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混到朝廷中央，没有一个是笨蛋的，在朝堂之上只手遮天，什么都是他说了算的，能是脓包？可惜世人不管是古人还是现代人，都特别爱好用第三人称来看，来喷，站在上帝视角来看待某事某人是容易得，换个角度，换个地位来看，说不定还没贾似道做得这么好。
作为奸贼，贾似道没有秦桧名声大。这是因为，中国人最恨卖国贼。中国人的切肤之痛，就是外族的侵略，屠戮苍生，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史书上痛骂贾似道就是狗屎一般的小人，骂得越凶，也改不了隐隐约约的史实，因为改革，得罪了本来吃蛋糕一大块满嘴流油的士大夫，本来小小的私德缺失，就被如同王八那样的士大夫一嘴咬住，至死不松口，越描越黑，就这样臭到今天了。他襄阳城抗元，抵御蒙古人长达30年，这是能打仗的投降派？鸽派？
不要看贾似道的私德，私德实在是微不足道，要看就看那个对南宋的贡献，贾似道这个蟋蟀宰相，还真是有蟋蟀天生好勇斗狠的影子，不是一条软踏踏的毛毛虫。
正是因为贾似道击败蒙古军，南宋才拒绝蒙古的和谈，也正是因为南宋拒绝和蒙古和谈，才导致南宋被灭。
贾似道欺君卖国，大抵是因为贾似道名声太臭，加之大权在握的贾似道触犯了不少士绅官僚。这批人转身降了元，写起小说也大用春秋笔法，凡是正人君子皆高大上，如贾似道这般的奸佞小人则被批得一无是处。
因为，历来典型的权臣权相，绝不可能立功，那就只好卖国了。《宋史》“奸臣传”中，总共列举了奸臣15人，连带他们的弟子7人。如鄂州之战，记载贾似道私约称臣输币，又虚诳报捷，最是奸事。在《元史·世祖纪》当中记载，仅谈约和，并无称臣输币之语。当时蒙哥刚死，贾似道已知，遣使者约讲和，当时忽必烈决定退兵，怎么会有称臣的行为！此时如能达成合理和议，亦未始非为好事。
元史噼里啪啦地抽了宋史大耳刮子，打肿了，只能说贾似道是谈和，而没有称臣。
而最早出现贾似道请降的说法，是出自鄂州之战十六年后的忽必烈手诏，在这十六年当中，宋蒙大小战役不断，因此蒙古人寻找了许多借口进攻宋朝，却从未见过蒙古人提起贾似道请降，又背信弃义，这件如此重大的事情有极大的几率是蒙古，零时编造为进攻宋朝的理由。
在鄂州之战后，不止对手忽必烈对贾似道赞誉有加，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天祥，虽然在正史上反对贾似道，却在这件事情上赞誉贾似道，何其勇也蒙古人久攻不下，有蒙古将领说是因为士人的原因，因为让忽必烈不要滥杀无辜，所以才让宋朝人有恃无恐，不选择投降，而忽必烈却反驳，认为是蒙军十万人也拿贾似道无法，是蒙军的罪，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
文天祥老是骂贾似道，但他是明白人，也经历过贾似道的时代，也有发言权，而处于同一时代的忽必烈，这是一代枭雄啊，谁都看不上，偏偏对贾似道还算青睐有加，奸雄之间惺惺相惜。
在武将的说法当中，只是说贾似道看重文人，轻慢武人，并没有说贾似道欺君误国的行为。然而重这也是宋朝的社会风气，从和文人共治天下开始，贾似道并不是个例而武将投降理由也很可笑，仅仅是不被看重，却可以做出背叛国家的行为，而南宋最后的擎天柱孟拱，在身前也赞誉贾似道。
连他军事才华，让忽必烈也极为称赞，纵观史书，发现贾似道也有过人之处，但也有很多瑕疵。其公田法亦有可取之处，然为人急躁，缺少身为相位的沉稳。而贾似道面对南宋的危机，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其心，而能力不足。在其位谋其职，而贾似道身为南宋丞相，历史轨迹的负责人之一，却无力挽回华夏，这就是贾似道的罪吧。
贾似道有什么用？
在内排除异己，大力发展，在外揍忽必烈不亦乐乎，一人之力拖着南宋苟延残喘三十余年。
先说国内，
贾似道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南宋已在长期和金人蒙古的作战中精疲力尽，又要花钱，又要补充壮丁，人哪来，钱哪来？
当宋度宗上台时，朝廷账面能统计到的人口数量仅剩1300万，宋王朝一半只计算男丁数量，就算按2倍计算，撑死也不过2600万人口。而南宋王朝巅峰时有6000万人口，这意味着朝廷的收入锐减了一半以上，拿什么资本双线作战？
宋高宗开始，就已经想要拉拢各方豪强，只要他们听话，不要搞事，赵构就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在朝廷的纵容下，地主豪强大量圈占百姓的土地，部分豪强甚至还拥有自己的私人军队，比如播州杨氏、思州田氏，在湖南、江西、福建、两广也有许多小型地主豪强，拥兵自重，自成一体。这些豪强实际上成为了所在地方的土皇帝，他们的命令要比皇帝的诏书更有力量。
豪强自己统计下的户口居然比朝廷统计的户口多的数不清，然后捏造数据上报朝廷，他们只会上交很小一部分税收收入。
蒙古金人时不时打过来，朝廷没人咋办，只能靠豪强将领们出人出力，帮朝廷打仗，恶性循环下来，地主们通过支援南宋抗蒙的机会，和朝廷讨价还价，索取更高的自主权，人都有了，纳税也不太纳了，参与抗蒙作战的诸将们也借战功扩大势力，兼并土地，等于产生了新一批的大地主。南宋朝廷的财政越发艰难。
