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唐、晉、漢、周(史稱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這一時代，一般被史學家稱之為五代王朝。從長江流域到珠江流域又分別建立
吳、南唐、吳越、聞、南漢、楚、荊南、前蜀、後蜀，連同河東地區的北漢，共有十國。除此之外，劉守光在河北北部建的燕國，李茂貞在風稱岐王，沿邊各族所建渤海國、契丹國、大理國等，還未包括在內。如果全部算上，又何止十國！五代十國的時期，是從開平元年(907年)朱全忠建立後梁，到顯德七年(960年)後周王朝滅亡的這五十四年。在這個時期，沒有出現過一次大統一的局面。先是後梁、後晉兩家的戰爭，之後又有後周、北漢兩國的爭戰。當時南北各地許多政權並存，社會很不穩定。
國與國之間的征戰不休不必講了，就連各國內部也不太平。當時五代十國的內部，大部分仍然保存著唐朝後期的藩鎮體制，節度使管轄數州，蓄養重兵，儼然以國中之國而自居。
所以說五代時期，五代十國分裂割據只是其一，而各國內部藩鎮林立，更是五代十國的另一個顯著特點，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局面？原因是很多的，主要有五個原因。
原因之一：武人執政，戰爭頻繁
五代十國的開國者，原先都是各地區的節度使。他們通過戰爭，打敗了自己的對手，登上帝王的寶座。朱全忠、李存勖、石敬瑭、劉知遠、郭威、王建、孟知樣、楊行密、錢繆、王審知、劉隱、馬殷、高季興等人無一例外。
這些人的出身，其中有遊手好閒的流民，也有沙陀貴族或沙陀軍人，甚至還有家奴、木工、士卒、農民、鹽販、流浪孤兒等等。他們中間不少人都是目不識丁，只知道騎馬射箭，揮刀舞劍的武夫。
這些人一旦當上了君主，雖然也重用前朝或本朝士人，像敬期、郭崇韜、桑維翰、王樸、嚴可求、駱知祥、宋齊丘、梁震、馮清等人，為他們出謀劃策，但是比起和這些君主一起起家的軍隊將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等武將時，這些士人就難有作為。其實士人的地位，在當時，是非常低的，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後漢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就曾經公然叫囂，說什麼建立政權，戡定禍亂，只需要長槍大劍，耍弄筆桿的文人沒有用!
石敬瑭時期，桑維翰充當謀主，出任樞密使、宰相。大將楊光遠討平魏博範延光後，回朝面奏桑維翰專權。石敬瑭就不得不把桑維翰貶為相州節度使，以此來安慰軍中大將。後來契丹軍隊攻佔汴州，軍將張彥澤陰謀掠奪家財，又將桑維翰殺死。
李崧曾事後唐、後晉兩朝，官至宰相兼樞密使。後漢高祖劉知遠進入開封，將李崧房屋賜予攬有軍權的宰臣蘇逢吉，其家人有些不滿，李崧害怕受牽累，連忙將房產契卷送與蘇逢吉。蘇逢吉仍不甘心，竟以謀反罪將李崧處死。
朝中的宰相，都是如此輕易的遭到武夫們的攻訐以至殺害，朝廷內外其他文官的處境就可想而知。
唐朝後期，除河朔地區外，各地節度使、刺史一般任命進士出身的官員擔任。五代時期這種情況就比較少見，擔任節度使基本上都是武夫，可以說是真正的武夫當國。
