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隐士”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士人形象由来已久，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然而，古代统治者对“隐士”的态度却存在着双重标准，表现为时而“尊隐”、时而“反隐”。但是，通过深入探究我们却发现，不论统治者对隐士采用哪种态度，根源却都是一致的。

一、何为“隐士”

要明白古代统治者为何有“尊隐”与“反隐”两种态度，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到底何为“隐士”？

《庄子》中有言：

“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隐士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易》也说：

“天地闭，贤人隐。”

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被称之为“隐士”，也并不是远离是非就一定就是“隐”。

古代隐士形象

“隐士”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特征:

1、具有“士人”身份，这是“隐士”最基本的身份属性；

2、具备较高的学识素养及良好的道德情操，这是对“隐士”能力、道德方面的要求；

3、对当权者不满，主动或被动远离政治，这是对“隐士”的政治品性方面的要求。

（一）“隐士”的产生及发展的基础

根据“隐士”的上述三个基本特征，我们可以看到，“隐士”并不是天然产生的，需要具备经济上以及政治上、文化上的一系列基础。因此，“隐士”只能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才能产生，并在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进一步扩大范围。

1、“隐士”产生的经济基础：农业经济的产生是“隐士”的经济基础

农业经济之前，人类处于畜牧经济时代，以围猎为生，居无定所、生存环境恶劣、食不果腹，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此时的人们，第一要素是生存，根本谈不上刻意隐居山林、远离社会。

而在进入农业社会之后，生存已经不再是难题，人们只要准备一只盛水的陶罐，几件简单的农业工具，一些农作物的种子，就可以解决生存问题；即使没有上述条件，依靠采摘野生植物的果实也可以维持活命。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有精力和时间去思索、去反思社会，才能产生“隐士”一族。

2、“隐士”发展的政治基础：士人阶层的形成

士人阶层形象

“隐士”的身份实质上仍然是士人，甚至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这一类人群文化素养较高、品性高尚，也天然的更靠近政治，却因为社会机遇、出身集团的不同而被排斥于体制之外，或者政见不同而不愿与当权者同流合污，同时不低眉折腰去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于是藏身隐匿，远离当权者，始终坚持不出仕。

3、“隐士”发展的文化基础：私学教育的兴起

春秋之前，教育被国家所垄断，教育对象也仅限于贵族精英，因此春秋时期之前的“隐士”，如伯夷、叔齐、微子、箕子等人，无一不是出自贵族阶层，此时的“隐士”规模小、数量少；到了春秋时期，私学兴起，教育对象开始扩大，从贵族精英发展到全体官僚阶层、甚至普通国人，知识分子规模迅速扩大，“隐士”的基础也随之快速发展，因此能够产生更多、更具影响力的“隐士”。

（二）历史上著名的“隐士”

在西晋时期医学家、文学家皇甫谧所著的《高士传》一书中，将

著名隐士：“伯夷”与“叔齐”

而根据《史记》的记载，“伯夷”、“叔齐”、“微子”、“箕子”、“泰伯”、“虞仲”

此外，我们所熟知的东周时期的老子，战国期间的鬼谷子、西汉初年的张良、东汉末年的诸葛亮、西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东晋时期的陶渊明、隋唐时期的“药王”孙思邈、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元末明初的刘伯温等等都曾经做过“隐士”，而这些“隐士”在当时对当权者、对社会以及对普通百姓都拥有极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俨然成为社会上不可小视的一股力量。

二、古代统治者对待“隐士”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正因为“隐士”对士人阶层及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广泛，同时自身在治国理政等方面有着较高的能力，因此，古代时期的统治者，对“隐士”是又爱又恨，同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尊隐”与“反隐”。

（一）“尊隐”

“尊隐”，也即“尊重隐士”，对“隐士”采取拉拢、合作的态度。

如《史记·伯夷列传》记载：伯夷、叔齐

“兄弟让国，扣马谏伐”

伯夷、叔齐扣马谏伐

西周周武王姬发大兵伐纣前，伯夷、叔齐两兄弟当众责难、羞辱周武王，说他不忠不孝，而周武王却宽容以待，并没有肆意抓捕或杀害他们；同时对二人隐匿山林的行为也没有横加干涉、故意刁难。

再如《后汉书·逸民列传》中记载：

“光武即位。求休、勋子孙，赐谷以旌显之”

对不为新朝王莽政权服务并隐居山林的卓茂、孔休等人，东汉光武帝刘秀采取奖赏的方式来表扬彰显：

而对另一个著名“隐士”杜林．刘秀则特地擢拔起用，《后汉书·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记载了这件事情：

“光武闻林已还三辅，乃征拜侍御史。”

后来刘秀还让杜林出任大司空一职。东汉时期，大司空属三公之一，已经是位极人臣，可见这一时期刘秀对“隐士”的肯定与重用。

由此可见，历史上“尊隐”之风由来已久，且一直在持续之中。

（二）“反隐”

尽管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尊重“隐士”的历史传统，但同时，自先秦以来，“反隐”的呼声也从未停止，有时甚至相当激烈。

