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2月郭沫若受蒋介石围捕，被迫逃亡日本，当时居住于千叶县市川市，成了国名党的通缉犯，正是在这种情形下,郭沫若把“无处发泄的精力用在了殷墟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的探讨上面”,在日本编纂所谓“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卜辞通纂》时,尽管郭沫若非常重视殷墟考古的每一进展并较早接受了西方考古学的影响,但在向国内学界索要材料时,并未直接向傅斯年等史语所人员求助,而是致信容庚、于省吾、马衡、徐中舒等代为搜罗。后来郭在日本蜗居的小黑屋里看到朋友们寄来的材料中,有董作宾的《大龟四版考释》一文,并读到董氏对甲骨文中的“某日卜某贞某事"的释解,神情大振当即惊叹曰:“近时彦堂解为贞人之名,遂顿若凿破鸿蒙。到了这个时候,郭沫若才意识到史语所中人的厉害,同时壮起胆子致信董作宾和李济,恳求一观大龟四版的全份拓片,以为自己著述作参考。
此时郭沫若的身份仍是国民政府正在通缉捉拿的一名政治犯,而中央研究院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后隶属总统府),其对立的关系可想而知。李济与董作宾接信后,觉得郭氏尽管在政治上与党国有所冲突,且与自己并无亲情旧故,但毕竟还是一位名声在外的风流才子,在如此艰难处境下,没有堕落沉沦,像许多落魄文人样整日除了打架斗殴,就是吃喝嫖赌逛窑子,尚能坚持研究古史与甲骨文字,颇值得同情。于是,经得傅斯年同意,不避郭氏被通缉之嫌,甘冒通共连敌的政治风险,以最快速度将大龟四版和“新获卜辞拓片"寄去,信中特意说明此拓片尚未发表,仅供参考而已。董作宾一看郭氏在信中对自己发现甲骨文中的“贞人”之成果敬佩有加,头脑一热,把自己刚刚完成的世英名之作《甲骨文断代硏究例》三校稿并寄往日本。想不到郭沫若材料到手,置李济和董作宾联名的叮嘱于不顾,立即将新获卜辞”和大龟四版的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一书,于1933年在日本用最先进的珂罗版精印出版发行。
可能郭氏觉得如此操作有失君子之风,心生一计,在书的序文中以弥补的意味极尽讨好地吹捧道:“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董氏之贡献在与李济之博士同开岀殷墟发掘之新纪元。”遂复在“后记"中继续鼓吹道:“承董氏彦堂以所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复诵读数遍,既感谢其高谊,复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士以来所未有如此快事,几令人直欲拍案叫绝。”董氏之贡献在与李济之博士同开岀殷墟发掘之新纪元。”遂复在“后记"中继续鼓吹道:“承董氏彦堂以所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复诵读数遍,既感纫其高谊,复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士以来所在一阵狂风暴雨般的大肆吹捧之后,郭沬若似预感到自己的做法肯定会得罪对方,因而在序文的最后一句急转直下,颇有些悲壮与满不在乎地写道“知我罪我付之悠悠"。意思是,反正我的书已写就出版了,你们这些傻里傻气一根筋的书呆子,爱咋办咋办吧,我是颇不在乎的。果然,此书由日本传往中国再传到史语所,傅斯年一看,仅史语所考古组发掘的新获卜辞”墨拓就用了22片,立即火起,盛怒之下,暴跳如雷,大骂不止,直呼“×X,他凭什么”,并要诉诸法律云云。被徐志摩称为“刚直木讷”的李济面对此情,尴尬万分,不知如何是好,尽管最后没有同意傅斯年诉诸法律的要求,但默认了傅氏提出的“三令五申,绳为家法严禁资料早泄”的铁律。这—“铁律″颇有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意味,后来遭到了许多圈外学者的诟病和攻击,但就傅斯年与史语所而言,也着实有情可原。试想倘倘不如此,若再出个像郭沫若这样将发掘单位未正式发表的资料公布于世的情况,这个世界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
台湾人李敖所说的胡厚宣,在史语所自昆明龙头村即将迁往李庄的前夜,私自出走齐鲁大学傅斯年在勃然大怒之后,向齐大领导者所发出“今后若在贵校任何刊物内,载有本所未经发表之任何材料,自应由贵校负责,本所当采取适当办法办理”的讨伐檄文,一并发函对胡厚宣给予敲山震虎的教训,的确是与郭沫若这件事有直接的关联对于这次"没齿难忘的失策”,傅斯年耿耿于怀,李济后来在重庆见到郭沫若并没有对他进行讨伐，傅斯年对郭沫若的甲骨文、金文研究成果,仍然给予了肯定。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的关系趋于缓和,郭沬若结束了流亡生活,抛别了日本老婆和孩子,只身一人自日本返国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40年,出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此时,已随史语所迁往南溪李庄的董作宾得知郭沫若在重庆任职的消息,主动去信与之联系,等待亲赴重庆拜访的机会。在苦苦等了近两年之后,机会终于来了。1942年5月,受傅斯年委托,董作宾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并一道办理史语所书刊印刷与合作社购物等事宜。适此机会,董作宾一到重庆,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郭沫若在郊外的住所,开始了甲骨学“二堂"的历史性会晤。据董氏后来对李庄的同事说,二人见面后,郭沬若欣喜异常,两人促膝畅谈叙新话旧,交流学术,不亦乐乎。郭沫若除设宴款待外,还借着酒兴当场泼墨挥毫,赋诗相赠：
卜辞屡载征尸方,帝乙帝辛费考虑。
万千牛马推索遍,独君功力迈观堂。
诗中的戶方是殷墟卜辞中记载的一个方国的名字,帝乙、帝辛则是晚商王朝的两位国王。此处郭沬若意在表达董作宾在甲骨文的考释和研究上,已远远超过了名显赫的一代宗师王国维。如此一番吹捧,却令把酒临风、已有些醉意的董作宾觉得非常受用和舒服,禁不住头脑又晕眩恍惚起来,把郭沬若当做一世英豪与铁把子兄弟看待。
董作宾也挥毫写道：三十一年春,访沬若于渝,十年神交,握手言欢。彼方屏置古学,主盟文坛,从事抗战之役,余则抱残守缺,绝学白珍。一生事业,其将以枯龟朽骨之钻研而为余之止境乎?兴念及此,搁笔太息。
文人见面饮酒做些诗赋是很常见的，尽管郭沫若带有吹捧之意，也可能是对自己做法有些悔过。让人觉得有做作之嫌，但是他在甲骨学术的贡献仍然是巨大的，一代甲骨大师之名，郭沫若还是名副其实的。
閱讀更多 有所學皆成性格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