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芜决战:陈毅、韩练成合作演“双簧”

来源:《炎黄春秋》2017年第1期,作者夏继诚

莱芜决战:陈毅、韩练成合作演“双簧”

蒋介石的红人韩练成是共产党员


1950年冬的一天,周恩来、陈毅、贺龙接见了中共华南分局委员、海南区党委第一书记冯白驹和西北军区兼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韩练成(冯白驹曾任中共琼崖纵队司令员,韩练成曾任海南防卫指挥官兼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军长)。陈毅风趣地问冯、韩:“昨晚怀仁堂晚会,你们去了吗?《三岔口》这出戏,你们看了吗?”

韩练成笑而未答。冯白驹直率地说:“看了,没看过京剧,看不懂。”

陈毅幽默地说:“两个互不相识的自己人,在漆黑的夜里恶战了一场,天亮了才认识,真有趣呀!”

韩练成说:“惭愧,我没有完成任务。”

冯白驹说:“琼崖纵队的电台坏了,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周恩来说:“只是单独向练成同志打了招呼,没给你们接上线。”他转而笑着对陈毅、韩练成说:“莱芜战役,你们不是合作、表演得很好吗?”

1947年2月20日至2月23日莱芜决战进行时,陈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韩练成任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军长,奉蒋介石之命向山东解放区进攻。按说,陈毅、韩练成在战场上应是你死我活的冤家对头。可是,周恩来是怎样为他们两人接上线的呢?他们两人又是怎样“合作、表演得很好”呢?

七十年前莱芜决战,陈毅和韩练成合作演出了一段精彩绝伦的“双簧”。

1946年初冬,中共中央华东局驻于山东临沂。书记饶漱石已去东北“三人小组”工作,副书记陈毅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正率领部队在前方和国民党军鏖战,只有副军长张云逸是住在临沂的中央委员。党中央给华东局发来电报说,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军长曾去上海找过董老,有起义可能,要求速派一名中央委员以“洪为济”为暗号,与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军长取得联系。可见事关重大,但其他中央委员都分散各地、身负重任,实在派不出一名中央委员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怎么办?华东局经研究并请示身在前方鏖战的陈毅,决定派军区联络部联络科长陈子谷先去“探路”。

其时,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已经海运抵达青岛,但军部驻于何地、军长姓甚名谁,均不知情。陈子谷是个“老敌工”,经历重重风险后,潜入到第四十六军军部所在地平度县兰底镇,见到了军长韩练成。

韩练成打量了一下陈子谷,劈头就问:“你有陈毅的介绍信吗?”

陈子谷据实回答:“没有。”

韩练成的脸色一下子“晴转阴”,神情变得十分严峻。

陈子谷解释说:“接到党中央的电报后我就赶来了,不可能带陈军长的亲笔介绍信来,他正带领部队在前方打仗。再说,带陈军长的介绍信也不安全,万一被特务搜查出来,就会牵连到军长阁下您。组织上决定先派我来和军长您取得联系。”

韩练成脸上很快“阴转晴”,点点头,说:“我叫韩练成,欢迎!你就住在这里,以后我们再慢慢谈。”

韩练成细心、精明,每次和陈子谷谈话时,都把房门打开,警惕地注视着外面的动静。这样做也不致引起别人的怀疑。

韩练成拿出一张纸,用钢笔在纸上画了几个箭头,说:“我们几路大军从南北几个方向同时向你们进攻。大军压境,你们处于劣势,战局对你们很不利呀!”

陈子谷说:“我们正动员解放区的全部力量,迎接国民党军的进攻。我们历来认为,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蒋介石发动内战,不得人心,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解放区军民斗志昂扬,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韩练成点点头,说:“是啊,我也是不愿打内战的。四十六军是广西部队,官兵们背井离乡,到北方后水土不服,气候不习惯,厌战情绪很重。李宗仁、白崇禧都有保存这支部队的想法。蒋介石生性多疑,对所有的非嫡系部队都不放心。我的桂系一行动,附近就跟着另一支部队,监视我们。所以,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对我很不利。我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站稳脚跟,不暴露和你们的关系,然后见机行事,为你们做些工作。”

陈子谷在敌营住了两天,完成了领导上交给的“探路”任务,向韩练成告辞。韩练成郑重提出:“我要见你们的舒同主任,欢迎他来,我保证他的安全。”陈子谷临行之际,韩练成交给陈一个“谍报证”,证件不大,上面盖有红色大印。韩交代说:“你就拿这个证件去吧,如发生情况,有人盘查,你就说是我韩军长派出的谍报员。”

有了这个“谍报证”,陈子谷在敌区就通行无阻了。

舒同,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社会部部长、国军工作部部长,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韩练成提出要见舒同,可是舒同工作离不开。经研究,决定派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去见韩练成。

魏文伯化装成商人,而陈子谷有“谍报证”作掩护。两人顺利潜入敌第四十六军军部,见到了韩练成。

韩练成看到魏文伯气宇轩昂,又身居相当高的职位,接待客气而热情。魏文伯在韩的军部住了四天。他们常在一起谈形势、谈战局,颇为投机。魏文伯态度真诚,对战局分析得十分透彻,使韩练成深为折服。

魏文伯曾问韩练成:“原先我们猜想你是广西或广东人,所以派了一个广东籍的人来和你接关系。想不到,你是西北人,还是冯玉祥将军的老部下。不知韩将军具体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西北军的?”

