蝗，否则将招致更大的惩罚。而民间对灭蝗同样是极力反对，《新唐书· 姚崇传》中记载："山东大蝗，民祭且拜，坐视食苗不敢捕。"

姚崇以自己的官位做抵押，坚定灭蝗，收到一定效果，虽然不是主流，但开思想之先河。

2、宋元，灭蝗成为官方的选项，理学的副产品

传统文化中儒释道占据主导地位，在对待害虫的态度上，佛家众生平等，万物都有生存权，杀生是被禁止的。道家与万物和谐，一切顺应自然，至于昆虫也使放任生存、发展，蝗虫也不例外。何况，八腊神以及后来出现的刘猛将军，也该是道家的神祗。

儒家呢？理学在宋朝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奠定了其在儒学中的主导地位。宋元理学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人与天地万物是平等的关系，如果以自己的好恶消灭昆虫万物，最终人类也将失去生存的基础。

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就认为：蝗虫及其他害虫都不能防治，因为"非人力所能及"，消灾要靠田祖之神。发生了蝗灾，他上书皇帝，以内库的钱搞祭天大礼，自己也与百官一道祭庙。

如此一来，人类对蝗灾岂非只能站在局外？正好相反，

理学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蝗虫的认识

朱熹虽然反对灭蝗，但却认为农事活动只要符合自然规律，就可以预防虫害。他提倡的"格物致知"，也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这促使人们探索未知的领域，包括蝗虫的世界。

宋人对蝗虫的习性做了深入的观察，《救荒活民书》中说："蝗初生如蚁(即蝻)，只能跳跃不能飞行，易于扑打。"又说："蝗在麦苗禾稼深草中者，每日侵晨，尽聚草稍食露，体重，不能飞跃。"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了地下的虫卵，挖掘清除虫卵是控制蝗灾的最有效方法，从而开启了人工有效干预的大门。

宋元时期，朝廷将人工灭蝗法律化，规定了灭蝗的义务及地方官员的责任。南宋孝宗的《熙宁诏书》是世界上官方灭蝗的第一道诏令，这是世界上灭蝗的第一道法律。

3、明清治理蝗灾得到强化

明清时，人们的认识更进了一步。许多人对蝗虫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现了一批农书，其中就有治理蝗虫的专著。虽然仍存在大量祭祀虫神的行为，但人工灭虫在朝堂之上，已经不再是障碍。

蝗虫产卵过程

明朝的徐光启对蝗卵孵化为蝗的过程作了细致的描述："蝗初生如粟米，数日旋大如蝇，能跳跃群行，是名为蝻。又数日即群飞，是名为蝗。......又数日，孕子于地矣。地下之子，十八日复为蝻，蝻复为蝗。如是传生，害之所以广也。"

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颁布了《捕蝗令》:"令吏部行文各处有司，春出差人巡视境内，遇有蝗虫初生，设法扑捕，务要尽绝。如是坐视致使滋漫为思者罪之......"这是世界上灭蝗的第二道法律，其完备程度，欧洲四百年后才产生与之匹配的文件。

清朝康熙帝反对祈禳弭灾的观念，他下令："各州、县官亲履陇亩，如某处有蝗，即率小民设法耨土覆压，勿致成灾。"又制定了奖惩制度，不论生发地、迁飞地，地方官员都不得推诿责任，贻误捕蝗时机。

乾隆朝还奖励捕蝗有功官员："凡有蝗蝻地方，文武官弁合力搜捕，应时扑灭者，应行文该督，确实查明，果系即时扑灭，俟具题到日，准其纪录一次。"

清朝的灭蝗工作已经制度化，有着严格的奖惩制度，约束着各级官员。

明清灭蝗制度化

在先人的肩旁上

灭蝗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人心。由于古代科技水平的限制，对于三大灾害的水灾、旱灾、蝗灾，人类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加以对抗。出于对自然力量的畏惧，求神消灾、护佑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当1906年蝗灾发生时，西盟垦务局的农民肯定是最早的发现者，但他们本能的是求神禳灾，当官府布置灭蝗，有的人甚至阳奉阴违，当着官员的面挖沟埋蝗，但官员一走，又悄悄的放出蝗虫，生怕得罪蝗神。

鉴于这种情况，钦差垦务大臣贻谷发公告对住民恩威并施，一方面苦口婆心的劝导：蝗虫如果确实是神虫，一定不会糟蹋庄稼，而是应该保佑你们丰收。另一方面又挥舞起大棒：再不尽力协助官府扑捕蝗虫，致使蝗灾无法扑灭，将追究责任，出工不出力、破坏灭蝗的，所有地租等项不予减免。

其实，限于当时的文明程度，官员自身也未必都认为人能胜蝗。1906年六月，管带大同续备军马队游击王达就组织了一次祭祀活动，"此等虫孽似宜诚心祷免"，祭祀后还天真的汇报，"虽未见蝗蝻群飞，禾苗亦未见伤害。"

钦差垦务大臣贻谷心里也会打鼓，天人感应面前怎么解释蝗灾，主管的官员是否失德、失责？贻谷在其奏折中就写道："虽属偏灾流行，究亦奴才奉职无状所致"。

后套平原值得用心保护

其实，当时人们抵御蝗灾的能力毕竟有限，许多事情还只能求助于神明。从神虫、不能碰到尝试着消灭，心甘情愿的扑杀，思想的转变绝不是一蹴而就的。

西盟垦务局这次灭蝗，在技术上也存在着不足。宋朝就已经开始挖掘虫卵以预防蝗灾，而他们竟然没有在第二年初布置此项工作。

在清朝，清除蝗卵的技术已经有了新的发展。鉴于挖掘的工作量巨大，当时最新的技术为：用铁条猛插虫洞，破坏其保护的外壳，再灌入药水给予杀灭。这些工作常常交由一群孩子就可完成，大大提高了灭虫效率——但这项技术并未得到官方推广，西盟垦务局的官员恐怕也不知道！

好在蝗蝻出现后，他们吸取了上一年的教训，反应还算及时。

历经14个月的灭蝗得以成功，也得益于领导的负责。虽然有奖惩制度的制约，但垦务钦差大臣贻谷、西盟垦务局总办姚学镜等主要官员能够立足于人工灭蝗，而不是依赖神灵，也难能可贵。

国人治蝗，从唐朝姚崇开始，到了宋、元，初步洞悉了蝗虫的生长过程，制定了相应法令，到了明清，防治害虫的观念与技术都有所增强。期间每走一步，都要克服障碍，解放思想。但一步一个脚印，人类就是这样认知世界、解决问题、走向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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