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唐、晋、汉、周(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一时代，一般被史学家称之为五代王朝。从长江流域到珠江流域又分别建立

五代十国的时期，是从开平元年(907年)朱全忠建立后梁，到显德七年(960年)后周王朝灭亡的这五十四年。在这个时期，没有出现过一次大统一的局面。先是后梁、后晋两家的战争，之后又有后周、北汉两国的争战。当时南北各地许多政权并存，社会很不稳定。

国与国之间的征战不休不必讲了，就连各国内部也不太平。当时五代十国的内部，大部分仍然保存着唐朝后期的藩镇体制，节度使管辖数州，蓄养重兵，俨然以国中之国而自居。

所以说五代时期，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只是其一，而各国内部藩镇林立，更是五代十国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原因是很多的，主要有五个原因。

原因之一：武人执政，战争频繁

五代十国的开国者，原先都是各地区的节度使。他们通过战争，打败了自己的对手，登上帝王的宝座。朱全忠、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王建、孟知样、杨行密、钱缪、王审知、刘隐、马殷、高季兴等人无一例外。

这些人的出身，其中有游手好闲的流民，也有沙陀贵族或沙陀军人，甚至还有家奴、木工、士卒、农民、盐贩、流浪孤儿等等。他们中间不少人都是目不识丁，只知道骑马射箭，挥刀舞剑的武夫。

这些人一旦当上了君主，虽然也重用前朝或本朝士人，像敬期、郭崇韬、桑维翰、王朴、严可求、骆知祥、宋齐丘、梁震、冯清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但是比起和这些君主一起起家的军队将帅、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等武将时，这些士人就难有作为。其实士人的地位，在当时，是非常低的，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后汉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就曾经公然叫嚣，说什么建立政权，戡定祸乱，只需要长枪大剑，耍弄笔杆的文人没有用!

石敬瑭时期，桑维翰充当谋主，出任枢密使、宰相。大将杨光远讨平魏博范延光后，回朝面奏桑维翰专权。石敬瑭就不得不把桑维翰贬为相州节度使，以此来安慰军中大将。后来契丹军队攻占汴州，军将张彦泽阴谋掠夺家财，又将桑维翰杀死。

李崧曾事后唐、后晋两朝，官至宰相兼枢密使。后汉高祖刘知远进入开封，将李崧房屋赐予揽有军权的宰臣苏逢吉，其家人有些不满，李崧害怕受牵累，连忙将房产契卷送与苏逢吉。苏逢吉仍不甘心，竟以谋反罪将李崧处死。

朝中的宰相，都是如此轻易的遭到武夫们的攻讦以至杀害，朝廷内外其他文官的处境就可想而知。

唐朝后期，除河朔地区外，各地节度使、刺史一般任命进士出身的官员担任。五代时期这种情况就比较少见，担任节度使基本上都是武夫，可以说是真正的武夫当国。

"藩侯郡牧，多以勋授"。

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各国的普遍事实，翻阅五代史书，随处可见这样的事例，我们简单来看几个较为典型的事例。

华温琪早年参加黄巢起义军，失败后到处流浪，后来投奔朱温，担任后梁的开道指挥使，然后因战功升任绛、棣、齐、晋四州刺史、定昌军节度使。唐庄宗灭亡后梁，华温琪却没有因此遭殃，手中掌握有军队，反而又被后唐封为顺义、镇国军节度使。

沙陀人安叔千，不通文字，但立有军功，后唐拜为寿州刺史，以及振武、静难、横海、安国、建雄等军节度使。

王进虽没有战功，但是却有另外一件本事，就是他走路飞快，从太原到洛阳往返，仅用五六天时间，这项技能在当时可以说是神技了，可以用于情报的传递，所以就特别受到后唐、汉、周几朝皇帝的赏识，授任禁军将领以及汝、郑二州防御使、相州节度使。

