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肆虐下，有多個地區的官員因為對疫情的處置不當而被免職，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許多人關心的，不僅是他們的被免，更是被免怎麼安置，之後會不會換個地方繼續上崗。
而關於問題官員復出的情況，其實古而有之，而且在封建社會中，許多官員被免了官，可能馬上就又能戲劇性的官復原職。這其中，有著許多耐人尋味的故事。
官身——免職位不免特權
和現代制度下對於官員權力待遇的限制不同，古代官制中，對於官員有了“官身”和“官職”的定義。官職可以經吏部調動、任免，但官身一旦取得，卻成為了一種身份的象徵，很難喪失。
比如《儒林外史》中的范進，為了應考一直貧窮，被鄉里所看不起，但一朝中舉，不僅鄉里鄉親爭相奉迎巴結，連鄉紳也來送銀子、攀交情。何也？正是因為在明清時候，一旦中舉，就有了永遠繼續赴考的資格，也就有了做官的“正途出身”。即使舉人多年不中，但仍然是地方最有頭臉的人物，而且還有免除丁役、遇官不跪、應訴不跪的特權，這便是我們常說的“功名”。
即使因為犯了錯被罷了官，但只要功名還在，這些特權就不會消失。在隋唐開科舉之前，不論是察舉制還是九品中正制， 其選拔主要以人的家世、門第為主，所以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說法，在這樣的制度下， 即使沒有了官職，但其家族和出生所帶來的特權，仍然會有所保留。
而在隋唐開科舉後，“官身”“功名”替代了原本的門第、出身，成了統治階層繼續維護特權的手段。
復出手段之敘復：制度本身的優待
在北宋時期，對於貶、免的官員，有三種敘複製度：皇帝特旨敘復，赦降敘復和期敘。其中期敘還特別規定，因過失被免的官員，三年後可以在原來的品級上降兩等起用。
敘複製度得以良好執行的關鍵——宋仁宗
北宋獨特的敘複製度的本意本是體現對士大夫階層的寬容，在北宋早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使得言官充分發揮職能。然而，北宋早期的政治體制和敘複製度，過於依賴皇帝、官員的道德品質，而不是法律制度。所以到了北宋中後期，免官和敘復的隨意性開始越來越大，常常不遵循常規制度，甚至淪為黨爭的工具。
復出手段之朋黨：你方唱罷我登場
在古代中國，朝堂之上的權力紛爭，大多涉及朋黨之爭所謂黨爭，皆由政見之爭，最終演變為意氣之爭，因私憤而相互攻訐排斥。黨爭一旦形成，就往往會失去理性的判斷，進而夾雜大量的情緒。他們並不需要客觀的分析情況，因為排斥的情緒已經根植於內心。在爭執當中，原本不屬於兩派之間的無辜人員亦被捲入，黑與白之間不能允許有意見的存在，界限這個詞在朋黨心中清晰不已：但凡不是我張三黨之人，就一定是李四黨，則張三黨必群起而攻之。
而縱觀中國歷史，最著名的莫過於唐代的“牛李黨爭”：
公元808年，牛僧孺、李宗閔因為在制舉時批評時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不僅不被授官，還和考官楊於陵一同被貶黜。
五年後，李吉甫去世，牛僧孺、李宗閔重見天日，入朝為官。
又過了七年，李宗閔的女婿蘇巢進士及第，但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則怨恨李宗閔譏諷他的父親，便聯合了元稹、李紳等人，在宦官段元昌的支持下揭發進士不公，使得李宗閔等人二度被貶。
隨著唐文宗登基，牛黨依附的宦官得勢，牛僧孺入朝拜相，李黨等人盡數罷黜，李德裕被貶西川
而到了唐武宗之時，李黨依附的宦官得勢，牛黨主要人物又全部被貶往嶺南。
武宗駕崩後，一向厭惡李德裕的宣宗將李德裕貶死崖州，牛黨諸人再度起復，貫穿了四個皇帝，將近三十年的牛李黨爭，至此結束。
我們看牛李黨爭的過程，一旦李黨執政，則牛黨必定捲鋪蓋走人；一旦牛黨當政，則李黨便盡數被貶。在這樣的衝突中，個人的權勢則與朋黨的得勢息息相關，是非對錯已經沒有了明顯的界限。簡而言之，只要站好了隊，就有捲土重來的那一天。
深陷牛李黨爭的李商隱
而在慘烈的牛李黨爭中，有一個不得不提的名字，那便是著名詩人李商隱。李商隱一生懷才不遇，沉淪下潦，他的人生悲劇，也正是貫穿於黨爭之中。其中，牛黨對他恨之入骨，李黨卻也從未真正將他當過自己人，誰也不會注意到，夾在黨爭洪流之中的李商隱，是否有真才實學，人們在意的，只是他背後的標籤是“牛黨”還是“李黨”。
復出手段之靠山：大樹底下好乘涼
隨著皇權的不斷集中，朋黨之爭在明清之時便越來越少，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事情也越來越少。這個時候一個官員能否復出，最為重要的便是背後有沒有靠山。只要靠山足夠硬，那麼就算免職多少次，都能捲土重來。
比如清代乾隆朝的大學士李侍堯，便是最好的例子，他背後的靠山不是別人，正是獨攬大權的皇帝。
李侍堯
李侍堯一生官場浮沉，歷任兩廣、湖廣、雲貴總督和戶部、工部尚書。《清史稿》中稱他“見知高宗。”可見兩人的關係非同一般，而就是因為與皇帝的鐵桿交情，李侍堯才能連番死裡逃生，最後官復原職。