1909年2月,韩练成出生在固原县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父亲名叫韩正荣,曾入满清军队当兵,中年后流落至固原县城,靠当小贩养家糊口。母亲姓樊,陕西乾县人,婚后生子女四人,三人夭亡,只剩下韩练成一个独子。

因家贫,韩练成无钱进小学读书,八岁起读了七年私塾,十五六岁在地主家里放羊,并帮父母干活,在店铺里当学徒。父母贫病交加,生计十分艰难。

1925年,西北陆军第七师军官教导队招考。该师师长马鸿逵,是西北有名的“地头蛇”。韩练成取得家庭的同意,借了甘肃省立第二中学“韩圭璋”的一张毕业文凭,考入了七师军官教导队。所以,韩在西北军时期直至1933年,一直用的是“韩圭璋”这个名字。

1926年秋,马鸿逵的第七师被冯玉祥收编为国民军联军第四路。这时韩练成已升任排长,后升为步兵五十五团的连长。1927年,冯玉祥部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出师北伐途中,韩升为营长、团长、骑兵集团司令、骑兵旅长。

1929年,蒋介石与冯玉祥、李宗仁决裂。蒋先打桂系,后又收买冯部将领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策动他们叛冯投蒋。韩练成也随马鸿逵投蒋,成了蒋介石麾下的一员。后来他将“韩圭璋”改名为韩练成。

魏文伯听了这段历史,大感意外。他说:冯玉祥将军创建和领导的西北军,与我党早有联系。赵博生、董振堂领导的宁都起义和高树勋领导的邯郸起义,都是西北军。希望韩军长也能在国家民族处于水深火热的关键时刻,勇敢地站出来,高举义旗。

韩练成面现为难之色,一再说明自己在桂系是“外来的人”。在第四十六军中,他并没有自己的“体系”,手下的一帮骄兵悍将不怎么听他的指挥。要率部起义,目前无此可能。但是他答应为中共提供情报,并再次要求面见舒同。

之后,张云逸、黎玉、舒同三位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听取了魏文伯汇报。舒同表示甘冒风险,愿意亲往敌营。张云逸遂发电报向前方的陈毅请示。

宿北大捷以后,我军面临的严峻局势并未得到缓解。国民党依仗其雄厚的兵力,又集中了几十万大军,向山东解放区疯狂进犯。

陈毅率领他的前方指挥部,转移到了鲁南的一个小村庄里。

正当陈毅紧张地部署鲁南战役之时,收到了华东局发来的电报,向他请示,舒同能否前往敌营秘密会见韩练成?

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陈毅颇费思量,深感为难。眼下,第四十六军远在青岛附近,周围都是国民党军。如果贸然派舒同前往,进了“虎狼窝”,安全是很难保证的。再说,韩练成这个人的底细,中央发来的电报中并未详细介绍,虽经魏文伯、陈子谷两度联系、考察,也未彻底弄清。他真的绝对可靠吗?万一敌人做成圈套,先示以假象,再引舒同这条“大鱼”入网,那将如何向中央交代?如何对得起舒同本人?更为严重的是,我党我军如此高级的领导人落入敌人魔掌,将会在政治上给我们造成多么不利的影响啊!

然而,陈毅也考虑到,韩练成毕竟是中央建立的关系,没有理由不予相信。魏文伯和陈子谷深入敌营后安全归来,还带来一些重要情况,更证明此人可以信赖。他主动要求舒同前往,并说安全绝对保证,态度还是郑重、真诚的,估计其中不一定有诈。更重要的是,敌人几十万大军压境,敌强我弱,在山东战局处于非常严峻的情势之下,敌人一个军长、一个军的动向,对未来战局影响之大,不可低估。

经过反复衡量,陈毅果断拍板: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同意舒同潜入敌营去见韩练成。

1947年1月6日,舒同在胶东军区联络科科长杨斯德陪同下,潜入兰底镇的敌第四十六军军部。

可是大大出人意料的是,韩练成事先只身去了青岛。行前交代亲信副官莫某负责接待,并留下一信给舒同,信上说:“弟因公赴青,最迟于6日返回,一切请放心。”

而此刻已是1月6日的黄昏,韩却杳无身影,迟迟未归。

更使人不放心的是,舒同等人被安排到一处小招待所休息,行动不自由,昼夜有哨兵站岗,形同监视。生活上照顾得很周到,好酒好菜,待如上宾。

第二天,参谋处的一位情报参谋来见舒同,并陪他们吃饭,解释说:“军长于2日去青岛,检阅新十九师及战车部队等,原定6日返回,可能有些事情未办妥,故至今未回。行前军长嘱咐说,如有上海来的王先生和李先生(舒同、杨斯德联络暗号),可电告于他。估计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尽管情势紧张,处境危险、前途莫测,但舒同毕竟是党的高级干部,具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大将风度。他和杨斯德镇定自若,等候着韩练成回来。