先秦儒家的三位大师级人物之一的苟子，就对当时的“隐士”及隐逸行为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抨击，讥刺他们虚伪、虚荣，内心阴险、污秽、贪得无厌，但是表面上却高言抗俗，自命清高。

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奴化民众，对“隐士”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手段，中国历史上“反隐”的思想也在此时达到了顶点。

《明史·刑法志一》记载，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亲自制定的《大诰》中有一条直接列明：

“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至抄刮”。

明《大诰》

《明史·刑法志二》也记载：

“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所由设也。”

由上述中国历史上“反隐”的一些观点及事件，可以说明在“尊隐”的同时，古代统治者及思想家中对“隐士”的反对声，亦不乏人，二者同时存在。

三、古代统治者对待“隐士”两种不同态度的原因分析

综上可知，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待隐士的态度是相当复杂的，有的尊敬、礼赞，有的反对、杀戮，采用了双重标准。但追根溯源，时而“尊隐”、时而“反隐”的原因只有一个：是否有利于当权者的统治秩序。

（一）“尊隐”的原因：

皇甫谧在《高士传·序》一书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然则高让之士，王政所先，厉浊激贪之务也。”

一言以蔽之，当统治者看到招揽“隐士”对维护统治秩序有着有利的一面、或者说统治者认为招揽“隐士”利大于弊，他们就会极力“尊隐”，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炮制清明形象

在古代统治者的政治权威与意识形态容忍的限度之内，占据道德高点的隐士，如果能够应征出仕或依附于当权者，对当权者表示支持与认同，这就同时也意味着但当权者也同样拥有高尚的道德，政权具有合理性，这也是当权者所乐见的，因此，古代统治者“尊隐”的最大动力在于利用“隐士”的社会影响力，粉饰政权的合理性，炮制政权的政治清明的形象。

2、整合社会道德

正是由于“隐士”具有道德模范的这一独特的社会功能，使他们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瞩目的对象，“隐士”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社会。

统治者”尊隐“：看中的是”隐士“的道德影响力

当体制内的官僚作风腐化、治国功能低下时，当权者招揽并启用“隐士”，目的在于希望隐士充分发挥道德模范的示范效应，激发整个官僚体制内的活力、提升官员的能力、影响官吏的作风，进而将社会整体风气有效地纳入道德管理的秩序当中。

东汉末年蜀汉“隐士”杜微的例子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杜微在当权者多次招揽后拒不出仕，后诸葛亮在请其出山时说：

“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不责君军事。”

可见，诸葛亮请杜微出仕，看中的是杜微的以“德”辅时的道德功能、重视的是其品性，而其“隐士”是否有真实的治国理政能力并不是古代统治者做关注的。

3、吸纳有用人才

由于“隐士”出身于士人阶层、拥有较高的文化层次及政治才能这一特性，因此统治者对有才能、且与当权者采取合作的“隐士”，进行积极招纳，把他们吸收进入体制之内，目的之一在于扩大统治者的阶级基础，最终目的在于巩固当权者的政权。

以诸葛亮为代表的”隐士“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特别是在天下初定或者是当权者急需人才的时候，统治者往往就采取“尊隐”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东汉光武帝刘秀极力征召“隐士”并择优重用的原因之一。

（二）“反隐”的原因：

但是，统治者对“隐士”的态度存在矛盾性，当他们认为“隐士”的存在对他们的统治弊大于利时，就会毫不迟疑的将屠刀举向“隐士”。

1、“隐士”的存在是对当权者的挑战

由于“隐士”对当权者表示不满、主动远离当权者，他们的行为向世人表达的是“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态度，是对当权者权威的一种公然挑战。

当“隐士”对统治者投来的“绣球”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对当权者坚决不合作，超出当权者的容忍范围，当权者无法利用招揽“隐士”来显示其宽广的胸襟和政权的合理性时，就是当权者举起“屠刀”之时。

“隐士”常常与当权者不合作

2、“隐士”的存在不利于政权统治

著名法家思想代表人物韩非子对“隐士”不但深恶痛绝，而且极力主张一定要杀掉“隐士”而后快。韩非子曾说：

“古有伯夷、叔齐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

即是说国家的惩罚、奖赏制度对“隐士”起不到任何作用，他们是“无益之臣”，于国于民无益处，反而破坏了国家的各项制度的规范性作用，不利于政权的统治，所以应该坚决进行打击。

3、“隐士”的存在影响了国家选人用人

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需要拥有较高文化素养、专业能力及理念的人才来充实国家官僚体系，对国家进行治理，不管是“科举制”、还是“举孝廉”、“九品中正制”等选人用人体制，“隐士”这一阶层人员在归隐之前，都是官僚的备选对象。

然而，当他们远离政权、归隐山林之后，对国家而言，确实是人才的一大损失，于是这才有了上文中所提到的朱元璋制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至抄刮”这一罪名。

四、结论

无论是“尊隐”还是“反隐”，对于古代统治者来说，都是从维护自身政权角度出发：当“隐士”们能够与当权者合作、能够为当权者所利用并产生价值，古代统治者就会“尊隐”；反之，当“隐士”坚决反对当权者，统治者就会毫不迟疑的“反隐”，并进行严厉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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