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级别看，地级市级别的城投高收益债最多， 金额占比差不多到49%。其次是县及县级市级别的，金额占比在26%左右，省及省会（单列市）级别的比较少，116只，金额占比在25%。
省及省会（单列市）级别的城投高收益债主要是一些私募债。地区看主要是在重庆、天津，其余地区还有贵州、四川、陕西、吉林等。主体评级均比较低，最高也就AA+的一些债。
（2）高收益产业债：房地产占大头
高收益产业债中地产企业最多。我们的样本中共有175只地产高收益债，占总数量（包括城投）的12%，但从金额比重看，因为地产债单只规模比较大，因此高收益债规模占比高达17%。
不少地产高收益债主体评级较高。按金额看，地产高收益债中富力地产、恒大地产提供了较多金额的高收益券，此外广州天建、新城控股、融信集团、珠江投资、蓝光发展、阳光城、金辉股份、新湖中宝、中南建设等等也提供了较多规模的高收益债券。评级来看，52%的地产高收益券主体评级为AA+及AAA级，金额占比高达66%。
综合、商贸、建筑装饰、有色、交运也有不少高收益债。
综合行业近年来出现违约的企业比较多，像亿阳集团、精功集团、东旭集团、新光控股、中信国安以及三鼎控股，多为大型民营集团，而且作为母公司多数存在子强母弱的情况，这些大型民营集团为何出现信用风险我们在上一篇专题《信用债违约怎么样了？》中有过详细论述。综合行业高收益债也比较多，在我们的样本中金额仅次于房地产，约968亿，主体评级较高（AA+）又有高收益公募债的综合行业企业有中国泛海控股集团、青海国资、广西金投集团、北大荒集团、亿利资源、中国宝安集团以及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等。
商贸行业也有不少中高评级的公募高收益债。像苏宁电器集团、红星美凯龙集团以及河南能源化工集团都是AAA评级主体，均有多只债券估值收益率偏高，其中红星美凯龙集团的还为公募债。AA+评级的也有不少，有公募高收益债的主体比如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山东省商业集团、新疆广汇实业集团、海亮集团、国美电器、中融新大集团等。
建筑装饰高收益债主体中有不少是类城投。主体评级AA+的宜华集团有多只公募券提供了较高的估值收益率，还有一只广东联泰集团的一般公司债也是AA+的主体评级。除此外均为AA级及以下评级的个券。
3. 高收益债市场发展的必要性和难点
民企融资不在贵而在难。首先，当前的利率水平并不算高，通常一个国家的GDP名义增速，决定了企业贷款利率的上限，再扣减掉信用利差之后，就是国债利率水平，而央行的基准利率则与短期国债利率相接近。也就是说利率水平其实是与经济增长水平相匹配。美国的国债利率在2%左右，高于日本和欧元区的负利率，原因在于美国拥有更高的经济增长水平。例如美国目前的GDP名义增速大约在4-5%左右，其银行最优惠贷款利率与GDP名义增速大致相当。
而按照中国目前7.9%的GDP名义增速，《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9年第三季度）》披露，今年9月一般贷款利率均值为5.96%，贷款利率依然大幅低于GDP名义增速，说明与经济增长相比，目前的贷款利率并不能算特别高。
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并非融资贵，而是融资难。按照央行公布的数据，在2013年以前，民企占新增贷款的比重高达60%，而在2014年以后下降到只有20%。而从债券市场来看，在15-17年民企占信用债净融资的约20%，而在18年民企信用债的净融资接近于零，截至19年11月民企信用债净融出约3000亿。
美国也存在融资的错配，体现在对中小企业的极度规避。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的资本市场被少数金融机构控制，在严厉的政府监管下，银行只把资金提供给最“安全”的企业，而一些成长性的企业由于不符合银行的信贷条件只能借到短期贷款或者是成本高的私募股权。
这种情况在60年代末以及70年代初尤其明显。60年代末期，二战以后美国长期经济繁荣接近结束。从约翰逊政府时代开始实施的“枪炮加黄油”(gun and butter)的政策，也就是越战和急速扩大的社会服务，都让美国政府开支急速上升，同时通货膨胀率迅速上升。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一方面对国内的价格和工资进行管制，另一方面放弃美元自由兑换黄金的金汇兑本位。这些措施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美国经济形势，同时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加剧了物价上涨。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不得不采取措施，由此自二战结束以来长达近30年的利率稳定时代结束了。在短短的1973、1974两年之内，短期贷款成本翻了两倍，而经济衰退也导致美国股票市场大幅度下滑。银行出于资本不足的担心不得不停止除面向大企业和最高信用等级公司以外的商业贷款。那些在市场份额和就业上具有最快成长率，在资本上具有最高回报率，同时对技术和产品创新做出最大贡献的企业往往无法获得资本的支持。
新型金融工具的发展有助于抹平资金的不平等化。在这种经济和金融环境下，资本市场就需要新的金融工具来协调投资者和企业家的利益，并且通过资本结构的变化来重新振兴美国经济。由此高收益债券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外，从80年代开始美国还兴起了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夹层债务(mezzanine debt)以及资产支持证券化等诸多新式融资手段，均有助于解决融资匹配效率。
资本结构阻碍我国高收益债发展。我国为何出现民企融资的劣势？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国的金融体系以国有银行为主，信贷天然倾向于国有企业，而且风险偏好较低，高收益债需求难有规模。而美国高收益债市场上机构投资者主要包括债券基金（比如高收益基金（high yield funds）、收入基金（income mutual funds）和公司债基金（corporate bond funds）、养老金、保险公司、对冲基金以及抵押债券收益凭证（CDO）等。破局的关键则是进一步打破金融业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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