又等了一天,韩练成终于返回军部。他处理完紧急军务后,立即赶到了舒同住处,紧紧地握着舒的手,解释说:“我去青岛,名为检阅刚从海南开来的新十九师,实际上是去观察上司及特务机关有什么动静。派别人去不行,只有我自己去,才能从他们对我的言谈、态度中,判断出他们对我有无异样。你们先后来了两个人,我必须亲自去了解一下他们有无察觉。”

舒同说:“非常感谢韩军长的一片好心!我们是一见如故啊!”

会谈开始,韩练成开门见山,说:“我一再提出请舒先生来,是想见见华东局的负责人,当面反映我的意见和要求。”舒同说:“我来之前请示了在前方的陈毅同志,他委派我作为他的全权代表,前来和韩军长见面,并嘱我代他向韩军长致以问候。”


韩练成感动地说:“感谢陈军长的关心!我来山东前,曾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去看望周恩来先生,他嘱我到上海找董老。董必武先生当面许诺将我的情况立即电告华东陈毅军长。所以我对陈军长和华东局各位领导寄予厚望。”

接着,韩练成介绍了驻守海南岛期间他与中共琼崖游击队之间那段不愉快的历史。而现今在山东,则希望自己与华东局之间不要因为互不信任而导致类似状况。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韩练成为海南岛防卫司令官兼第四十六军军长,率部前往海南岛受降。蒋密谕韩练成:“你的主要任务是彻底消灭岛上的共产党游击队。”

此时的韩练成,早已和周恩来见过面并接上了关系。他立即暗中派人前往重庆,向周恩来汇报情况。韩练成得到答复:不久后将有一位姓黄的前来,一切面谈。然而,等了几天,姓黄的并未等到。

在雷州半岛,韩练成接到了周恩来的一封信,信中指示说:“……只能运用你个人的影响和你手中的权力,在无损大计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护琼崖党组织的安全,并使游击队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注意:从实际出发,能做多少,做多少,由你酌定……”

韩练成到海南岛后,蒋介石要他“剿灭”琼崖游击纵队的任务催逼甚紧。既要应付蒋介石,又要考虑周恩来对中共游击队尽保护之责的嘱托,这真为难了处于夹缝之中的韩练成。

琼崖纵队很活跃,到处袭击国民党军,使敌遭到重大损失。韩练成给“琼纵”负责人冯白驹写了一封信,秘密派人送去。不久,琼崖纵队政治部主任史丹前来会见韩练成。韩在晚上用小车把史丹秘密接到住处密谈,向史丹透露了蒋介石密令消灭“琼纵”的意图,建议“琼纵”多休整,少活动,隐蔽目标,避免消耗,使紧张气氛缓和下来,并使韩有条件勒住第四十六军这头“恶犬”,对“琼纵”进行掩护。韩并请“琼纵”向党中央请示。可惜的是,当时“琼纵”的电台坏了,未能和党中央取得联系。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韩练成到上海找董老时,要求派华东局中央委员暗中和他取得联系;到山东后,又一再要求华东局派负责人前往商谈。

舒同表示:华东局一定会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请韩军长放心。经过充分协商,舒同和韩练成达成以下口头协议:

一、双方建立正式关系。

二、由华东局派出两名联络人员常驻韩练成处,韩保证其安全并提供活动条件。

三、韩及时向华东局提供军事情报。

四、在第四十六军驻地五公里以内为双方非武装地区,我军不袭击韩部。

五、第四十六军在兰底镇及附近仅驻一个师,以便于联络。

舒同在敌营住了六天,胜利完成了陈毅交代的“入虎穴,得虎子”的任务,于1947年1月11日安全离开敌营。舒同此行,使他成为我方潜入敌营最高级别的干部。这在我党我军隐蔽战线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舒同回到华东局后,经研究并报陈毅批准,决定派杨斯德(化名李一明),以陈毅代表名义,带助手解魁(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科副科长,化名刘质彬),打入敌第四十六军。韩练成任命杨斯德为“军长秘书”,解魁为军部“谍报员”,并找了一个借口上报,蒋介石电令收留李一明、刘质彬。

正当舒同与韩练成秘密联络之际,陈毅指挥我军在鲁南取得大捷,歼敌两个整编师、一个快速纵队,共五万余人,生俘中将师长马励武、周毓英。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撤销了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的职务,指令参谋总长陈诚到徐州坐镇。陈诚调集三十一万大军,分为南北两线,南线集中八个整编师(相当军)、二十五个旅,作为主要突击集团,以陇海路为依托,分三路北犯,直指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北线以第四十六军(即整编四十六师)、第十二军、第七十三军共九个师为辅助集团,以胶济路为依托,经莱芜、新泰、蒙阴一线南下。两路大军南北对进,钳击临沂,欲置陈毅、粟裕大军于死地。陈诚得意地夸口:“这一次我要在临沂和陈毅决战了!”