"藩侯郡牧，多以勳授"。
這種現象已經成為各國的普遍事實，翻閱五代史書，隨處可見這樣的事例，我們簡單來看幾個較為典型的事例。
華溫琪早年參加黃巢起義軍，失敗後到處流浪，後來投奔朱溫，擔任後梁的開道指揮使，然後因戰功升任絳、棣、齊、晉四州刺史、定昌軍節度使。唐莊宗滅亡後梁，華溫琪卻沒有因此遭殃，手中掌握有軍隊，反而又被後唐封為順義、鎮國軍節度使。
沙陀人安叔千，不通文字，但立有軍功，後唐拜為壽州刺史，以及振武、靜難、橫海、安國、建雄等軍節度使。
王進雖沒有戰功，但是卻有另外一件本事，就是他走路飛快，從太原到洛陽往返，僅用五六天時間，這項技能在當時可以說是神技了，可以用於情報的傳遞，所以就特別受到後唐、漢、周幾朝皇帝的賞識，授任禁軍將領以及汝、鄭二州防禦使、相州節度使。
當時不只是北方，南方各國也大多是武將專權，楊行密平定準南後，諸州長吏多用武夫。王建建立前蜀國，其統治集團的主要成員都是跟隨他從許州(今河南許昌)起兵的軍事將領，如晉暉、張劼、王宗儔、王宗弼、王宗滌、王宗侃等人，都分別官至中書令、馬步軍都指揮使、節度使、刺史等。馬殷統治湖南的核心骨幹，都是同他一道由河南進入湖南的舊部同僚，如蔡州人許德勳任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許州人王環任水軍指揮使，汝南(今屬河南駐馬店)人姚彥章為長直指揮使，察州人範攻充嶽州刺史。
五代十國時期，唯一不用武將作為地方刺史的，
只有南漢國，而是任命士人充當。但是南漢遠離中原與江準各國，所以並沒有多大的政治影響。五代十國的局面就是那些帝王，依靠手中掌握的軍隊，通過戰爭，戰勝對手，或者趕走原來的帝王，從而登上皇位。所以他們之間，存在的只是爾虞我詐，根本就沒有什麼信任而言！
"江南山東，各有割據，鬥力則人各有力，用兵則人各有兵"。
五代十國的戰爭的形式，基本上可以分為五種不同情況:
各國相互兼併或謀求統一全國的戰爭，
各國中央政權與地方藩鎮的戰爭，
各國最高統治集團內部纂奪權力的戰爭，
契丹入侵中原的戰爭，
起義戰爭。
五代十國時期，各種戰爭相互交織，錯綜複雜，五十多年間從未停止。這些戰爭的主要戰場在大河南北廣闊平原地區，其次在江淮以南一帶。既有進攻鎮州(今河北正定)、幽州(今北京市西南)、潞州(今山西長治)、河中、壽州(今安徽壽縣)等重要城市的攻堅戰，也有華北平原曠野的遭遇戰，還有南方河川地區的水上作戰。
各國主要依靠步兵、騎兵進行戰鬥，江準地區及珠江流域水師交戰的規模也相當可觀。幾萬或幾十萬人同時參戰，規模龐大。戰爭的結果固然造成不少地區人員大量傷亡，社會經濟嚴重破壞，給廣大人民群眾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但是通過戰爭，也逐步打破了唐末以來各地軍閥勢均力敵的僵持局面，敗者為寇，勝者為王，為最後宋的統一，提供了機會。
原因之二：樞密使職權的擴大
五代十國時期，為什麼會出現武夫當國，武人可以隨意廢立皇帝的局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樞密使的職權被無限擴大。樞密使最初是設置於唐代宗永泰年間(765～766年)，剛開始多是以宦官擔任，負責向皇帝進奏表章，又將皇帝意圖傳遞給宰相，起上報下達的作用。