当时不只是北方，南方各国也大多是武将专权，杨行密平定准南后，诸州长吏多用武夫。王建建立前蜀国，其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跟随他从许州(今河南许昌)起兵的军事将领，如晋晖、张劼、王宗俦、王宗弼、王宗涤、王宗侃等人，都分别官至中书令、马步军都指挥使、节度使、刺史等。马殷统治湖南的核心骨干，都是同他一道由河南进入湖南的旧部同僚，如蔡州人许德勋任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许州人王环任水军指挥使，汝南(今属河南驻马店)人姚彦章为长直指挥使，察州人范攻充岳州刺史。

五代十国时期，唯一不用武将作为地方刺史的，

五代十国的局面就是那些帝王，依靠手中掌握的军队，通过战争，战胜对手，或者赶走原来的帝王，从而登上皇位。所以他们之间，存在的只是尔虞我诈，根本就没有什么信任而言！

"江南山东，各有割据，斗力则人各有力，用兵则人各有兵"。

五代十国的战争的形式，基本上可以分为五种不同情况:

各国相互兼并或谋求统一全国的战争，

各国中央政权与地方藩镇的战争，

各国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纂夺权力的战争，

契丹入侵中原的战争，

起义战争。

五代十国时期，各种战争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五十多年间从未停止。这些战争的主要战场在大河南北广阔平原地区，其次在江淮以南一带。既有进攻镇州(今河北正定)、幽州(今北京市西南)、潞州(今山西长治)、河中、寿州(今安徽寿县)等重要城市的攻坚战，也有华北平原旷野的遭遇战，还有南方河川地区的水上作战。

各国主要依靠步兵、骑兵进行战斗，江准地区及珠江流域水师交战的规模也相当可观。几万或几十万人同时参战，规模庞大。战争的结果固然造成不少地区人员大量伤亡，社会经济严重破坏，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通过战争，也逐步打破了唐末以来各地军阀势均力敌的僵持局面，败者为寇，胜者为王，为最后宋的统一，提供了机会。

原因之二：枢密使职权的扩大

五代十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武夫当国，武人可以随意废立皇帝的局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枢密使的职权被无限扩大。枢密使最初是设置于唐代宗永泰年间(765～766年)，刚开始多是以宦官担任，负责向皇帝进奏表章，又将皇帝意图传递给宰相，起上报下达的作用。

唐朝末期宦官专权，

后梁时期，朱温改枢密院为崇政院，不再任用宦官，以亲信大臣敬翔为崇政院使。后梁祟政院的任务不多，地位也不是太高，它所起的作用，无非是皇帝的顾问而已。

"备顾问，参谋议，于禁中承上旨，宣于宰相而行之"。

这个职责和唐朝最初的枢密使的职责相同。敬翔为人又深沉稳重，有谋略，所以深得朱温的特别信赖。因此后梁朝廷的军谋民政全部由敬翔负责处理。"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讲典故，治文事而已。"

后唐时期，李存勖又改崇政院为枢密院，设枢密使，由士人、宦官相互充任。唐庄宗先以佐命功臣郭崇韬、宦官张居翰为枢密使，对掌机务。张居翰深怕招惹是非，不敢过问政事，一切军政事务都由郭崇韬处理。宰相豆卢革、韦说也都听命于郭崇韬，不敢有任何异议。郭崇韬不仅参决军政机要，调动军旅，还亲自统兵讨伐前蜀，开创五代时期枢密使领兵出征的先例。此时的枢密使的权力，已然是比起唐朝初期和后梁时期枢密使的权力可是大多了。《旧五代史》对这一时期的枢密使职务是这样评价的：

"处机密之任，事无大小，皆以参决，其势倾动天下。"

后来郭崇韬与唐庄宗先后被杀，继任的唐明宗不再信任宦官，用亲信大臣安重诲任枢密使

事件之一：宰相任圆与安重诲有矛盾，忿而辞职，退居磁州(今河北磁县)，安重诲竟伪造圣旨，杀死任園。

事件之二：安重诲与唐明宗养子、河中节度使李从珂不和，又私自发布枢密使文书，指使河中牙内指挥使杨彦温拒绝李从珂进入河中。事情败露后，安重诲不顾唐明宗的反对，派遣军队攻打河中，杀死杨彦温以灭口。