乾隆四十五年，得罪了和珅的李侍堯被雲南糧儲道海寧控告貪汙營私，在如山鐵證面前，李侍堯供認不諱。乾隆皇帝大怒之下將其革職，由和珅等人審理後，判處斬立決。然而，就在即將人頭落地的時候，乾隆皇帝卻改了主意，念在幾十年的鐵桿份上，改判為“斬監侯。”並讓各省督撫商議。
各省的督撫都是官場摸爬滾打數十年的人精，哪有不明白皇帝意思的，便紛紛上書求情，乾隆皇帝得到了藉口，便抄了李侍堯的家，饒了他一條命。
在旁人看來，李侍堯能夠死裡逃生已是萬幸，哪裡敢想什麼東山再起。可是有了皇帝做靠山，一切皆有可能。在被抄家剛剛一年後，李侍堯就得到了乾隆皇帝的特旨，給了他三品頂戴去甘肅督辦軍務。
但更神奇的還在後頭，李侍堯剛剛到甘肅，便爆發了著名的“甘肅米案”，乾隆皇帝震怒，甘肅自甘陝總督勒爾謹以下100多名官員人頭落地。勒爾謹一死，甘陝總督的位置就出現了空缺，剛剛好，又落到了李侍堯頭上，不到一年時間，又成了封疆大吏。
故事到這裡完了嗎？還沒。在甘陝總督任上沒多久，甘肅的回民又爆發了叛亂，乾隆皇帝派了最親信的大將軍福康安前去平叛，而福康安來到甘肅的第一件事，不是整軍，而是以翫忽職守為名，把李侍堯抓回了北京，又判了一個“斬立決”。
但這次，乾隆皇帝又猶豫了，他想盡辦法“為之曲赦”，終於又給李侍堯挽回了一條小命，官職自然不消說，沒過幾年，李侍堯就又成了湖廣總督，堪稱清朝第一不倒翁。
乾隆皇帝
而能讓李侍堯三番兩次死裡逃生且還能官復原職的，自然是他和乾隆的關係。雖然是出名的大貪官，但是他貪汙的，大半都送到了乾隆皇帝的手中，自己不過是揩點油水，誰拿了大頭，君臣二人心知肚明。其次，李侍堯為人十分精明能幹，曾多次為乾隆皇帝解決難題，這樣一個能背鍋又能辦事的奴才，乾隆皇帝自然捨不得讓他去死，並且會想盡辦法保他復出。
復出手段之權力鬥爭：不得以而為之
隨著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在清朝中晚期，出現了許多關於官員“革職復出”的鬧劇，而其中最出名的，便是琦善和林則徐這兩位鴉片戰爭“主和派”和“主戰派”的遭遇。
1840年8月，英國人的堅船利炮開到了天津大沽口外，迫於英國人淫威的道光皇帝不得不下旨革除了林則徐的職位，由琦善替代。結果琦善到廣東後不久，就私自議和，把香港割讓給了英國，喪權辱國，一時間舉國上下群情激憤，大罵琦善是賣國賊。
琦善
在朝野內外的壓力之下，道光皇帝不得不下令將琦善革職抄家，並重新啟用林則徐。但隨著戰事不順，懦弱的道光皇帝又一次動搖，第二次將林則徐革職，發配新疆，曾經力主議和的琦善，則又搖身一變，成了熱河都統。
《廣州條約》正式簽訂後，御史們再度群情激憤，列了一個漢奸賣國賊的名單，要求嚴懲，其中就有琦善的名字，道光無奈之下，又把琦善革職，來安撫清流。
等到健忘的清流們把這事忘了後，琦善又復出了，這次他成了清廷駐藏大臣，之後還升任四川總督，風生水起。而作為琦善的對頭林則徐，也先後擔任了陝甘總督、雲貴總督等職。
林則徐
琦善、林則徐的復出，客觀來說，二人雖然政見不同，但卻都是當時皇帝依仗的肱骨之臣，深得道光皇帝倚重，這二人的貶謫和復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朝廷之中權力鬥爭和輿論聲勢的妥協。當時不論是戰是和，清朝都要喪失諸多權益。所以當時的“主戰派”和“主和派”在整個鴉片戰爭期間，經過了複雜而激烈的鬥爭，《清史稿》中稱，將琦善、林則徐革職是“朝廷皆不得已而罪之”，並非本意如此，而是困於兩派的權力鬥爭。既然本意並非如此，那麼之後的復出，也正是順應形勢而為之。
復出手段之花錢：最簡單粗暴的方法
靠山難尋，朋黨難結，權力鬥爭又太複雜，還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讓被免官的官員復出呢？答案是有，而且大受官員之歡迎，那就是花錢，也就是臭名昭著的“議罪銀。”
“議罪銀”制度是清朝乾隆年間由大貪官和珅提議設立的一項以錢頂罪的制度，即根據官員犯罪情節的輕重以多少不一的銀子來免除一定的刑罰。
議罪銀的始作俑者——和珅
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揮霍無度，為了填補他造成的窟窿，善於揣測上意的和珅便為他想出了“議罪銀”的斂財方法，讓官員交的錢，統統流入內務府，進皇帝個人的腰包。這樣以錢代罪的奇葩制度，使得清朝的貪官們開始有恃無恐，只要肯花錢，便能逍遙法外，使得有法無依，整個官僚制度開始極速腐敗。
雖然乾隆皇帝也對這個不靠譜的制度表達過異議，認為這些“交罰款”復出的官員不太靠譜，可無奈自己挖的坑太大，只能讓這項制度一直執行下去。
“議罪銀”的出現，使得官員犯錯的成本大大降低，免職制度幾乎形同虛設，更惡劣的是，許多官員擔心東窗事發，為了早日備齊復出的錢財，在任上就變本加厲、肆無忌憚地貪汙搜刮民脂民膏，讓底層百姓受苦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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