唐朝末期宦官專權，
兩樞密使和統領左右神策軍的兩護軍中尉，號稱"四貴"，威逼宰相，甚至廢立皇帝，權勢極大。後來朱全忠誅殺宦官，以心腹重臣蔣玄暉為樞密使，不久蔣被殺，遂罷樞密使。後梁時期，朱溫改樞密院為崇政院，不再任用宦官，以親信大臣敬翔為崇政院使。後梁祟政院的任務不多，地位也不是太高，它所起的作用，無非是皇帝的顧問而已。
"備顧問，參謀議，于禁中承上旨，宣於宰相而行之"。
這個職責和唐朝最初的樞密使的職責相同。敬翔為人又深沉穩重，有謀略，所以深得朱溫的特別信賴。因此後梁朝廷的軍謀民政全部由敬翔負責處理。"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
後唐時期，李存勖又改崇政院為樞密院，設樞密使，由士人、宦官相互充任。唐莊宗先以佐命功臣郭崇韜、宦官張居翰為樞密使，對掌機務。張居翰深怕招惹是非，不敢過問政事，一切軍政事務都由郭崇韜處理。宰相豆盧革、韋說也都聽命於郭崇韜，不敢有任何異議。郭崇韜不僅參決軍政機要，調動軍旅，還親自統兵討伐前蜀，開創五代時期樞密使領兵出征的先例。此時的樞密使的權力，已然是比起唐朝初期和後梁時期樞密使的權力可是大多了。《舊五代史》對這一時期的樞密使職務是這樣評價的：
"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以參決，其勢傾動天下。"
後來郭崇韜與唐莊宗先後被殺，繼任的唐明宗不再信任宦官，用親信大臣安重誨任樞密使 。此時樞密使的權勢已然更加膨脹了，史書中記載了安重誨的兩件事，就足以證明當時樞密使的權力究竟有多大了。
事件之一：宰相任圓與安重誨有矛盾，忿而辭職，退居磁州(今河北磁縣)，安重誨竟偽造聖旨，殺死任園。
事件之二：安重誨與唐明宗養子、河中節度使李從珂不和，又私自發布樞密使文書，指使河中牙內指揮使楊彥溫拒絕李從珂進入河中。事情敗露後，安重誨不顧唐明宗的反對，派遣軍隊攻打河中，殺死楊彥溫以滅口。
後晉天福四年(939年)，晉高祖石敬瑭鑑於後唐樞密使安重誨專權擅政，侵犯了皇帝的權力，決定廢除樞密院，所管政務歸中書省辦理。四年後，經宰相馮道幾次奏請，又恢復樞密院，此後一直延續到後周滅亡。
後漢劉知遠建國後，以楊邠、郭威為樞密使。宰相李濤奏請說，現在關西動亂不安，楊、郭二樞密使應當出鎮外地，平息動亂，樞密使職務可由宰臣蘇逢吉、蘇禹珪擔任。後漢皇太后對此十分不滿，於是中書省發佈詔命：南衙各司奏請政事，全部由楊邠裁決；領兵作戰，出討關西三鎮，則由郭威兼任統帥。
我們從上面的詔命可以看出，到了後漢時期，樞密使的權力已經大到了由過去的專門主管軍事，變成了民政、軍政一把抓了，而當時的宰相竇貞固、蘇逢吉和蘇禹珪只有拱手聽命的份。
我們同時也可以看出，樞密使的職務，在北漢時期，又明顯地分成政事、軍務二項，而二樞密使則是各司其職。
郭威建立後周，仍以鄴都起兵的佐命功臣王峻為樞密使，隨後還幾次派王峻統兵征戰;但是同時又以
文臣範質、鄭仁誨為樞密副使，並深得郭威的信任。郭威誅殺王峻之後，周世宗柴榮先後以文臣鄭仁誨、魏仁浦、王樸為樞密使，範質為參知樞密院事，這就逐步解除了樞密使的直接統兵權。
後周這些文臣出身的樞密使專掌軍機而不統兵的事實，到了北宋時代，就形成了以文官出任樞密使的制度。