陈毅得知这个情报后,豪爽地笑道:“好哇!承蒙‘陈总长’这么看得起我陈毅,盛情难却呀!我只好奉陪了,就来个‘二陈决战’吧!”

陈诚给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发电报,下达了国防部作战命令:“一、情况:匪军集中六十个团之兵力,企图在徐州附近和我军作战。二、我军意图:决以一路直取临沂,一路由津浦线北开,东折,与临沂一路会合,歼灭匪军于临枣三角地带。三、第二绥靖区任务:迅速调集三个军之兵力,南下牵制并吸引匪军,并限于2月8日前占领新泰。”

王耀武看到电报后,立即下令调动部队。第四十六军遵令于1月15日从高密开始向淄博移动。韩练成遂将此绝密情报当晚告诉了杨斯德,并要杨转告陈毅。韩并建议陈毅对胶济线先取沉默方针,待该军西开后,即向即墨、兰村等地进击,将该军牵回,使蒋军从北线南下的图谋落空。

1947年1月下旬,遵照中央电令,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撤销,成立华东军区,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委;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下辖九个纵队。不过,很多人仍习惯性地称呼陈毅为陈军长。

国民党军接受了宿北、鲁南惨败的教训,为了不致被华东野战军分割歼灭,在南线聚集成一团,以主力夹非主力,以嫡系夹杂牌,即所谓“硬核桃夹烂葡萄”,稳打稳扎,齐头并进,避免孤立突出,平均每天只前进六公里左右。敌人这种像乌龟一样爬行、像肉团子一样滚进的战术,也被称之为“肉团子战术”。

然而,北线的情况却与南线大不相同。李仙洲看到我华野大军云集南线,北线只有少数地方部队,于是放胆南进。韩练成的第四十六军于1月29日全部进抵博山一带。

2月1日,李仙洲召集韩浚、韩练成、霍守义等军长开会,讨论下一步作战行动。当天晚上,韩练成就对杨斯德说:“鲁南正处于决战关头,双方正调集部队进行会战,此一会战是整个形势的转折点。现决定北线由我统率四十六军全部、七十三军一部、十二军全部,准备各就原地向莱芜、新泰进攻。关于十二军,我有办法约束。请鲁中军区很好掌握政策。同时贵军可在胶济线上开始动作。你快与鲁中王(建安)司令联系,问他有什么要求?为便于约束部队,以免造成误会,亦请王司令告知贵方一般情况。”

军情十万火急!杨斯德当即派解魁以寻找韩练成旧友杨俊雷为名,赶赴鲁中军区,汇报了韩练成所说的各点。

鲁中军区很快将这一情况上报陈毅。

第四十六军拖拖拉拉地前进。途中,我鲁中军区按韩练成提供情报进行阻击,民兵又将从博山到新泰的公路予以破坏,使敌军辎重、炮兵及物资运输受到很大影响。8日,该军进占新泰,比李仙洲所下达要在2月6日占据新泰的命令晚了两天。南下途中,杨斯德这个“秘书”一直随韩练成行动,两人边走边谈,谈话内容涉及到当前战局及对未来的估计。

杨斯德对第七十三军跟在后头十分反感,曾对韩练成提出:“两个军搞在一块,你们在前头掩护他们。万一我方要打他们,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你们就受牵连了。”

韩练成对此同样很反感,但又感到无可奈何。他对杨斯德解释说:这是蒋介石的一贯做法。王耀武也绝不会让他的嫡系打头阵。不过这样一来也有好处,咱们在前面,就可以慢慢前进,给鲁中军区一些方便。我决定明天不动,让先头部队炮击一通,如此就可以争取两天时间让你们准备了。

杨斯德又提出:“过两天你军进新泰,可不能带还乡团呀!”韩练成答应对还乡团予以约束,让其迟一点进新泰。

眼看南线战机难寻,陈毅、粟裕经反复研究并报中央批准,决定秘密转兵北上,求歼李仙洲集团。中央复电同意,并指示对外应装作打南面之敌的态势,以麻痹敌人,使李仙洲的三个军放胆南进,中我圈套。

为了隐蔽我军作战意图,给敌人造成错觉,陈毅令参谋长陈士榘带两个纵队,伪装成全军(使用各纵队番号),在南面进行宽正面的防御,对敌人进行顽强阻击,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

陈毅又指示鲁中军区派部队进逼兖州,以三个团沿泰(安)新(泰)公路昼夜不停地经徂徕山向泰安方向运动;白天行军,保持野战军指挥部的电讯联系,使敌人误以为是我主力正在向兖州方向开进,并派部队在兖州以西的运河上多处架桥,造成华野大军即将西渡黄河的假象。

