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元280年，晋灭吴，从形式上实现了对全国的统一。上次这样的情形出现在秦灭六国之后，秦尚刑名，往往以严峻的法律消灭一切异己的声音。西晋所实现的统一是与秦朝不同的，而直接缔造这一切的，是晋武帝司马炎。
事实上，在完全统一之前，北方连年的战乱已经基本结束，西晋的国家经济已经开始从战乱中快速恢复，期间尽管晋曾对蜀、吴用兵，但无论是从人口数量、对外交流还是从社会财富积累的角度上来讲，西晋都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代。
这种繁荣是开放的、持久的。使得整个西晋自上而下弥漫着一种骄奢淫逸的风气。
酒色财气，台阁之俗
相关史料记载，在灭吴之前，晋武帝司马炎励精图治，勤政爱民。故《晋书》说他“明达善谋，能断大事，容纳谠正”，可以说评价极高。
然而，在大一统的伟大时代到来之后，伟大时代的缔造者竟开始放纵，宴乐无度。
史料记载，武帝曾数度选妃充实后宫，灭吴之后，又将孙皓的几千嫔妃解至洛阳，洛阳的后宫一度有宫妇近万人。
如此一来，司马炎这么一个“能断大事”的君主，愣是自己将自己逼成了选择恐惧症。
也不知是司马炎自己突发奇想，还是有好事者从旁出谋划策，我们只知道此后堂堂晋武帝司马炎竟常常坐着“羊车”（一种轻便车）在偌大的宫廷里游荡，羊在哪里停下，他就在哪里过夜，引得嫔妃争风吃醋，纷纷在宫殿门前插上柳枝，泼洒盐水，以期皇帝“步辇
”在门前停留，真可谓一大奇观也！成语“羊车望幸”即源于此。 由此不难推知当时的整个社会风貌。
皇帝的所作所为自然而然成为了贵族争相模仿的对象。只是我们至今也难以想象，两个贵族，竟然用丝帛、珊瑚争相斗富，斗得天下皆知、青史留名。
相传王恺与石崇斗富，王恺曾用丝帛围成四十里甬道，石崇就用锦缎围成了五十里长廊，若说司马炎是明达之君，自当劝止二人，匡正世风。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司马炎听闻此事，非但不劝阻，反而赐王恺二尺高的珊瑚，助其斗败石崇。
石崇见状，干脆用自己的铁如意亲手敲碎了那枚珊瑚，不待王恺发作，淡淡地说：“不足恨，今还卿”（语出《世说新语》）而后带王恺参观自己收藏的珊瑚，所见“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穷奢极侈，令人咋舌。
不过，这两位也并非只是醉生梦死的泛泛之辈。两人一个是后将军，一个是散骑常侍，都是很能干的官员。
然而，王恺饶是富可敌国，还是没能逃脱悲惨的命运，遭到了政敌的弹劾，临刑前，王恺不无悲凉地说：“奴辈利吾家财！”（这帮宵小之辈，不过是贪图我的财产罢了！）监斩官则是满脸戏谑：“知财致害，何不早散之！”（你明知道你是财多害己，何不早早仗义疏财？）
在这种全员向“钱”看齐的世俗社会风气之下，依然有反对的声音存在。譬如鲁褒就曾作《钱神论》来表达对当时世人追名逐利，投靠权门的轻蔑态度。
钱之为体，有乾有坤。为世神宝。亲爱如兄，字曰“孔方”。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钱无耳，可使鬼！
实在是字字尖刻！人们常常戏称钱为“孔方兄”，我们可以在这里寻得一点源头。中华五千年历史，世风浮躁的时代难免存在，像西晋这样将钱奉为“神物”的时代真乃空前绝后了。
然而，这个“最庸俗”的时代，同时也是“最高雅”的时代——雅士辈出，风骨绝代。
轻蔑礼法，雅人清致
这一时期的“
竹林七贤”在当时是绝对的名士，这群人有着相似的喜好与志趣。据阴澹《魏纪》载，“谯郡嵇康与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友善，号竹林七贤。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
是说他们经常在嵇康的家乡谯郡的一片竹林中聚会，崇尚自然，蔑视礼教，所以世人将他们视作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的核心人物阮籍和嵇康都是世家子弟，这使得他们在重视门阀出身的西晋更易取得人们的尊敬。
而且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身份：嵇康的妻子是曹操的孙女。要是放在曹魏可以算是皇亲国戚了；阮籍则在司马昭手下作幕僚，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换句话说，他们更容易引起统治者的关注。
这就是名士辈出的魏晋名士们很少能得以善终的原因：与之前所谓的“名士”相比，魏晋名士往往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在其他任何时代，这种影响力都是无可比拟的。因此，统治者不得不对他们加以格外提防——这是西晋高压政治生态的根源所在。
中国人向来喜酒，这一特点在西晋名士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名士们稍不留神就容易身首异处，因此，不少厌恶世俗的他们便纷纷以酒来逃避现实。
阮籍和刘伶就是如此。
据记载阮籍曾向司马昭自荐担任步兵校尉一职。然而事实上，是阮籍听说兵营的厨子十分善于酿酒，地窖中藏有美酒百斛才去的。阮籍到任后，邀请好友刘伶同饮，喝够了酒，就挂印而去，十分洒脱。
又有《晋书·阮籍传》载：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大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无论有意无意，酒也确实帮了阮籍一个大忙。从某种程度上使他远离了政坛的险恶。
刘伶则更甚，此人以海量著称，他不仅喜欢当众对饮，还可以自己在家中独饮。相传有朋友前去拜访他，发现这小子竟然赤身在家中独自痛饮。