五代樞密使的權力不斷增大，樞密院的機構也就不斷的相應擴展。後梁時期曾設置判官或副使1人，開平二年(908年)又置崇政直學士2員，選拔有從政經驗、文學才能的人士擔任。後來逐漸增多，分為樞密使、知樞密院事(或參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樞密直學士、樞密承旨、樞密副承旨、主事、令史等，成為直接隸屬於皇帝的龐大官僚機構。
南方諸國也設有樞密使。前蜀如同後唐一樣，兼用宦官、士人為樞密使。前蜀高祖王建先以所寵愛的舞童唐道襲，任樞密使，掌管機要。王建養子王宗佶就因此而看不起唐道襲，直呼其名，反而遭到唐道襲的誣告謀反而被殺。
後梁貞明四年(前蜀天漢二年，918年)，王建病重，認為前蜀老將大臣多是跟隨自己從許昌起兵的同僚，幼主王衍難以控，特用親信宦官宋光嗣為樞密使，專掌國家大事，宰相王錯、庾傳素唯命是從。可見南方的那些割據政權中，樞密使的權力也是很大的。
"事無大小，一以委之，府庫金帛恣其所取不問"。
後蜀孟昶認為樞密使權力太大，難以制服，就勒令樞密使王處回退休，派王昭遠為通奏使、知樞密院事，這就使得樞密使的權勢更加的擴大。
綜上所述，五代十國時期，樞密使的權力之大，和唐代時期有著本質的區別，五代時期樞密使的權力獨特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樞密使兼任宰相、藩帥，其他宰相卻屈居其下，聽其指使;其次，樞密使主管軍政大事，參與軍事機密與軍隊調遣，甚至領兵征戰。之所以會出現這些情況，是因為五代十國加強中央集權、軍事活動增多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
原因之三：各國之間的內訌和自相殘殺
五代十國時期，雖然只有五十四年，但是它歷來被史學家普遍認為是封建時代最為黑暗的時期之一。五代十國期間，各國內訌迭起，兄弟誅戮之事，層出不窮，後梁、後唐、楚、閩等國尤為突出。
清.趙翼:"古來亂之極，未有如五代者"。
梁太祖朱溫晚年沒有確立太子，乾化二年(912年)病重時準備傳位於養子朱友文，並以親生兒子朱友珪為萊州刺史。朱友珪立即潛入左龍虎軍，與統軍韓勍一起領禁兵入官內，殺死朱溫，自稱皇帝，命弟友貞為開封尹、東都留守，就地殺死朱友文。後梁軍政大臣不服，人心惶惶。北面都招討使楊師厚殺死魏博牙將潘晏，擅自進入魏州。河中節度使朱友謙不從朝命，棄梁歸晉。元老重臣敬翔稱疾不問政事。均王朱友貞又秘密聯絡駙馬都尉趙巖、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袁象先、北面都招討使楊師厚，再次發動政變，殺死朱友珪，取了政權。
自相殘殺的宮廷流血衝突，加速了後梁的滅亡。
自相殘殺的例子不僅僅侷限於後梁，滅亡後梁的後唐莊宗李存勖，到晚年也是落得與朱溫同樣的下場。同光四年(926年)，洛陽發生兵變，唐莊宗被殺。唐明宗李嗣源也拒絕確立太子，第二子從榮、第三子從厚相繼發動兵變，用武力搶奪帝位。天福元年(936年)，李嗣源的女婿、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得到契丹的援助，進軍洛陽、開封，建立後晉政權。