胶东军区部队奉令对敌第八军发动攻击,拖住该军不让其向西增援。

对胶济线的敌军,渤海、鲁中军区部队奉令一律暂停进攻,以便让李仙洲集团消除后顾之忧,放手南进。

沂蒙山区的主要通道只有几条,我十几万大军、几十万民工都要北上,成千上万吨的粮食、弹药、作战物资也要向北运输。山高路窄,崎岖难行,白天还要防止敌机轰炸,大多在夜间行军。一到晚上,人声鼎沸,战马嘶叫,车轮滚滚,形成了一幅雄伟的战争场景。

李仙洲虽然督促所部积极南犯,但内心却顾虑重重。他曾对人说,四十六军老大狡猾,孤军深入匪区,依他看,不是送狼入虎口,就是纵虎离囚笼。又说,我们这样打,摆了一条一字长蛇阵,首尾不能相顾。加之补给线实在太长,每天要送两百吨军用品到前线,只够一天之需,光这一条每天就要用一百多辆载重汽车。匪军一攻,补给线卡断,一字长蛇阵也就完了。

王耀武已获得情报,北上之师确为华野主力,于是急电陈诚,建议北线暂不前进。陈诚发电报给王耀武:“陈毅已率其主力放弃临沂,向北逃窜,有过黄河避战的企图,务须增强黄河防务,勿使其窜过黄河以北,俾便在黄河以南地区歼灭之。”蒋介石同样认为,陈毅部“东临大海,西际湖山,局促一隅,流窜非易”。

在前方的李仙洲几乎和王耀武同时接到了国防部的命令:“……匪军已溃退,现在黄河岸之桑城范县间架桥,准备渡河西窜,与刘伯承会师。”李仙洲即督促所部继续南进。

韩练成部于2月8日进占新泰后,即按兵不动,等待观望。他见去鲁中军区联系的刘质彬(解魁)迟迟未归,心中非常焦急。他对杨斯德谈了以下几点:

一、这次会战关系整个大局,建议陈毅军长一心一意掌握鲁南大会战,不必顾虑北线。如你们有力量打北线,行动时请告诉我,以便我进行有机的配合。要打北线,最好先打十二军和七十三军。如没有力量顾及北线,亦请告诉我,便于我设法应付。

二、最近李仙洲的行动有两种可能,故我有两个建议。一种可能是攻占蒙阴,并可能让我们四十六军去攻占。如果这样,贵军可在新泰、蒙阴地区打击和消灭七十三军。第二种可能是我军和七十三军齐头并进。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要打七十三军有困难。我估计这种可能性不大。但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则将部队向后拖,让七十三军孤立突出,便于你们围歼。当然我要想办法力求不与七十三军齐头并进。

三、为便于及时联系,建议陈军长派一部电台,距我二三十里处。这样我军如有调动或其他情况,均可及时电告。联络人员还可以继续派来我部。

四、如贵方将七十三军全部消灭,仅剩我这个军时,请陈军长派一负责干部前来,具体研究出去之办法。

五、你们还有什么要求?能否派人前来联络?

杨斯德当即动身回解放区送情报。由于他化装成商人,我侦察分队又从他身上搜出了“谍报证”,遂认定杨是“国民党特务”,要枪毙他。经杨反复解释,才被送到外出侦察的华野司令部侦察科副科长严振衡面前。

严振衡立即发电报告陈毅、粟裕。陈、粟回电要杨斯德好好休息,令严速回军部汇报。很快,严带回了陈、粟的指示,要杨速回敌第四十六军,向韩练成面告如下内容:感谢韩军长向我们提供了情况。我们有信心和决心粉碎蒋介石的这次进攻,请他等待我们的胜利消息。我们打李仙洲集团时,将不打四十六军。但请韩军长事先一定要把贵军的部署和行动告诉我们,以免打错。联系的方法,我们在四十六军正面、侧面都派有侦察部队活动,可以随时联系。特别要请韩军长务必不要和七十三军、十二军搞到一起,否则会玉石俱焚。如果贵军和七十三军、十二军分割不开,则请韩军长放弃指挥,我们将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韩练成听完杨斯德转达的陈毅意见后,很高兴。沉思后,他请杨斯德再去解放区,向陈毅报告战局的最新动向和他本人如下意见:

第一,上面已要我们四十六军向蒙阴进攻。是用全军兵力还是一个师的兵力,暂不详。何时开始进攻,亦未最后下达命令。

第二,假如要我全军行动,我一定设法拖到18日到达蒙阴,以便贵方有足够的准备时间;如果要我们一个师进攻,我准备让它进抵常路后,看情况再决定前进或后退。

第三,请陈军长告之贵军是否决心保卫蒙阴城,以及军事机关、重要物资所在地,以免发生误会。

第四,如贵方决心保卫蒙阴城,应马上大量制造宣传品,在我军前进道路上张贴与散发。宣传品的内容,最好是欢迎贵军各个番号的主力军前来保卫蒙阴。同时广泛散布各种各样不利于国民党军的消息,我好借此吓唬李仙洲说:解放军主力部队云集蒙阴,我军前进困难,迫使他下令撤退。这样蒙阴就可确保,人民也不至遭受无谓之损失。

