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隱士”作為中國古代的一種特殊士人形象由來已久，也成為中國古代社會一道獨特的風景線。然而，古代統治者對“隱士”的態度卻存在著雙重標準，表現為時而“尊隱”、時而“反隱”。但是，通過深入探究我們卻發現，不論統治者對隱士採用哪種態度，根源卻都是一致的。

一、何為“隱士”

要明白古代統治者為何有“尊隱”與“反隱”兩種態度，首先我們必須要明確：到底何為“隱士”？

《莊子》中有言：

“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隱士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易》也說：

“天地閉，賢人隱。”

由此可見，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被稱之為“隱士”，也並不是遠離是非就一定就是“隱”。

古代隱士形象

“隱士”必須同時具備以下三個特徵:

1、具有“士人”身份，這是“隱士”最基本的身份屬性；

2、具備較高的學識素養及良好的道德情操，這是對“隱士”能力、道德方面的要求；

3、對當權者不滿，主動或被動遠離政治，這是對“隱士”的政治品性方面的要求。

（一）“隱士”的產生及發展的基礎

根據“隱士”的上述三個基本特徵，我們可以看到，“隱士”並不是天然產生的，需要具備經濟上以及政治上、文化上的一系列基礎。因此，“隱士”只能在人類進入文明社會後才能產生，並在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進一步擴大範圍。

1、“隱士”產生的經濟基礎：農業經濟的產生是“隱士”的經濟基礎

農業經濟之前，人類處於畜牧經濟時代，以圍獵為生，居無定所、生存環境惡劣、食不果腹，時刻面臨著死亡的威脅。此時的人們，第一要素是生存，根本談不上刻意隱居山林、遠離社會。

而在進入農業社會之後，生存已經不再是難題，人們只要準備一隻盛水的陶罐，幾件簡單的農業工具，一些農作物的種子，就可以解決生存問題；即使沒有上述條件，依靠採摘野生植物的果實也可以維持活命。只有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才有精力和時間去思索、去反思社會，才能產生“隱士”一族。

2、“隱士”發展的政治基礎：士人階層的形成

士人階層形象

“隱士”的身份實質上仍然是士人，甚至是其中的優秀代表，這一類人群文化素養較高、品性高尚，也天然的更靠近政治，卻因為社會機遇、出身集團的不同而被排斥於體制之外，或者政見不同而不願與當權者同流合汙，同時不低眉折腰去與腐朽勢力同流合汙，於是藏身隱匿，遠離當權者，始終堅持不出仕。

3、“隱士”發展的文化基礎：私學教育的興起

春秋之前，教育被國家所壟斷，教育對象也僅限於貴族精英，因此春秋時期之前的“隱士”，如伯夷、叔齊、微子、箕子等人，無一不是出自貴族階層，此時的“隱士”規模小、數量少；到了春秋時期，私學興起，教育對象開始擴大，從貴族精英發展到全體官僚階層、甚至普通國人，知識分子規模迅速擴大，“隱士”的基礎也隨之快速發展，因此能夠產生更多、更具影響力的“隱士”。

（二）歷史上著名的“隱士”

在西晉時期醫學家、文學家皇甫謐所著的《高士傳》一書中，將

著名隱士：“伯夷”與“叔齊”

而根據《史記》的記載，“伯夷”、“叔齊”、“微子”、“箕子”、“泰伯”、“虞仲”

此外，我們所熟知的東周時期的老子，戰國期間的鬼谷子、西漢初年的張良、東漢末年的諸葛亮、西晉時期的“竹林七賢”、東晉時期的陶淵明、隋唐時期的“藥王”孫思邈、唐代著名詩人王維、元末明初的劉伯溫等等都曾經做過“隱士”，而這些“隱士”在當時對當權者、對社會以及對普通百姓都擁有極強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儼然成為社會上不可小視的一股力量。

二、古代統治者對待“隱士”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

正因為“隱士”對士人階層及整個社會的影響力廣泛，同時自身在治國理政等方面有著較高的能力，因此，古代時期的統治者，對“隱士”是又愛又恨，同時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尊隱”與“反隱”。

（一）“尊隱”

“尊隱”，也即“尊重隱士”，對“隱士”採取拉攏、合作的態度。

如《史記·伯夷列傳》記載：伯夷、叔齊

“兄弟讓國，扣馬諫伐”

伯夷、叔齊扣馬諫伐

西周周武王姬發大兵伐紂前，伯夷、叔齊兩兄弟當眾責難、羞辱周武王，說他不忠不孝，而周武王卻寬容以待，並沒有肆意抓捕或殺害他們；同時對二人隱匿山林的行為也沒有橫加干涉、故意刁難。

再如《後漢書·逸民列傳》中記載：

“光武即位。求休、勳子孫，賜谷以旌顯之”

對不為新朝王莽政權服務並隱居山林的卓茂、孔休等人，東漢光武帝劉秀採取獎賞的方式來表揚彰顯：

而對另一個著名“隱士”杜林．劉秀則特地擢拔起用，《後漢書·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記載了這件事情：

“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

後來劉秀還讓杜林出任大司空一職。東漢時期，大司空屬三公之一，已經是位極人臣，可見這一時期劉秀對“隱士”的肯定與重用。

由此可見，歷史上“尊隱”之風由來已久，且一直在持續之中。

（二）“反隱”

儘管中國歷史上形成了尊重“隱士”的歷史傳統，但同時，自先秦以來，“反隱”的呼聲也從未停止，有時甚至相當激烈。

先秦儒家的三位大師級人物之一的苟子，就對當時的“隱士”及隱逸行為進行了非常激烈的抨擊，譏刺他們虛偽、虛榮，內心陰險、汙穢、貪得無厭，但是表面上卻高言抗俗，自命清高。

