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元280年，晉滅吳，從形式上實現了對全國的統一。上次這樣的情形出現在秦滅六國之後，秦尚刑名，往往以嚴峻的法律消滅一切異己的聲音。西晉所實現的統一是與秦朝不同的，而直接締造這一切的，是晉武帝司馬炎。

事實上，在完全統一之前，北方連年的戰亂已經基本結束，西晉的國家經濟已經開始從戰亂中快速恢復，期間儘管晉曾對蜀、吳用兵，但無論是從人口數量、對外交流還是從社會財富積累的角度上來講，西晉都已經進入了一個相對繁榮的時代。

這種繁榮是開放的、持久的。使得整個西晉自上而下瀰漫著一種驕奢淫逸的風氣。

酒色財氣，臺閣之俗

相關史料記載，在滅吳之前，晉武帝司馬炎勵精圖治，勤政愛民。故《晉書》說他“明達善謀，能斷大事，容納讜正”，可以說評價極高。

然而，在大一統的偉大時代到來之後，偉大時代的締造者竟開始放縱，宴樂無度。

史料記載，武帝曾數度選妃充實後宮，滅吳之後，又將孫皓的幾千嬪妃解至洛陽，洛陽的後宮一度有宮婦近萬人。

如此一來，司馬炎這麼一個“能斷大事”的君主，愣是自己將自己逼成了選擇恐懼症。

也不知是司馬炎自己突發奇想，還是有好事者從旁出謀劃策，我們只知道此後堂堂晉武帝司馬炎竟常常坐著“羊車”（一種輕便車）在偌大的宮廷裡遊蕩，羊在哪裡停下，他就在哪裡過夜，引得嬪妃爭風吃醋，紛紛在宮殿門前插上柳枝，潑灑鹽水，以期皇帝“步輦

由此不難推知當時的整個社會風貌。

皇帝的所作所為自然而然成為了貴族爭相模仿的對象。只是我們至今也難以想象，兩個貴族，竟然用絲帛、珊瑚爭相鬥富，鬥得天下皆知、青史留名。

相傳王愷與石崇鬥富，王愷曾用絲帛圍成四十里甬道，石崇就用錦緞圍成了五十里長廊，若說司馬炎是明達之君，自當勸止二人，匡正世風。然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司馬炎聽聞此事，非但不勸阻，反而賜王愷二尺高的珊瑚，助其鬥敗石崇。

石崇見狀，乾脆用自己的鐵如意親手敲碎了那枚珊瑚，不待王愷發作，淡淡地說：“不足恨，今還卿”（語出《世說新語》）而後帶王愷參觀自己收藏的珊瑚，所見“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眾。”窮奢極侈，令人咋舌。

不過，這兩位也並非只是醉生夢死的泛泛之輩。兩人一個是後將軍，一個是散騎常侍，都是很能幹的官員。

在這種全員向“錢”看齊的世俗社會風氣之下，依然有反對的聲音存在。譬如魯褒就曾作《錢神論》來表達對當時世人追名逐利，投靠權門的輕蔑態度。

錢之為體，有乾有坤。為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錢無耳，可使鬼！

實在是字字尖刻！人們常常戲稱錢為“孔方兄”，我們可以在這裡尋得一點源頭。中華五千年曆史，世風浮躁的時代難免存在，像西晉這樣將錢奉為“神物”的時代真乃空前絕後了。

然而，這個“最庸俗”的時代，同時也是“最高雅”的時代——雅士輩出，風骨絕代。

輕蔑禮法，雅人清致

這一時期的“

據陰澹《魏紀》載，“譙郡嵇康與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是說他們經常在嵇康的家鄉譙郡的一片竹林中聚會，崇尚自然，蔑視禮教，所以世人將他們視作一個群體。

這個群體的核心人物阮籍和嵇康都是世家子弟，這使得他們在重視門閥出身的西晉更易取得人們的尊敬。

而且他們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身份：嵇康的妻子是曹操的孫女。要是放在曹魏可以算是皇親國戚了；阮籍則在司馬昭手下作幕僚，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換句話說，他們更容易引起統治者的關注。

這就是名士輩出的魏晉名士們很少能得以善終的原因：與之前所謂的“名士”相比，魏晉名士往往具有相當大的社會影響力。在其他任何時代，這種影響力都是無可比擬的。因此，統治者不得不對他們加以格外提防——這是西晉高壓政治生態的根源所在。

中國人向來喜酒，這一特點在西晉名士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名士們稍不留神就容易身首異處，因此，不少厭惡世俗的他們便紛紛以酒來逃避現實。

阮籍和劉伶就是如此。

據記載阮籍曾向司馬昭自薦擔任步兵校尉一職。然而事實上，是阮籍聽說兵營的廚子十分善於釀酒，地窖中藏有美酒百斛才去的。阮籍到任後，邀請好友劉伶同飲，喝夠了酒，就掛印而去，十分灑脫。

又有《晉書·阮籍傳》載：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大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無論有意無意，酒也確實幫了阮籍一個大忙。從某種程度上使他遠離了政壇的險惡。