第五,我军未开进前,首先向开进路上打二三发空炮,目的是通知贵方我军即将开进。如贵方决心阻止我军前进,请在高地上放一把火。看到信号后,我即下令停止前进或迟缓前进。

第六,请陈军长和鲁中王司令通知部队和民兵最好不要摸岗哨。应从大的方面着眼,摸岗哨不能解决基本问题,反而容易引起误会。

说完以上内容,韩练成沉思片刻,清了清嗓子,脸上现出恳切而真诚的神色,语气沉稳、一字一句说:“我现在的处境你应该清楚。四十六军不是我的基本部队,师旅长甚至团营长都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人。我不可能率领全军阵前起义。我只能在职权范围内尽可能替贵方着想,为贵方做我应该做也可能做到的事。这个情况陈军长是否理解?”……

俄顷,韩练成继续说:“请告诉陈军长,对我不要怀疑。我在重庆那样险恶的环境里,尚且冒着生命危险寻找共产党,我为的是什么?升官?发财?捞钱?为名?为利?这些我在蒋介石那里都可以得到。我还不是看到真理在共产党这一边,国家的前途和希望在共产党这一边,人民拥护共产党,所以,我才冒着生命危险找到了周恩来先生。现在,两军对阵,正是我为人民、为贵党贵军尽我绵薄之力的时候。作为共产党的一个真诚的朋友,我希望陈军长相信我。”

韩练成这一席话,披肝沥胆,掏尽心中块垒,说得杨斯德连连点头,内心十分感动。

那么,陈毅对韩练成是否完全毫无保留地相信呢?也不尽然。

其一,党中央来电未说明韩练成是我党党员、统战对象或情报关系。他在重庆时和周恩来、董必武建立关系,中央亦未电告。

其二,战争时期军情瞬息万变,陈毅作为华东军事“一把手”,必须通观全局,关照到敌、我、友以及我军各个纵队、各个军区、地方武装、民兵等方方面面。每个环节都不能稍有疏忽。韩练成要求地方武装、民兵不要袭击该部岗哨,但如果把命令下达到基层,岂不暴露了我们和韩练成暗中联络的高层秘密。

其三,韩练成原先是冯玉祥的西北军,而现在统率的第四十六军属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他所起的作用有一定的局限,不能估计过高。

其四,陈毅的情报来源是多方面的。陈毅手下除了由情报部门、联络部门派入敌营内部的人员收集情报以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部门,它专门从事空中无线电侦听和破译。他们可以在几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之间,就把蒋介石、陈诚发给下层的绝密作战电报送呈到陈毅手中。所以陈毅曾经风趣地说:“蒋介石、陈诚在发电报给部下的同时,也给我陈毅发了一份,真该感谢他!”相比之下,韩练成提供的情报在时效性上,要大为逊色。陈毅据此作出的一系列部署,当然是处在局部地位的韩练成所难以理解的。由此产生“陈军长不相信我”的感叹,也在所难免。

其五,中国有句俗话,叫作“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关系到整个华东战局甚至关系到解放战争全局的这次大决战中,陈毅必须争取全胜,绝不允许出现“万一”的失误。“万一”韩练成提供的情报不很准确,“万一”韩练成是为了保存实力而打滑头仗,“万一”他和王耀武、李仙洲串通一气和我们玩“捉迷藏”的把戏,“万一”韩练成和周恩来、董必武取得联系后又中途变卦,“万一”韩练成和我们的联系已为军统所侦知而采取了“反间计”……因此,陈毅在作战部署上,不得不关照到“万一”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

饶漱石从东北“三人小组”返回华东局,听取舒同汇报后大发脾气,质问说:“谁叫你到敌四十六军去的?特务把你逮住了怎么办?如果蒋介石抓到了你这个华东局常委,岂不要大做文章?我党政治上的损失,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他认为韩练成不可靠,下令取消与韩部的秘密联络。

饶漱石在党内是华东局书记,陈毅是副书记。但在军事上,陈毅是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负指挥上的全责。他对饶漱石的话不予置理,仍和韩练成保持着秘密联系。

1947年2月14日,陈毅、粟裕率华野一个精干的指挥机构,进抵蒙阴县城。从敌第四十六军赶回的解魁,也随后赶到了蒙阴县城,很快受到了陈毅接见。

陈毅听完了解魁汇报的韩练成所谈情况后,讲了如下五条意见:

第一,韩军长诚意地告诉我们很多情况,我代表全军指战员并以我个人名义向他表示感谢!我们希望他永远为中国的和平民主事业而奋斗,并且永远和我们团结合作,共同携手前进。

第二,党中央和我陈毅本人对韩将军是信任的,毫不怀疑,请放心!我野战军绝不打他。为了使我们之间的秘密联系不致暴露,我们把这个机密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这也是为韩将军的安全计。也许还能起掩护作用。

第三,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保卫蒙阴城。如不保卫蒙阴,会直接影响南线战局。告诉韩军长四十六军最远只能推进到常路(蒙阴县城北15公里)。否则,不管是哪一个部队,我们都要坚决予以歼灭。除保卫蒙阴城以外,对整个南线与北线,我们都有足够的力量与充分的条件取得胜利,亦希他放心。

