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肆虐下，有多个地区的官员因为对疫情的处置不当而被免职，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人关心的，不仅是他们的被免，更是被免怎么安置，之后会不会换个地方继续上岗。
而关于问题官员复出的情况，其实古而有之，而且在封建社会中，许多官员被免了官，可能马上就又能戏剧性的官复原职。这其中，有着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官身——免职位不免特权
和现代制度下对于官员权力待遇的限制不同，古代官制中，对于官员有了“官身”和“官职”的定义。官职可以经吏部调动、任免，但官身一旦取得，却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很难丧失。
比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为了应考一直贫穷，被乡里所看不起，但一朝中举，不仅乡里乡亲争相奉迎巴结，连乡绅也来送银子、攀交情。何也？正是因为在明清时候，一旦中举，就有了永远继续赴考的资格，也就有了做官的“正途出身”。即使举人多年不中，但仍然是地方最有头脸的人物，而且还有免除丁役、遇官不跪、应诉不跪的特权，这便是我们常说的“功名”。
即使因为犯了错被罢了官，但只要功名还在，这些特权就不会消失。在隋唐开科举之前，不论是察举制还是九品中正制， 其选拔主要以人的家世、门第为主，所以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说法，在这样的制度下， 即使没有了官职，但其家族和出生所带来的特权，仍然会有所保留。
而在隋唐开科举后，“官身”“功名”替代了原本的门第、出身，成了统治阶层继续维护特权的手段。
复出手段之叙复：制度本身的优待
在北宋时期，对于贬、免的官员，有三种叙复制度：皇帝特旨叙复，赦降叙复和期叙。其中期叙还特别规定，因过失被免的官员，三年后可以在原来的品级上降两等起用。
叙复制度得以良好执行的关键——宋仁宗
北宋独特的叙复制度的本意本是体现对士大夫阶层的宽容，在北宋早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得言官充分发挥职能。然而，北宋早期的政治体制和叙复制度，过于依赖皇帝、官员的道德品质，而不是法律制度。所以到了北宋中后期，免官和叙复的随意性开始越来越大，常常不遵循常规制度，甚至沦为党争的工具。
复出手段之朋党：你方唱罢我登场
在古代中国，朝堂之上的权力纷争，大多涉及朋党之争所谓党争，皆由政见之争，最终演变为意气之争，因私愤而相互攻讦排斥。党争一旦形成，就往往会失去理性的判断，进而夹杂大量的情绪。他们并不需要客观的分析情况，因为排斥的情绪已经根植于内心。在争执当中，原本不属于两派之间的无辜人员亦被卷入，黑与白之间不能允许有意见的存在，界限这个词在朋党心中清晰不已：但凡不是我张三党之人，就一定是李四党，则张三党必群起而攻之。
而纵观中国历史，最著名的莫过于唐代的“牛李党争”：
公元808年，牛僧孺、李宗闵因为在制举时批评时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不仅不被授官，还和考官杨于陵一同被贬黜。
五年后，李吉甫去世，牛僧孺、李宗闵重见天日，入朝为官。
又过了七年，李宗闵的女婿苏巢进士及第，但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则怨恨李宗闵讥讽他的父亲，便联合了元稹、李绅等人，在宦官段元昌的支持下揭发进士不公，使得李宗闵等人二度被贬。
随着唐文宗登基，牛党依附的宦官得势，牛僧孺入朝拜相，李党等人尽数罢黜，李德裕被贬西川
而到了唐武宗之时，李党依附的宦官得势，牛党主要人物又全部被贬往岭南。
武宗驾崩后，一向厌恶李德裕的宣宗将李德裕贬死崖州，牛党诸人再度起复，贯穿了四个皇帝，将近三十年的牛李党争，至此结束。
我们看牛李党争的过程，一旦李党执政，则牛党必定卷铺盖走人；一旦牛党当政，则李党便尽数被贬。在这样的冲突中，个人的权势则与朋党的得势息息相关，是非对错已经没有了明显的界限。简而言之，只要站好了队，就有卷土重来的那一天。
深陷牛李党争的李商隐
而在惨烈的牛李党争中，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那便是著名诗人李商隐。李商隐一生怀才不遇，沉沦下潦，他的人生悲剧，也正是贯穿于党争之中。其中，牛党对他恨之入骨，李党却也从未真正将他当过自己人，谁也不会注意到，夹在党争洪流之中的李商隐，是否有真才实学，人们在意的，只是他背后的标签是“牛党”还是“李党”。
复出手段之靠山：大树底下好乘凉
随着皇权的不断集中，朋党之争在明清之时便越来越少，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事情也越来越少。这个时候一个官员能否复出，最为重要的便是背后有没有靠山。只要靠山足够硬，那么就算免职多少次，都能卷土重来。
比如清代乾隆朝的大学士李侍尧，便是最好的例子，他背后的靠山不是别人，正是独揽大权的皇帝。
李侍尧
李侍尧一生官场浮沉，历任两广、湖广、云贵总督和户部、工部尚书。《清史稿》中称他“见知高宗。”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而就是因为与皇帝的铁杆交情，李侍尧才能连番死里逃生，最后官复原职。