明太祖朱元璋時期，為了進一步加強皇權，奴化民眾，對“隱士”採取了非常嚴厲的手段，中國歷史上“反隱”的思想也在此時達到了頂點。

《明史·刑法志一》記載，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親自制定的《大誥》中有一條直接列明：

“寰中士夫不為君用。其罪至抄刮”。

明《大誥》

《明史·刑法志二》也記載：

“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斷指不仕，蘇州人才姚潤、王謨被徵不至，皆誅而籍其家。‘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之科所由設也。”

由上述中國歷史上“反隱”的一些觀點及事件，可以說明在“尊隱”的同時，古代統治者及思想家中對“隱士”的反對聲，亦不乏人，二者同時存在。

三、古代統治者對待“隱士”兩種不同態度的原因分析

綜上可知，中國古代統治者對待隱士的態度是相當複雜的，有的尊敬、禮讚，有的反對、殺戮，採用了雙重標準。但追根溯源，時而“尊隱”、時而“反隱”的原因只有一個：是否有利於當權者的統治秩序。

（一）“尊隱”的原因：

皇甫謐在《高士傳·序》一書中曾一針見血地指出：

“然則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厲濁激貪之務也。”

一言以蔽之，當統治者看到招攬“隱士”對維護統治秩序有著有利的一面、或者說統治者認為招攬“隱士”利大於弊，他們就會極力“尊隱”，主要出於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1、炮製清明形象

在古代統治者的政治權威與意識形態容忍的限度之內，佔據道德高點的隱士，如果能夠應徵出仕或依附於當權者，對當權者表示支持與認同，這就同時也意味著但當權者也同樣擁有高尚的道德，政權具有合理性，這也是當權者所樂見的，因此，古代統治者“尊隱”的最大動力在於利用“隱士”的社會影響力，粉飾政權的合理性，炮製政權的政治清明的形象。

2、整合社會道德

正是由於“隱士”具有道德模範的這一獨特的社會功能，使他們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矚目的對象，“隱士”們的一舉一動，都影響著社會。

統治者”尊隱“：看中的是”隱士“的道德影響力

當體制內的官僚作風腐化、治國功能低下時，當權者招攬並啟用“隱士”，目的在於希望隱士充分發揮道德模範的示範效應，激發整個官僚體制內的活力、提升官員的能力、影響官吏的作風，進而將社會整體風氣有效地納入道德管理的秩序當中。

東漢末年蜀漢“隱士”杜微的例子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杜微在當權者多次招攬後拒不出仕，後諸葛亮在請其出山時說：

“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

可見，諸葛亮請杜微出仕，看中的是杜微的以“德”輔時的道德功能、重視的是其品性，而其“隱士”是否有真實的治國理政能力並不是古代統治者做關注的。

3、吸納有用人才

由於“隱士”出身於士人階層、擁有較高的文化層次及政治才能這一特性，因此統治者對有才能、且與當權者採取合作的“隱士”，進行積極招納，把他們吸收進入體制之內，目的之一在於擴大統治者的階級基礎，最終目的在於鞏固當權者的政權。

以諸葛亮為代表的”隱士“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特別是在天下初定或者是當權者急需人才的時候，統治者往往就採取“尊隱”的態度，這也是為什麼東漢光武帝劉秀極力徵召“隱士”並擇優重用的原因之一。

（二）“反隱”的原因：

但是，統治者對“隱士”的態度存在矛盾性，當他們認為“隱士”的存在對他們的統治弊大於利時，就會毫不遲疑的將屠刀舉向“隱士”。

1、“隱士”的存在是對當權者的挑戰

由於“隱士”對當權者表示不滿、主動遠離當權者，他們的行為向世人表達的是“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的態度，是對當權者權威的一種公然挑戰。

當“隱士”對統治者投來的“繡球”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絕、對當權者堅決不合作，超出當權者的容忍範圍，當權者無法利用招攬“隱士”來顯示其寬廣的胸襟和政權的合理性時，就是當權者舉起“屠刀”之時。

“隱士”常常與當權者不合作

2、“隱士”的存在不利於政權統治

著名法家思想代表人物韓非子對“隱士”不但深惡痛絕，而且極力主張一定要殺掉“隱士”而後快。韓非子曾說：

“古有伯夷、叔齊者，……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

即是說國家的懲罰、獎賞制度對“隱士”起不到任何作用，他們是“無益之臣”，於國於民無益處，反而破壞了國家的各項制度的規範性作用，不利於政權的統治，所以應該堅決進行打擊。

3、“隱士”的存在影響了國家選人用人

任何時期、任何國家都需要擁有較高文化素養、專業能力及理念的人才來充實國家官僚體系，對國家進行治理，不管是“科舉制”、還是“舉孝廉”、“九品中正制”等選人用人體制，“隱士”這一階層人員在歸隱之前，都是官僚的備選對象。

然而，當他們遠離政權、歸隱山林之後，對國家而言，確實是人才的一大損失，於是這才有了上文中所提到的朱元璋制定：“寰中士夫不為君用。其罪至抄刮”這一罪名。

四、結論

無論是“尊隱”還是“反隱”，對於古代統治者來說，都是從維護自身政權角度出發：當“隱士”們能夠與當權者合作、能夠為當權者所利用併產生價值，古代統治者就會“尊隱”；反之，當“隱士”堅決反對當權者，統治者就會毫不遲疑的“反隱”，並進行嚴厲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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