朋友说道：“你这样成何体统！”没想到他振振有词地说：“我刘伶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服，诸君未经我的同意，擅自钻到我的裤子里来，有什么理由指责我不成体统呢？”
于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刘伶乘一辆鹿车，携一壶浊酒，漫无目的地驾车前行。长此以往，刘伶患上了“酒症”（推测就是“酒精依赖症”）。
其妻对此颇担心，毁掉了他的酒器，而后“涕泣谏”，劝其戒酒，刘伶也深受感动，要立即向神灵起誓。只不过他竟然面对神灵说出“天生刘伶，以酒为名。妇儿之言，慎不可听。”这样的话来。
我们甚至可以从晋书的记载中发现，刘伶“未尝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颂》一篇。”唯一存世的文章竟也与酒有关。对刘伶，已经不能仅仅将他称作“酒鬼”了，简直要大声疾呼：“真乃一代‘酒神’也！
说完了他们，接下来该说说嵇康。前文说过，阮籍曾借酒避祸，嵇康则不同，相比之下他的性情是棱角分明的，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竹林七贤的“风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嵇康的这种“棱角”上。
嵇康不仅仅相貌堂堂，会写文章，精通音律，而且有一门特殊的手艺——打铁。
史载，嵇康曾经开过一个铁匠铺，专替别人打铁，有时候他的好朋友向秀也来帮帮忙，而且几乎可以算作是无偿的，只要你请他们喝酒，他们就会非常高兴。
这一天，他的铁匠铺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前朝太傅，著名书法家钟繇的儿子，大将钟会。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钟会将这次拜访的仪仗摆得非常大。不过很显然，嵇康不吃这一套，继续锻造不已。
钟会站的时间长了，见两人没有理会自己的意思，自己也觉得无趣，正要转身走开，这个时候，嵇康突然发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事实上，嵇康这一问，看似平平无奇，却恰恰是他风骨的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贫贱者可以傲人，富贵者反而不能傲人。贫贱之人傲人，因为他们无牵无挂。富贵之人傲人，却有身家性命之虞。
但是，钟会也是了不起的，听到这十个字，回了他十个字：“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针锋相对！
果然，过后不久，嵇康就身陷一起冤案，这时钟会向司马昭奏了一本：“嵇康此人蔑视礼教，蛊惑人心，而且在学生中间有极高的声望，这种人如果不惩治，必然给治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司马昭此时正在为正式取代曹魏作准备，也正需要用遵从礼教来笼络人心，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嵇康都必须是个危险人物。
于是，嵇康很快被判处了死刑。
风闻此事，三千太学生联名上书，要求立即释放嵇康，并且希望他能够到太学去担任他们的老师。
可是，太学生们此举，恰恰犯了大忌。有时候，舆论的作用是正面的，可是有时候，舆论并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封建的时代，当权者如果处于弱势，他往往会顺从舆论的要求，但是如果当权者处于强势，舆论达到的效果则会适得其反。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据说嵇康在临刑之前，曾当众弹奏一首古曲——《广陵散》，此曲的得来，据说颇具传奇性，嵇康一次夜投洛西华阳亭，这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他仙风道骨，自称古人，与嵇康一起讨论音律，两人谈得非常投机。临了传授了嵇康《广陵散》。嵇康也向他承诺，绝不传与他人。
而在行刑前，嵇康一曲弹罢，长叹一声：“《广陵散》从此失传矣！”
自此，嵇康自杀，阮籍病死，“竹林七贤”还剩下五位，但是核心人物已经故去，以山涛，王戎为代表的尚存者，纷纷选择入仕，这使得他们无论在庙堂之高还是在江湖之远都能与人保持温和的关系。尽管他们在官位上并不做事，避祸而已。
不过，当人们以为天下终于太平的时候，社会往往会发生巨大的变动。例如西晋，就很快面临了更加严峻的政治考验——八王之乱。
结语：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其实，无论是西晋统治阶级的“酒色财气，台阁之俗”还是竹林名士的“轻蔑礼法，雅人清致” ，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西晋速生速朽，可谓是“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八王之乱不是西晋覆灭的原因，只是表象。其背后的原因其实是是奢侈亡国。
这种变本加厉的奢侈放纵事实上已经远远超出了社会生产力的承受能力。尽管有“竹林七贤”这样纯粹，理性，有良知，反世俗的声音存在，但还是不足以扭转整个上层社会的风气。繁荣的“太康之世”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无疑告诉我们“成由勤俭败由奢”。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閱讀更多 子衿侃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