劉伶則更甚，此人以海量著稱，他不僅喜歡當眾對飲，還可以自己在家中獨飲。相傳有朋友前去拜訪他，發現這小子竟然赤身在家中獨自痛飲。

朋友說道：“你這樣成何體統！”沒想到他振振有詞地說：“我劉伶以天地為房屋，以房屋為衣服，諸君未經我的同意，擅自鑽到我的褲子裡來，有什麼理由指責我不成體統呢？”

於是，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這樣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劉伶乘一輛鹿車，攜一壺濁酒，漫無目的地駕車前行。長此以往，劉伶患上了“酒症”（推測就是“酒精依賴症”）。

其妻對此頗擔心，毀掉了他的酒器，而後“涕泣諫”，勸其戒酒，劉伶也深受感動，要立即向神靈起誓。只不過他竟然面對神靈說出“天生劉伶，以酒為名。婦兒之言，慎不可聽。”這樣的話來。

我們甚至可以從晉書的記載中發現，劉伶“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唯一存世的文章竟也與酒有關。對劉伶，已經不能僅僅將他稱作“酒鬼”了，簡直要大聲疾呼：“真乃一代‘酒神’也！

說完了他們，接下來該說說嵇康。前文說過，阮籍曾借酒避禍，嵇康則不同，相比之下他的性情是稜角分明的，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竹林七賢的“風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嵇康的這種“稜角”上。

嵇康不僅僅相貌堂堂，會寫文章，精通音律，而且有一門特殊的手藝——打鐵。

史載，嵇康曾經開過一個鐵匠鋪，專替別人打鐵，有時候他的好朋友向秀也來幫幫忙，而且幾乎可以算作是無償的，只要你請他們喝酒，他們就會非常高興。

這一天，他的鐵匠鋪迎來了一位尊貴的客人——前朝太傅，著名書法家鍾繇的兒子，大將鍾會。

不知道是出於什麼目的，鍾會將這次拜訪的儀仗擺得非常大。不過很顯然，嵇康不吃這一套，繼續鍛造不已。

鍾會站的時間長了，見兩人沒有理會自己的意思，自己也覺得無趣，正要轉身走開，這個時候，嵇康突然發問：“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事實上，嵇康這一問，看似平平無奇，卻恰恰是他風骨的體現。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貧賤者可以傲人，富貴者反而不能傲人。貧賤之人傲人，因為他們無牽無掛。富貴之人傲人，卻有身家性命之虞。

但是，鍾會也是了不起的，聽到這十個字，回了他十個字：“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針鋒相對！

果然，過後不久，嵇康就身陷一起冤案，這時鐘會向司馬昭奏了一本：“嵇康此人蔑視禮教，蠱惑人心，而且在學生中間有極高的聲望，這種人如果不懲治，必然給治國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司馬昭此時正在為正式取代曹魏作準備，也正需要用遵從禮教來籠絡人心，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講，嵇康都必須是個危險人物。

於是，嵇康很快被判處了死刑。

風聞此事，三千太學生聯名上書，要求立即釋放嵇康，並且希望他能夠到太學去擔任他們的老師。

可是，太學生們此舉，恰恰犯了大忌。有時候，輿論的作用是正面的，可是有時候，輿論並不能起到積極的作用。在封建的時代，當權者如果處於弱勢，他往往會順從輿論的要求，但是如果當權者處於強勢，輿論達到的效果則會適得其反。

這裡還有一個小插曲，據說嵇康在臨刑之前，曾當眾彈奏一首古曲——《廣陵散》，此曲的得來，據說頗具傳奇性，嵇康一次夜投洛西華陽亭，這時來了一個“不速之客”，他仙風道骨，自稱古人，與嵇康一起討論音律，兩人談得非常投機。臨了傳授了嵇康《廣陵散》。嵇康也向他承諾，絕不傳與他人。

而在行刑前，嵇康一曲彈罷，長嘆一聲：“《廣陵散》從此失傳矣！”

自此，嵇康自殺，阮籍病死，“竹林七賢”還剩下五位，但是核心人物已經故去，以山濤，王戎為代表的尚存者，紛紛選擇入仕，這使得他們無論在廟堂之高還是在江湖之遠都能與人保持溫和的關係。儘管他們在官位上並不做事，避禍而已。

不過，當人們以為天下終於太平的時候，社會往往會發生巨大的變動。例如西晉，就很快面臨了更加嚴峻的政治考驗——八王之亂。

結語：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

其實，無論是西晉統治階級的“酒色財氣，臺閣之俗”還是竹林名士的“輕蔑禮法，雅人清致”

這種變本加厲的奢侈放縱事實上已經遠遠超出了社會生產力的承受能力。儘管有“竹林七賢”這樣純粹，理性，有良知，反世俗的聲音存在，但還是不足以扭轉整個上層社會的風氣。繁榮的“太康之世”一夜之間土崩瓦解，無疑告訴我們“成由勤儉敗由奢”。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具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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