後唐王朝在一系列內亂中遂告結束。北方如此，南方這樣的事情也有。閩國統治集團內部相爭，也上演了一幕幕骨肉殘殺的醜劇。閩王王審知於同光三年(925年)病死，子延翰繼位，其弟王延鉤與王審知養子、建州刺史王延稟聯合起來攻入福州，殺王延翰。王延稟推延鈞為主，自己返回建州。長興二年(931年)，王延稟又進攻福州，兵敗被殺。清泰二年(閩國永和元年，935年)，王延釣病重，子王繼鵬與皇城使李倣引兵進入宮內，殺死王延釣，王繼鵬稱帝，改名王昶。此後，閩國宮廷內部殘殺更加激烈。天福四年(閩國水隆元年，939年)，拱宸、控鶴軍將朱文進、連重遇發起兵變，殺死王昶，立王審知之子王延羲(後更名為曦)為帝。開運元年(閩國天德二年，944年)，朱文進、連重遇又殺死王延羲。朱文進當上了閔主，連重遇統管六軍，在福州的王氏家族50餘人全被殺死。不久，連重遇又殺朱文進，投降於建州的王延政。南唐李琭見福建大亂，出兵滅亡了閩國。
南方楚國的內訌也是相當激烈，楚王馬殷諸子10餘人都覬覦王位。 長子馬希振看破紅塵，棄官當道士。馬殷於長興元年(930年)死後，子希聲、希範先後嗣位。後晉天福十二年(947年)馬希範死，國內分成兩派，都指揮使張少敵擬立武平節度使馬希尊(馬希範長弟)，而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瑫等人藉口馬希範遺命，擁立馬希廣為王。馬希尊不服，幾次上表後漢朝廷，請賜王爵，並要求與馬希廣分治湖南，遭到後漢朝廷的拒絕。乾祐三年(南唐保大八年，950年)，馬希萼稱臣於南唐，請求支援，然後攻入長沙，殺馬希廣而自立為王。後來馬希尊又與同母弟馬希崇爭鬥不休，為南唐滅亡楚國，提供了可乘之機。
五代十國的統治集團內訌迭起，既增加了國家的禍亂程度，也加速了各國政權的更迭興亡。
原因之四：小人干政
為什麼說是小人干政？那是因為對干政的人，無法下準確的定義。可以這樣說，在五代時期，只要是皇帝身邊的人，都有機會幹一下政的。他們中間有宦官，有外戚，還有伶人。
唐朝後期，宦官集團既掌握著中央禁軍神策軍，又控制了樞密院，其權力凌駕於皇帝、宰相之上，危害極大。朱溫在滅亡唐朝的過程中，大批宦官遭到誅殺。建國以後，又以崇政院取代樞密院，派親信軍將統領禁軍，宦官勢力深受限制。但梁末帝執政又重用外戚
趙巖、張漢鼎、張漢傑一夥人控制禁軍，參謀機要他們仰仗權勢，"天下之賄，半入其門"，朝政日益腐敗。後唐莊宗進入洛陽後，宦官勢力死灰復燃。宮中宦官與伶人相勾結，嚴重干預朝政。河南縣令羅貫為人剛正不阿，拒不接受宦官、伶人的請託，被誣陷致死。郭崇韜挺身而出，堅決為羅貫辯護，引起宦官、伶人的切齒痛恨，最後也被宦官李從襲、向延嗣、馬彥珪等人迫害致死。
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拒絕宦官、伶人的勒索，早已引起他們的不滿。郭崇韜死後，朱友謙不顧個人安危，親自入朝洛陽，要求揭發宦官的罪行。伶人景進惡人先告狀，又誣陷朱友謙與郭崇韜一起密謀造反。唐莊宗聽信讒言，將郭祟韜朱友謙等人的全家統統系害。伶人郭門高(後改名郭從謙)因演戲得到唐莊宗的寵愛，升為禁軍將領，後來在洛陽兵變中殺死唐莊宗。後唐明宗執政，雖然前期也勵精圖治，減少了宮人、伶人，誅殺宦官，但延至晚年，
