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盛夏的一个夜晚，在上海善钟路（今常熟路）霞飞路（今淮海路）口的DD咖啡馆，明星电影公司三巨头之一周剑云正在约见夏衍、郑伯奇、钱杏邨（即阿英）。简单客套之后，周剑云单刀直入地说道：“这次请几位来做顾问，我们是真心实意的，主要是想请各位给公司今后的方向出一些主意，最好还要能给公司写剧本。考虑到你们写的剧本恐怕工部局和国民党市党部的检查机关通不过，所以我们会派人去‘烧香’，问题不是很大。”在顾问聘书上，夏衍化名黄子布、郑伯奇化名席耐芳、钱杏邨化名张凤梧。
就这样，在瞿秋白领导下的中共党组织打入了上海的电影界，1933年3月组成了在电影界里的第一个党小组，由夏衍任党小组长。之后，左翼电影便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狂流》剧照
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左翼电影是夏衍与程步高合作的《狂流》。其电影剧本现在看来还是比较简单的，共一万五千字左右，提纲式的，三十多节。主要情节是这样的：汉口上游的傅庄，村中地主傅伯仁为富不仁，为乡亲所痛恨，但他的女儿秀娟美丽善良，与村上小学教师刘铁生相爱，因贫富悬殊，未论婚嫁。傅伯仁欲结交权贵，强要女儿嫁给县长的儿子李和卿。秀娟不从，欲与铁生相约远走他乡。此时，大雨突至，洪水降临，铁生为带领乡民赶筑堤坝抗洪婉拒秀娟，秀娟赠以玉坠以示真心。后水情告急，傅伯仁携全家逃奔汉口，并诡称自己为赈灾代表，骗领了五千元救灾款。傅庄乡民得知后，推王老爹、刘铁生为代表，找傅伯仁评理。傅伯仁反诬刘铁生“煽惑乡愚、图谋不轨”。傅庄乡民忍无可忍，正遇洪水又至，筑坝所需木料不够，众人便动手搬取傅伯仁用赈灾款购买的木料护堤。傅伯仁调来县警，指铁生为盗寇，捕而痛殴，秀娟挺身相救。此时眼看堤坝就要决口，连县警也与民众一起奔上堤坝救险，但洪水终于冲决堤坝。傅伯仁被狂流冲走，秀娟和铁生挣扎在滔滔洪流之中……
影片由程步高导演，胡蝶出演秀娟，龚稼农饰演刘铁生。1933年3月8日，《狂流》公映于上海的中央大戏院和上海大戏院。影片引起轰动，影评人士好评如潮。
《狂流》是左翼电影迈出的第一步，虽然它还比较稚嫩，但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铁板红泪录》剧照
1933年，左翼电影取得了丰收。除《狂流》外，《铁板红泪录》、《盐潮》、《三个摩登女性》、《姊妹花》、《春蚕》等一批影片，打破了武侠与言情片的重围。题材的现实性与深刻性深深打动了观众，它有力地揭露了当时民众生活的黑暗面。其中，《春蚕》是根据茅盾的同名小说改变的一部电影。《铁板红泪录》是由阳翰笙编剧，洪深导演的反封建、反土豪的影片。
《三个摩登女性》剧照
在明星公司的首倡下，其他的电影公司如艺华、联华等纷纷转向现实题材的创作。于是，一场在中共夏衍等人推动下的左翼电影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
随着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和高涨，国民党政府就想方设法扼杀成长中的左翼电影，以致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捣毁艺华影片公司事件”。
“艺华影片公司” 由严春堂于 1932年10月在上海创办。 1933年扩大规模，在康瑙脱路（今康定路）金司徒庙附近新建摄影棚。9月，改组为艺华影业有限公司，严春堂任经理，请田汉主持影片创作并领导编剧委员会，阳翰笙、夏衍也参加剧本创作，成为左翼电影运动开辟的一个新阵地，先后完成了具有鲜明的抗日反帝色彩的《民族生存》、《肉搏》、《中国海的怒潮》和《烈焰》等4部影片。
《中国海的怒潮》剧照
1933年11月12日，发生国民党特务组织捣毁艺华公司事件，并散发署名“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的传单。这一事件不仅震动全国，也激起了海外爱国华侨的义愤。鲁迅先生在《准风月谈》“后记”里是这样描述的：
“昨晨九时许，艺华公司在沪西康瑙脱路金司徒庙附近新建之摄影场内，忽来行动突兀之青年三人，向该公司门房伪称访客，一人正在执笔签名之际，另一人遂大呼一声，则预伏于外之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蓝布短衫裤，蜂拥夺门而入，分投各办公室，肆行捣毁……并散发白纸印刷之小传单，上书‘民众起来一致剿灭共产党’等字样，同时又散发一种油印宣言，最后署名为‘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 ……”
此后，中国的左翼电影开始了“在泥泞中”作战，“在荆棘中”潜行，并迎来了更加辉煌的前景。
抗战胜利后不久，联华影艺社拍摄了史东山导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并组织筹拍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集《八年离乱》。1947年6月，联华影艺社并入昆仑影业公司，之后，又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下集《天亮前后》。
《一江春水向东流》由蔡楚生、郑君里联合编导，描写了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反映了“九·一八”至抗战胜利前后这一时期的真实生活。著名演员陶金饰张忠良、白杨饰粟芬、上官云珠饰何文艳、舒秀文饰王丽珍。《一江春水向东流》是继蔡楚生获1935年苏联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的《渔光曲》之后，再创电影卖座的最高纪录。
《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摄现场
上海电影的发展几乎涵盖了中国电影的全部，在1949年前就已创造了辉煌的成就，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有一批思想进步的左翼电影工作者参与。他们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和再现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大背景，为后人开创了一条新的电影创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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