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2月郭沫若受蔣介石圍捕，被迫逃亡日本，當時居住於千葉縣市川市，成了國名黨的通緝犯，正是在這種情形下,郭沫若把“無處發洩的精力用在了殷墟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銅器銘文的探討上面”,在日本編纂所謂“在甲骨學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的《卜辭通纂》時,儘管郭沫若非常重視殷墟考古的每一進展並較早接受了西方考古學的影響,但在向國內學界索要材料時,並未直接向傅斯年等史語所人員求助,而是致信容庚、於省吾、馬衡、徐中舒等代為蒐羅。後來郭在日本蝸居的小黑屋裡看到朋友們寄來的材料中,有董作賓的《大龜四版考釋》一文,並讀到董氏對甲骨文中的“某日卜某貞某事"的釋解,神情大振當即驚歎曰:“近時彥堂解為貞人之名,遂頓若鑿破鴻蒙。到了這個時候,郭沫若才意識到史語所中人的厲害,同時壯起膽子致信董作賓和李濟,懇求一觀大龜四版的全份拓片,以為自己著述作參考。
此時郭沫若的身份仍是國民政府正在通緝捉拿的一名政治犯,而中央研究院直接隸屬於國民政府(後隸屬總統府),其對立的關係可想而知。李濟與董作賓接信後,覺得郭氏儘管在政治上與黨國有所衝突,且與自己並無親情舊故,但畢竟還是一位名聲在外的風流才子,在如此艱難處境下,沒有墮落沉淪,像許多落魄文人樣整日除了打架鬥毆,就是吃喝嫖賭逛窯子,尚能堅持研究古史與甲骨文字,頗值得同情。於是,經得傅斯年同意,不避郭氏被通緝之嫌,甘冒通共連敵的政治風險,以最快速度將大龜四版和“新獲卜辭拓片"寄去,信中特意說明此拓片尚未發表,僅供參考而已。董作賓一看郭氏在信中對自己發現甲骨文中的“貞人”之成果敬佩有加,頭腦一熱,把自己剛剛完成的世英名之作《甲骨文斷代硏究例》三校稿並寄往日本。想不到郭沫若材料到手,置李濟和董作賓聯名的叮囑於不顧,立即將新獲卜辭”和大龜四版的拓片編入他的《卜辭通纂》一書,於1933年在日本用最先進的珂羅版精印出版發行。
可能郭氏覺得如此操作有失君子之風,心生一計,在書的序文中以彌補的意味極盡討好地吹捧道:“大抵卜辭研究自羅王而外以董氏所獲為多。董氏之貢獻在與李濟之博士同開岀殷墟發掘之新紀元。”遂覆在“後記"中繼續鼓吹道:“承董氏彥堂以所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覆誦讀數遍,既感謝其高誼,復驚佩其卓識。如是有系統之綜合研究,實自甲骨文出士以來所未有如此快事,幾令人直欲拍案叫絕。”董氏之貢獻在與李濟之博士同開岀殷墟發掘之新紀元。”遂覆在“後記"中繼續鼓吹道:“承董氏彥堂以所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覆誦讀數遍,既感紉其高誼,復驚佩其卓識。如是有系統之綜合研究,實自甲骨文出士以來所在一陣狂風暴雨般的大肆吹捧之後,郭沬若似預感到自己的做法肯定會得罪對方,因而在序文的最後一句急轉直下,頗有些悲壯與滿不在乎地寫道“知我罪我付之悠悠"。意思是,反正我的書已寫就出版了,你們這些傻里傻氣一根筋的書呆子,愛咋辦咋辦吧,我是頗不在乎的。果然,此書由日本傳往中國再傳到史語所,傅斯年一看,僅史語所考古組發掘的新獲卜辭”墨拓就用了22片,立即火起,盛怒之下,暴跳如雷,大罵不止,直呼“×X,他憑什麼”,並要訴諸法律云云。被徐志摩稱為“剛直木訥”的李濟面對此情,尷尬萬分,不知如何是好,儘管最後沒有同意傅斯年訴諸法律的要求,但默認了傅氏提出的“三令五申,繩為家法嚴禁資料早洩”的鐵律。這—“鐵律″頗有點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意味,後來遭到了許多圈外學者的詬病和攻擊,但就傅斯年與史語所而言,也著實有情可原。試想倘倘不如此,若再出個像郭沫若這樣將發掘單位未正式發表的資料公佈於世的情況,這個世界不知要亂成什麼樣子。
臺灣人李敖所說的胡厚宣,在史語所自昆明龍頭村即將遷往李莊的前夜,私自出走齊魯大學傅斯年在勃然大怒之後,向齊大領導者所發出“今後若在貴校任何刊物內,載有本所未經發表之任何材料,自應由貴校負責,本所當採取適當辦法辦理”的討伐檄文,一併發函對胡厚宣給予敲山震虎的教訓,的確是與郭沫若這件事有直接的關聯對於這次"沒齒難忘的失策”,傅斯年耿耿於懷,李濟後來在重慶見到郭沫若並沒有對他進行討伐，傅斯年對郭沫若的甲骨文、金文研究成果,仍然給予了肯定。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共兩黨的關係趨於緩和,郭沬若結束了流亡生活,拋別了日本老婆和孩子,隻身一人自日本返國參加抗日宣傳活動。1940年,出任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此時,已隨史語所遷往南溪李莊的董作賓得知郭沫若在重慶任職的消息,主動去信與之聯繫,等待親赴重慶拜訪的機會。在苦苦等了近兩年之後,機會終於來了。1942年5月,受傅斯年委託,董作賓赴重慶參加中央研究院院務會議,並一道辦理史語所書刊印刷與合作社購物等事宜。適此機會,董作賓一到重慶,就迫不及待地來到了郭沫若在郊外的住所,開始了甲骨學“二堂"的歷史性會晤。據董氏後來對李莊的同事說,二人見面後,郭沬若欣喜異常,兩人促膝暢談敘新話舊,交流學術,不亦樂乎。郭沫若除設宴款待外,還藉著酒興當場潑墨揮毫,賦詩相贈：
卜辭屢載徵屍方,帝乙帝辛費考慮。
萬千牛馬推索遍,獨君功力邁觀堂。
詩中的戶方是殷墟卜辭中記載的一個方國的名字,帝乙、帝辛則是晚商王朝的兩位國王。此處郭沬若意在表達董作賓在甲骨文的考釋和研究上,已遠遠超過了名顯赫的一代宗師王國維。如此一番吹捧,卻令把酒臨風、已有些醉意的董作賓覺得非常受用和舒服,禁不住頭腦又暈眩恍惚起來,把郭沬若當做一世英豪與鐵把子兄弟看待。
董作賓也揮毫寫道：三十一年春,訪沬若於渝,十年神交,握手言歡。彼方屏置古學,主盟文壇,從事抗戰之役,餘則抱殘守缺,絕學白珍。一生事業,其將以枯龜朽骨之鑽研而為餘之止境乎?興念及此,擱筆太息。
文人見面飲酒做些詩賦是很常見的，儘管郭沫若帶有吹捧之意，也可能是對自己做法有些悔過。讓人覺得有做作之嫌，但是他在甲骨學術的貢獻仍然是巨大的，一代甲骨大師之名，郭沫若還是名副其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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