后晋天福四年(939年)，晋高祖石敬瑭鉴于后唐枢密使安重诲专权擅政，侵犯了皇帝的权力，决定废除枢密院，所管政务归中书省办理。四年后，经宰相冯道几次奏请，又恢复枢密院，此后一直延续到后周灭亡。

后汉刘知远建国后，以杨邠、郭威为枢密使。宰相李涛奏请说，现在关西动乱不安，杨、郭二枢密使应当出镇外地，平息动乱，枢密使职务可由宰臣苏逢吉、苏禹珪担任。后汉皇太后对此十分不满，于是中书省发布诏命：南衙各司奏请政事，全部由杨邠裁决；领兵作战，出讨关西三镇，则由郭威兼任统帅。

我们从上面的诏命可以看出，到了后汉时期，枢密使的权力已经大到了由过去的专门主管军事，变成了民政、军政一把抓了，而当时的宰相窦贞固、苏逢吉和苏禹珪只有拱手听命的份。

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出，枢密使的职务，在北汉时期，又明显地分成政事、军务二项，而二枢密使则是各司其职。

郭威建立后周，仍以邺都起兵的佐命功臣王峻为枢密使，随后还几次派王峻统兵征战;但是同时又以

郭威诛杀王峻之后，周世宗柴荣先后以文臣郑仁诲、魏仁浦、王朴为枢密使，范质为参知枢密院事，这就逐步解除了枢密使的直接统兵权。

后周这些文臣出身的枢密使专掌军机而不统兵的事实，到了北宋时代，就形成了以文官出任枢密使的制度。

五代枢密使的权力不断增大，枢密院的机构也就不断的相应扩展。后梁时期曾设置判官或副使1人，开平二年(908年)又置崇政直学士2员，选拔有从政经验、文学才能的人士担任。后来逐渐增多，分为枢密使、知枢密院事(或参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枢密直学士、枢密承旨、枢密副承旨、主事、令史等，成为直接隶属于皇帝的庞大官僚机构。

南方诸国也设有枢密使。前蜀如同后唐一样，兼用宦官、士人为枢密使。前蜀高祖王建先以所宠爱的舞童唐道袭，任枢密使，掌管机要。王建养子王宗佶就因此而看不起唐道袭，直呼其名，反而遭到唐道袭的诬告谋反而被杀。

后梁贞明四年(前蜀天汉二年，918年)，王建病重，认为前蜀老将大臣多是跟随自己从许昌起兵的同僚，幼主王衍难以控，特用亲信宦官宋光嗣为枢密使，专掌国家大事，宰相王错、庾传素唯命是从。可见南方的那些割据政权中，枢密使的权力也是很大的。

"事无大小，一以委之，府库金帛恣其所取不问"。

后蜀孟昶认为枢密使权力太大，难以制服，就勒令枢密使王处回退休，派王昭远为通奏使、知枢密院事，这就使得枢密使的权势更加的扩大。

综上所述，五代十国时期，枢密使的权力之大，和唐代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五代时期枢密使的权力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枢密使兼任宰相、藩帅，其他宰相却屈居其下，听其指使;其次，枢密使主管军政大事，参与军事机密与军队调遣，甚至领兵征战。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五代十国加强中央集权、军事活动增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原因之三：各国之间的内讧和自相残杀

五代十国时期，虽然只有五十四年，但是它历来被史学家普遍认为是封建时代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五代十国期间，各国内讧迭起，兄弟诛戮之事，层出不穷，后梁、后唐、楚、闽等国尤为突出。