第四,希望韩军长与我们不间断地取得联系,及时通报情况,以免发生不必要的误会。

第五,我们的党政军机关、重要物资等等,疏散在新、蒙山区,各地都有。我军主力配置在常路、东山一带,地方兵团则完全配置两侧,以上情况请韩军长予以掌握。

讲完以后,陈毅要解魁复述了一遍,补充一些解魁记不全的内容(按规定秘密工作一般不能做记录)。他吩咐解魁尽快返回第四十六军,先向杨斯德报告上述内容,再由杨转告韩练成。

第二天晚上,杨斯德向韩练成面告了陈毅谈话内容。韩非常专注地听完后,高兴地说:“很好!很好!感谢陈军长的关心。”

接着,韩练成向杨斯德透露了最新的战局发展。他说:“李仙洲已采纳了我的建议,决定不打蒙阴了。如此蒙阴不仅免除了威胁,你们可以将力量用于其他方向了。”

韩练成要求杨斯德或解魁再辛苦一趟,迅速把最新情报送给陈毅。


此时,蒋介石仍然确信陈毅“已无力与我主力作战”,电令王耀武派一个军进驻莱芜,一个军进驻新泰,以便南北夹击。

于是韩练成又接到命令,要他重新南下,占领新泰县城。经过这样一折腾,我军又赢得了几天时间。

莱芜战役于1947年2月20日晚10时半开始。

这一天,陈毅、粟裕、谭震林在戎马倥偬中接见了刚从第四十六军赶回送情报的解魁。听完汇报后,陈毅谈了如下内容:

第一,我们对莱芜战役的决心和部署是:把李仙洲总部和七十三军、四十六军和十二军的新三十六师(其时该军之一一一师和一一二师北撤到胶济路,担任张店、明水一线守备,已不在莱芜地区了)全部吃掉,一个不让其漏网。我们的胃口大得很啰!具体部署是:先不打四十六军,而是先打莱芜城李仙洲总部和七十三军及新三十六师。待全部解决后,再把四十六军包围起来,迫其举义或放下武器。

第二,今晚,战役的炮声响了以后,估计李仙洲会急令四十六军向北增援七十三军。我们对韩练成的要求是:务必不要增援。向他说明:只要四十六军不增援,绝不打它。

第三,你现在马上返回颜庄四十六军军部去。在路上拖延一下时间,尽可能晚点进去。晚上10点半炮声响了以后,再把我们的决心和部署大体告诉韩练成。不是我不相信他,这次战役太重要了!它的成败关系整个山东的战局,万一泄露了秘密,就会对战役增加很大的困难。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们不得不这样办。

第四,为了求得这个战役的彻底胜利,你们两位同志必须始终坚持在敌内部,决不撤出。以你们两个人战胜敌人的两万人。你们在敌人内部应积极地活动,首先是继续做好韩练成的工作,坚定他的信心,防止他出现动摇和反复。其次要设法动摇军心,从内部瓦解敌四十六军,使它丧失战斗力。你们要估计到在关键时刻、在紧急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你们要机动灵活,沉着应战。万一韩翻了脸,你们也要妥善而恰当地处理。战争时期,打红了眼,什么样的情况都是可能出现的。不过,我相信韩练成不会出此下策。相反,他是会一如既往,积极配合我们打好这次战役的。战前,我要对师以上干部讲,敌人内部有我们两个同志,要他们注意。紧急情况下你们可以找他们。但不能对下讲,以防泄密。

解魁以最快速度返回第四十六军军部,向杨斯德做了传达。战役快要打响了,杨斯德向韩练成讲了陈毅所述意见。杨问韩练成:如果李仙洲命令你增援七十三军,你怎么办?

韩练成说:“不管李仙洲怎么下命令,明天我无论如何不增援七十三军,让你们放手地打。为了应付李仙洲,我会用打假仗的办法,在东北方向打炮打枪,向他交个差。”

第二天一大早,韩练成对杨斯德说:“李仙洲十万火急地催促我四十六军北上莱芜,增援七十三军。我已告诉部队迟一点出动,慢慢前进,最低限度争取了昨天一个晚上和今天一个上午的时间,估计你们在莱芜可以解决问题了。”

韩练成率部慢慢开进,杨斯德、解魁紧随身边,延至下午4时许,他们来到了莱芜城附近。这时,一架飞机飞抵上空,王耀武在机上与韩练成通电话,命令他立即率全军进入城内,和七十三军一起坚守莱芜城。

韩练成这时处境也很为难。他还不能、不便也不宜公然违抗王耀武和李仙洲的命令,但又要暗中履行和陈毅达成的“默契”。他只能在夹缝中“走钢丝”,采取恰当的方式审慎地应付面临的复杂局势。

杨斯德提出:即使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要与七十三军隔离,便于我军对七十三军各个击破。