贾似道当然不爽了，尽管他也是豪强大地主之一，但他一向宽以待己，严以律人，打算要施行公田法，清查众将账目。
捅了马蜂窝了，一上来就要干大家的利益，动大家的奶酪，谁愿意？
贾似道的各项改革之中，最重要也是最有争议的改革当属公田法。
公田法实际上是均田地的变体。
以前，朝廷的土地管理特别垃圾，糟糕，怎么办。就大量增发纸币，是为用增发的纸币购买百姓手里的粮食，即所谓的和籴。大量发行的没有信用的纸币，一面世就贬值得和废纸一般，用这些毫不值钱的纸币去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其实就是强征无疑。而且，和籴的摊派也极不公平，强征或者说和籴的对象大多是本已十分穷困的农民和中小地主，但对实力雄厚的豪强却几乎毫无影响。
贾似道本是下层出身，对民间疾苦了然于胸，因此，他推出的公田法，虽然也一样需要继续增发纸币，但收购的目标则大为不同，他一改之前从百姓手中强行征粮的做法，转而拿着这些纸币从豪强之家手中购买土地，如前所述，纸币形同厕纸，这样的购买也就是强征。其手段的掠夺性质不变，但掠夺对象从贫民变成了豪强，等于是朝廷出面强制将土地从贪得无厌的豪强手中征用，分发给无地贫农。
朝廷的租税，比起豪强之家佣耕的租税要高出不少。
豪强大族为了吸引更多的佃农，一般都会降低佃户的税米，以赢得佃户的拥护。
佃户喜欢便宜的，豪强的租税比朝廷便宜，跟着豪强干，干嘛跟着朝廷干，跟谁干不是干？
自耕农们便乐得出卖土地，卖身豪强成为佃户，于是朝廷能掌握的自耕农的数量就越来越少了，税收自然也少了，国家财政也就更加困难。
租税高——自耕农卖地作豪强的佃农——剩下的自耕农负担更重——剩下的自耕农继续转投豪强——国家收入锐减直至崩溃。
如此一来，朝廷的赋税收入完全得不到保障，国家财政也濒于崩溃的边缘。面对这样的局面，贾似道只能通过强制的方式，从豪强手中征地，分发给向朝廷交税的自耕农，也就是让自耕农成为政府的佃农，这样，才能保障国家的收入不至于完全被豪强鲸吞。
贾似道为什么要这么干？
还不是为了打仗么？打仗最烧钱了。。
蒙古老是没完没了的打过来，要反击不？要抗击不？都需要钱！
在此情况下，公田免不了会加重对雇用自耕农户的剥削。不过，因为公田法的推出，大大减少了和籴行为。换言之，虽然公田上自耕农的赋税加重了，但名为购买，实为强征的和籴行为却大大减少了，因此，从总体上看，自耕农的负担还是大大得到了减轻，同时朝廷的收入也因为控制人口的增加而激增，形成了朝廷-自耕农双赢的良性循环，大大改善了之前国弱民穷，单单肥了豪强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朝廷-百姓双赢的前提下，加强了普通民众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面对国力远远胜过自己的蒙元时，南宋君民上下一心，轰轰烈烈全民抗战，没有起义军与蒙古人里应外合，也没有面对敌人望风披靡，最后虽然因为实力差距过大仍不免败亡的命运。
所以贾似道很牛逼，但他被更有话语权的实力派所痛恨，因为利益被平摊了，大家不揍他才怪？
贾似道败亡后，南宋投降时，户口1100万户，人口5500万以上。宋度宗刚上台时仅有的2600万人口，却已经增长了一倍。当然，南宋人口不会在战争期间如此快速增长，这要得益于贾似道执政期间，恢复了对之前脱籍的户口的统计，土豪们为了应付公田法，不得不完整上报甚至甚至多报人口。可见，贾似道的当政以及公田法的颁布，扩大了南宋朝廷的税收来源，增加了朝廷的收入。朝廷多增加的收入，可以用来赈济灾民，维护社会治安。最重要的，可以拥有更多资源对抗蒙古入侵。
根据掌握话语权的刀笔吏的说法，贾似道生活奢靡、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其所谓奢靡遭到了文人的极大夸张，如有记载声称贾似道的豪宅范围从葛岭山上一直延展至西湖边，来显示贾似道的奢侈；但只要仔细看地图就能发现，葛岭就坐落在西湖旁边），他的党羽中也确实有许多名声不怎么好的人物。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历朝历代得罪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家大多被骂了个狗血淋头，比如变法令秦国富强最终一统天下的商鞅，又如西汉末期维新的王莽，北宋口称“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万历时期为明朝鞠躬尽瘁的张居正等等，无不被当时和后世的文人口诛笔伐，极尽诋毁之能事。可见，有魄力进行大改革者，要面对多么汹涌的抵抗，甚至有时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单从这一点上来说，也是大多数人远不能及的。
终有宋一代，国策中从不抑制兼并，导致土地集中极为严重，久而久之，则国家有倒悬之危，贫者无立锥之地。在此情况下，政府以法令强制剥夺、削减豪强地主的财产，将其均分给无地的贫民，怎么看都有其利国利民的益处。千载之下，我们有必要还贾似道一个公道的评价。
閱讀更多 壯士撩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