清.赵翼:"古来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

梁太祖朱温晚年没有确立太子，乾化二年(912年)病重时准备传位于养子朱友文，并以亲生儿子朱友珪为莱州刺史。朱友珪立即潜入左龙虎军，与统军韩勍一起领禁兵入官内，杀死朱温，自称皇帝，命弟友贞为开封尹、东都留守，就地杀死朱友文。后梁军政大臣不服，人心惶惶。北面都招讨使杨师厚杀死魏博牙将潘晏，擅自进入魏州。河中节度使朱友谦不从朝命，弃梁归晋。元老重臣敬翔称疾不问政事。均王朱友贞又秘密联络驸马都尉赵岩、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北面都招讨使杨师厚，再次发动政变，杀死朱友珪，取了政权。

自相残杀的例子不仅仅局限于后梁，灭亡后梁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到晚年也是落得与朱温同样的下场。同光四年(926年)，洛阳发生兵变，唐庄宗被杀。唐明宗李嗣源也拒绝确立太子，第二子从荣、第三子从厚相继发动兵变，用武力抢夺帝位。天福元年(936年)，李嗣源的女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得到契丹的援助，进军洛阳、开封，建立后晋政权。

北方如此，南方这样的事情也有。闽国统治集团内部相争，也上演了一幕幕骨肉残杀的丑剧。闽王王审知于同光三年(925年)病死，子延翰继位，其弟王延钩与王审知养子、建州刺史王延禀联合起来攻入福州，杀王延翰。王延禀推延钧为主，自己返回建州。长兴二年(931年)，王延禀又进攻福州，兵败被杀。清泰二年(闽国永和元年，935年)，王延钓病重，子王继鹏与皇城使李倣引兵进入宫内，杀死王延钓，王继鹏称帝，改名王昶。此后，闽国宫廷内部残杀更加激烈。天福四年(闽国水隆元年，939年)，拱宸、控鹤军将朱文进、连重遇发起兵变，杀死王昶，立王审知之子王延羲(后更名为曦)为帝。开运元年(闽国天德二年，944年)，朱文进、连重遇又杀死王延羲。朱文进当上了闵主，连重遇统管六军，在福州的王氏家族50余人全被杀死。不久，连重遇又杀朱文进，投降于建州的王延政。南唐李琭见福建大乱，出兵灭亡了闽国。

南方楚国的内讧也是相当激烈，楚王马殷诸子10余人都觊觎王位。

五代十国的统治集团内讧迭起，既增加了国家的祸乱程度，也加速了各国政权的更迭兴亡。

原因之四：小人干政

为什么说是小人干政？那是因为对干政的人，无法下准确的定义。可以这样说，在五代时期，只要是皇帝身边的人，都有机会干一下政的。他们中间有宦官，有外戚，还有伶人。

唐朝后期，宦官集团既掌握着中央禁军神策军，又控制了枢密院，其权力凌驾于皇帝、宰相之上，危害极大。朱温在灭亡唐朝的过程中，大批宦官遭到诛杀。建国以后，又以崇政院取代枢密院，派亲信军将统领禁军，宦官势力深受限制。但梁末帝执政又重用外戚

后唐庄宗进入洛阳后，宦官势力死灰复燃。宫中宦官与伶人相勾结，严重干预朝政。河南县令罗贯为人刚正不阿，拒不接受宦官、伶人的请托，被诬陷致死。郭崇韬挺身而出，坚决为罗贯辩护，引起宦官、伶人的切齿痛恨，最后也被宦官李从袭、向延嗣、马彦珪等人迫害致死。

河中节度使朱友谦拒绝宦官、伶人的勒索，早已引起他们的不满。郭崇韬死后，朱友谦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入朝洛阳，要求揭发宦官的罪行。伶人景进恶人先告状，又诬陷朱友谦与郭崇韬一起密谋造反。唐庄宗听信谗言，将郭祟韬朱友谦等人的全家统统系害。伶人郭门高(后改名郭从谦)因演戏得到唐庄宗的宠爱，升为禁军将领，后来在洛阳兵变中杀死唐庄宗。后唐明宗执政，虽然前期也励精图治，减少了宮人、伶人，诛杀宦官，但延至晚年，