王淑妃與宣徽使孟漢瓊、樞密使馮贇(以上二人皆宦官)等糾集在一起，操縱國家大事，殺死了重臣安重誨及秦王李從榮。後唐末帝時期，外戚劉延皓官至樞密使、天雄節度使，依仗姐姐劉皇后的權勢，胡作非為，掠人田宅、財貨，剋扣兵士土糧餉，激起魏州兵亂。後晉出帝石重貴納叔母馮氏為後。馮後兄馮玉立即身價抬高十倍，由鹽鐵判官提升為樞密使、宰相，"軍國大務，一決於玉。"凡刺史以上官員的任命，其他宰相都不敢過問，由馮玉一人決定。馮玉收受賄賂，資產鉅萬。
前蜀高祖王建后妃很多，徐賢妃、淑妃姊妹得寵，專房用事。徐賢妃與宦官唐文扆結成死黨，由唐文扆掌管六軍，殺死太子王元膺(張貴妃所生)。王建想以信王宗傑為太子，徐賢妃、唐文扆又買通宰相張格，立徐賢妃所生王衍為太子。後梁貞明四年(前蜀天漢二年，918年)王建病危，唐文扆派禁兵把守宮門，打算將追隨王建的功臣宿將全部殺害。王建養子王宗弼搶先攻入官內，將唐文底貶官眉州(今四川眉山)。徐賢妃毒死王建後，王衍稱帝，宦官宋光嗣任樞密使、判六軍諸衛事，與宦官王廷紹、歐陽晃、李周輅、宋承薀、田魯儔一夥人朋比為奸，干預政事，驕縱貪暴。宦官王承休想當秦州藩帥，故意提出要到秦州選擇美女獻給皇上，王衍隨即任命王承休為秦州節度使。王承休到秦州後，建造行宮，強取民間女子，引誘王術去秦州巡遊。王衍還未到達秦州，後唐大軍已進入西川，前蜀政權迅速滅亡。
南漢劉玢稱帝，夥同宦官、伶人一起尋歡作樂，朝政腐敗不堪。弟劉悵繼位，重用宦官林延遇、宮人盧瓊仙，專權內外，大肆屠殺。劉悵當政，愚蠢無比，認為朝臣各有家室子孫，不能盡忠於國，只有不能生兒育女的宦官可以信任。劉重用宦官龔澄樞、陳延壽、林延遇、宮人盧瓊仙及女巫樊鬍子。朝臣如希望得到重用，要同宦官一樣，先閹身然後提拔。宦官與朝官尖銳對立尚書左丞鍾允章幾次奏請誅殺宦官，遭宦官許彥真誣告而被殺。宦官勢力愈益囂張，直至南漢滅亡。
原因之五：藩鎮從跋扈走向沒落
眾所周知，五代十國是沿襲唐朝的政治、軍事體制，在各地均設置有節度使，後梁設置有21個，前蜀則是10個，南唐有9個，其他各國也多少不一。節度使權力巨大，不但管轄一至幾個州，而且還兼任所在州刺史，掌管本藩鎮的軍事、行政、經濟大權，有權推薦州縣官，召闢幕僚。
五代各國皇帝，都想採取措施加強中央權力，削弱節度使的職權，但是各國都有一些強藩巨鎮，拚命反抗，竊地割據。各國要求加強中央集權與藩鎮分散權力的矛盾鬥爭，貫穿可五代十國的整個時期。
北方五代王朝藩鎮勢力大，動亂多;而南方九國的藩鎮勢力小，動亂少。但五代十國藩鎮由跋扈逐步走向衰落是必然的趨勢。五代藩鎮的跋扈走向衰落的過程，其中位於河北地區的魏博節度使，最有典型意義。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它的興衰過程。
魏博鎮地處河北大平原南部，濱臨黃河，人口眾多，經濟發展，唐中葉以後長期蓄養重兵數萬，多次擊退李唐王朝的進討，割據一方。後梁建國前後，魏博節度使羅紹威、羅周翰被迫歸附，後梁長期在這裡屯駐重兵，將魏博牙兵誅殺殆盡，魏博鎮局勢一度比較平靜。
梁國北面招討使楊師厚，後來入魏州，趕走了節度使羅周翰，自稱藩帥，召募牙兵數千人，重新恢復唐朝魏博鎮佔地割據的狀態。貞明元年(915年)，後粱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梁末帝為削弱魏博藩鎮勢力，將該鎮分割為二，設天雄、昭德二節度使，立即遭到魏博兵士的強烈反對，發動兵變，脅迫新上任的天雄節度使賀德倫投降河東。晉王李存助抓緊時機，進入魏州，殺死魏博軍將張彥等八人，平息了動亂。魏博後來隸屬於後唐。