韩练成认为言之有理,当即决定第四十六军大部队不进莱芜城,在城外大河以南宿营。进城时,韩练成和杨斯德、解魁站在城外鹿砦外的水中,遭到城上轻重机枪的猛烈射击。杨、解分站在韩的两侧,屹立不动,大声呼喊:不要打了!这是四十六军韩军长,奉王司令官命令进城。好一会儿后,对方才停止了射击。

接着,韩练成只带军直及特务营、炮兵、工兵、辎重等入城。杨斯德和解魁都随韩一起进城,到了李仙洲总部。

在李总部,杨斯德以韩秘书身份,与第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的随从副官谈起了战局,得知我军已全歼该军之七十七师,并且我军已攻入莱芜城东关,战况相当激烈。

当晚,李仙洲召集韩浚、韩练成、前线指挥所少将高参王为霖、第二绥靖区第二处少将处长陶富业(仲伟)等人开会,研究在当时情况下是否遵照王耀武的最新命令立即撤退,如何撤法。最后决定宜快不宜迟,立即行动。从翌日(2月22日)早上开始以第七十三军两个师和第四十六军两个师共四个师齐头并进,以强大火力开路,采取“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突出华东野战军包围圈,然后北撤,与第十二军两个师会合。

韩练成心想:这个突围计划由于兵力火力集中,而华野部队从四面围城,兵力势必分散,恐怕抵挡不住作困兽之斗夺路而逃的强大突击力量。公开反对突围吗?不行。韩练成想:唯一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让陈毅赢得更多的时间攻城并杀伤第七十三军。

思谋已定,韩练成发言说:我的部队都在城外,大河阻隔(莱芜城南有一条大河),桥梁少,要过河、进城再做好弹药、物资等一切准备,需要一天时间,所以明天早上突围是无论如何来不及的。

有的将领又发言陈述了宜早突围的种种理由,而韩练成仍坚决主张推迟至23日突围。考虑到第四十六军基本完整,是突围主力,大家只得勉强表示同意。会议不欢而散。

韩练成力排众议,坚持必须推迟一天时间突围,而这一天对于我军来说是多么的宝贵!这天,六纵指战员血战竟日,终于卡死了敌军北撤的咽喉要道。至此,敌五万余人已上天无门,入地无路。

2月23日拂晓以前,聚集在莱芜城的李仙洲总部及第七十三军、第四十六军均按命令到达指定地点集合完毕,待命向北突围。原定早晨6时出发,可是却不见了韩练成。李仙洲急命人四处寻找,但始终未见韩的踪影。他究竟到哪里去了?

李仙洲到了集合场,问第四十六军参谋长杨赞谟:你们韩军长哪里去了?杨说:不知道。李命令杨多派些人去找,可是仍不见韩的踪影。

第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焦急地一再看表,他大声催促李仙洲:“再不走就完啦!”于是李仙洲下令突围。刚走不多远,部队就陷进了华野预设的“口袋阵”,激战至下午全军覆没,李仙洲负伤被俘。

陈毅在接见新华社记者时说:这次鲁中(莱芜)战役的空前大胜利,把蒋介石在胶济线上全部机动兵力两个主力军第七十三军和第四十六军(即整编第四十六师)消灭得一干二净,把第十二军消灭了一个师,把第八军打垮了两个师,消灭和击溃共四个军。其中第七十三军和第八军都是蒋介石嫡系精锐,第四十六军也是有名的桂系主力。经过了这个大歼灭战,影响所及,全国独立民主阵线的斗士也得到了极大的鼓励。这次战役是中国内战史上的空前创举,在改变中国政治局势及促进反攻时机迅速到来上,起到相当决定性的作用。

韩练成在离开第四十六军指挥位置后,由杨斯德、解魁掩护,住进了一个隐蔽的地堡。很快,韩又来到一个小山村,受到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唐亮的宴请。陈毅在百忙之中会见了韩练成,代表华东全军向他表示感谢,并转达了党中央对他的慰问。

1947年2月26日,即莱芜战役结束后第三天,韩练成写了一首诗。韩练成在诗中称莱芜战役是“前代史无”的一个特殊战例,赞扬1943年周恩来说服他不要去延安而潜伏在“渊府”(指国民党高层)是“高谋一着”,最最主要的,还是应该把胜利归功于党中央。

李仙洲于1960年11月28日喜获特赦,不久后还受到周恩来接见。李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生,对周恩来执弟子礼。他问:“能不能向老师提个问题?”

周恩来微笑颔首:“当然可以。”

李仙洲说:“多年前的莱芜决战,我率五万余大军杀不出一条血路逃生,可是,四十六军韩练成军长却一个人只身突出了重围,这是为什么?”

周恩来耸耸肩,幽默地说:“韩练成同志就在北京,你们可以见面谈嘛!”说完爽朗地笑了。

李仙洲恍然大悟:原来韩练成是共产党的同志呀!

七十年前的莱芜战役,将以其战役指挥的多谋善断和隐蔽战线的变幻莫测,两相巧妙交织、神奇结合,而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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