乾隆四十五年，得罪了和珅的李侍尧被云南粮储道海宁控告贪污营私，在如山铁证面前，李侍尧供认不讳。乾隆皇帝大怒之下将其革职，由和珅等人审理后，判处斩立决。然而，就在即将人头落地的时候，乾隆皇帝却改了主意，念在几十年的铁杆份上，改判为“斩监侯。”并让各省督抚商议。
各省的督抚都是官场摸爬滚打数十年的人精，哪有不明白皇帝意思的，便纷纷上书求情，乾隆皇帝得到了借口，便抄了李侍尧的家，饶了他一条命。
在旁人看来，李侍尧能够死里逃生已是万幸，哪里敢想什么东山再起。可是有了皇帝做靠山，一切皆有可能。在被抄家刚刚一年后，李侍尧就得到了乾隆皇帝的特旨，给了他三品顶戴去甘肃督办军务。
但更神奇的还在后头，李侍尧刚刚到甘肃，便爆发了著名的“甘肃米案”，乾隆皇帝震怒，甘肃自甘陕总督勒尔谨以下100多名官员人头落地。勒尔谨一死，甘陕总督的位置就出现了空缺，刚刚好，又落到了李侍尧头上，不到一年时间，又成了封疆大吏。
故事到这里完了吗？还没。在甘陕总督任上没多久，甘肃的回民又爆发了叛乱，乾隆皇帝派了最亲信的大将军福康安前去平叛，而福康安来到甘肃的第一件事，不是整军，而是以玩忽职守为名，把李侍尧抓回了北京，又判了一个“斩立决”。
但这次，乾隆皇帝又犹豫了，他想尽办法“为之曲赦”，终于又给李侍尧挽回了一条小命，官职自然不消说，没过几年，李侍尧就又成了湖广总督，堪称清朝第一不倒翁。
乾隆皇帝
而能让李侍尧三番两次死里逃生且还能官复原职的，自然是他和乾隆的关系。虽然是出名的大贪官，但是他贪污的，大半都送到了乾隆皇帝的手中，自己不过是揩点油水，谁拿了大头，君臣二人心知肚明。其次，李侍尧为人十分精明能干，曾多次为乾隆皇帝解决难题，这样一个能背锅又能办事的奴才，乾隆皇帝自然舍不得让他去死，并且会想尽办法保他复出。
复出手段之权力斗争：不得以而为之
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在清朝中晚期，出现了许多关于官员“革职复出”的闹剧，而其中最出名的，便是琦善和林则徐这两位鸦片战争“主和派”和“主战派”的遭遇。
1840年8月，英国人的坚船利炮开到了天津大沽口外，迫于英国人淫威的道光皇帝不得不下旨革除了林则徐的职位，由琦善替代。结果琦善到广东后不久，就私自议和，把香港割让给了英国，丧权辱国，一时间举国上下群情激愤，大骂琦善是卖国贼。
琦善
在朝野内外的压力之下，道光皇帝不得不下令将琦善革职抄家，并重新启用林则徐。但随着战事不顺，懦弱的道光皇帝又一次动摇，第二次将林则徐革职，发配新疆，曾经力主议和的琦善，则又摇身一变，成了热河都统。
《广州条约》正式签订后，御史们再度群情激愤，列了一个汉奸卖国贼的名单，要求严惩，其中就有琦善的名字，道光无奈之下，又把琦善革职，来安抚清流。
等到健忘的清流们把这事忘了后，琦善又复出了，这次他成了清廷驻藏大臣，之后还升任四川总督，风生水起。而作为琦善的对头林则徐，也先后担任了陕甘总督、云贵总督等职。
林则徐
琦善、林则徐的复出，客观来说，二人虽然政见不同，但却都是当时皇帝依仗的肱骨之臣，深得道光皇帝倚重，这二人的贬谪和复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朝廷之中权力斗争和舆论声势的妥协。当时不论是战是和，清朝都要丧失诸多权益。所以当时的“主战派”和“主和派”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经过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清史稿》中称，将琦善、林则徐革职是“朝廷皆不得已而罪之”，并非本意如此，而是困于两派的权力斗争。既然本意并非如此，那么之后的复出，也正是顺应形势而为之。
复出手段之花钱：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靠山难寻，朋党难结，权力斗争又太复杂，还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让被免官的官员复出呢？答案是有，而且大受官员之欢迎，那就是花钱，也就是臭名昭著的“议罪银。”
“议罪银”制度是清朝乾隆年间由大贪官和珅提议设立的一项以钱顶罪的制度，即根据官员犯罪情节的轻重以多少不一的银子来免除一定的刑罚。
议罪银的始作俑者——和珅
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挥霍无度，为了填补他造成的窟窿，善于揣测上意的和珅便为他想出了“议罪银”的敛财方法，让官员交的钱，统统流入内务府，进皇帝个人的腰包。这样以钱代罪的奇葩制度，使得清朝的贪官们开始有恃无恐，只要肯花钱，便能逍遥法外，使得有法无依，整个官僚制度开始极速腐败。
虽然乾隆皇帝也对这个不靠谱的制度表达过异议，认为这些“交罚款”复出的官员不太靠谱，可无奈自己挖的坑太大，只能让这项制度一直执行下去。
“议罪银”的出现，使得官员犯错的成本大大降低，免职制度几乎形同虚设，更恶劣的是，许多官员担心东窗事发，为了早日备齐复出的钱财，在任上就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贪污搜刮民脂民膏，让底层百姓受苦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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