後唐同光四年(926年)，魏博指揮使楊仁最領兵戍守瓦橋(今河北雄縣)，期滿返回。後唐政府認為魏州防務空虛，害怕鬧事，要求成軍暫留貝州(今河北清河西)。魏博效節指揮使趙在禮遂擁兵佔領魏州。後唐朝廷派大將李嗣源出征，李嗣源又從魏州南下，奪取帝位。
後唐天成二年(927年)，魏博軍將龍晊率奉節軍九指揮約三千五百人，入遠成蘆臺軍(今河北青縣)，不給器仗鎧甲，魏博兵將嚴重不滿。 後唐北面招討使房知溫將成兵及其家屬數萬人全部殺害。"魏之驕兵，於是而盡"，當地割據勢力又遭到嚴厲的打擊。
清泰三年(936年)，後唐屯駐魏州禁軍將領張令昭作亂，趕走魏博節度使劉廷皓。後唐末帝命大將範延光討亂，張令昭連同七個指揮使的禁兵被屠殺。魏博六州又歸於範延光。
後晉、後漢時期，魏博節度使範延光、杜重威在後晉、後漢也是相繼擁兵作亂，兵敗後屈膝投降。後周朝經過各方面的改革，國家實力大增，魏博及其他藩鎮都不敢再稱兵作亂，才與中央朝廷的聯繫比較密切。
五代時期，魏博鎮先後發生過六次軍事動亂，地方割據勢力囂張至極，但結果都失敗了。魏博驕兵連同他們的家屬多次遭到大規模的屠殺。魏博節度使幾乎全部由五代各王朝任命，而且大多由河朔地區以外的人士擔任，任職時間比較短暫。他們來去匆匆，將不專兵，與當地地主豪強、藩鎮軍隊很難形成利害相關的緊密聯繫。後來的節度使，主要是依靠朝廷的提拔來達到升官晉爵的目的。
到了後晉時期，魏博已分割為鄴都、彰德、永清、鎮寧四個藩鎮，管轄地盤大大縮小。至此，從唐後期開始得魏博鎮長期父死子襲、兄終弟及的現象，終於得到了改變，延續了將近二百年的魏博鎮已走向衰落。五代十國時期的其他地區的藩鎮也大致相同。比如後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後漢河中節度使李守貞、風翔節度使王景崇、永興節度使趙思綰等人，雖然割據稱雄，驕橫跋扈，不可一世，但最後都以失敗而告終。
上面所講的各國皇帝與藩鎮之間，其實即使在藩鎮內部，內訌也是屢見不鮮。後梁夏州都指揮使高宗益殺節度使李彝昌，後唐靈武都指揮使許審環謀亂，雲州步軍指揮使桑遷攻打牙城，後晉延州兵士逐節度使周密。這些以下欺上的事例不一而足。這些藩鎮之間的內訌雖然多，但是他們往往都勢孤力薄，又沒有外面的支援，所以都很快被平息下去，或者一時取勝後，後來又妥協，重新又臣服於皇帝。南方諸國中，湖南劉言、王達、周行逢、福建留從效等紛紛自立，吳國田、安仁義之亂，也都屬於藩鎮跋扈的行為。
所以五代諸朝，這對這些將驕兵悍的實際情況，從後梁開始就不斷的擴大中央禁軍，削減地方軍隊，派禁軍屯駐全國一些軍事重鎮，分割藩鎮地盤，不斷調動藩帥，限制各藩鎮舉薦州、縣官人數。這些措施對迫使藩鎮勢力衰落也有著重要的作用。
綜上所述，這五點原因造成了五代時期的各國內政不修，內訌不斷，武夫當國和不重視士人的選舉提拔，又使的各國國君可以肆意妄為而不必勵精圖治，但是這在無意之間卻達到了五代各國之間一個無意的默契，相互之間沒有能力相互吞併，一直等到趙匡胤的出現，而這五點，也就是五代十國能夠割據存在五十四年的具體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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