后晋出帝石重贵纳叔母冯氏为后。冯后兄冯玉立即身价抬高十倍，由盐铁判官提升为枢密使、宰相，"军国大务，一决于玉。"凡刺史以上官员的任命，其他宰相都不敢过问，由冯玉一人决定。冯玉收受贿赂，资产巨万。

前蜀高祖王建后妃很多，徐贤妃、淑妃姊妹得宠，专房用事。徐贤妃与宦官唐文扆结成死党，由唐文扆掌管六军，杀死太子王元膺(张贵妃所生)。王建想以信王宗杰为太子，徐贤妃、唐文扆又买通宰相张格，立徐贤妃所生王衍为太子。后梁贞明四年(前蜀天汉二年，918年)王建病危，唐文扆派禁兵把守宫门，打算将追随王建的功臣宿将全部杀害。王建养子王宗弼抢先攻入官内，将唐文底贬官眉州(今四川眉山)。徐贤妃毒死王建后，王衍称帝，宦官宋光嗣任枢密使、判六军诸卫事，与宦官王廷绍、欧阳晃、李周辂、宋承蕰、田鲁俦一伙人朋比为奸，干预政事，骄纵贪暴。宦官王承休想当秦州藩帅，故意提出要到秦州选择美女献给皇上，王衍随即任命王承休为秦州节度使。王承休到秦州后，建造行宫，强取民间女子，引诱王術去秦州巡游。王衍还未到达秦州，后唐大军已进入西川，前蜀政权迅速灭亡。

南汉刘玢称帝，伙同宦官、伶人一起寻欢作乐，朝政腐败不堪。弟刘怅继位，重用宦官林延遇、宫人卢琼仙，专权内外，大肆屠杀。刘怅当政，愚蠢无比，认为朝臣各有家室子孙，不能尽忠于国，只有不能生儿育女的宦官可以信任。刘重用宦官龚澄枢、陈延寿、林延遇、宫人卢琼仙及女巫樊胡子。朝臣如希望得到重用，要同宦官一样，先阉身然后提拔。宦官与朝官尖锐对立尚书左丞钟允章几次奏请诛杀宦官，遭宦官许彦真诬告而被杀。宦官势力愈益嚣张，直至南汉灭亡。

原因之五：藩镇从跋扈走向没落

众所周知，五代十国是沿袭唐朝的政治、军事体制，在各地均设置有节度使，后梁设置有21个，前蜀则是10个，南唐有9个，其他各国也多少不一。节度使权力巨大，不但管辖一至几个州，而且还兼任所在州刺史，掌管本藩镇的军事、行政、经济大权，有权推荐州县官，召辟幕僚。

五代各国皇帝，都想采取措施加强中央权力，削弱节度使的职权，但是各国都有一些强藩巨镇，拚命反抗，窃地割据。各国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与藩镇分散权力的矛盾斗争，贯穿可五代十国的整个时期。

北方五代王朝藩镇势力大，动乱多;而南方九国的藩镇势力小，动乱少。但五代十国藩镇由跋扈逐步走向衰落是必然的趋势。五代藩镇的跋扈走向衰落的过程，其中位于河北地区的魏博节度使，最有典型意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兴衰过程。

魏博镇地处河北大平原南部，滨临黄河，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唐中叶以后长期蓄养重兵数万，多次击退李唐王朝的进讨，割据一方。后梁建国前后，魏博节度使罗绍威、罗周翰被迫归附，后梁长期在这里屯驻重兵，将魏博牙兵诛杀殆尽，魏博镇局势一度比较平静。

梁国北面招讨使杨师厚，后来入魏州，赶走了节度使罗周翰，自称藩帅，召募牙兵数千人，重新恢复唐朝魏博镇占地割据的状态。贞明元年(915年)，后粱魏博节度使杨师厚卒，梁末帝为削弱魏博藩镇势力，将该镇分割为二，设天雄、昭德二节度使，立即遭到魏博兵士的强烈反对，发动兵变，胁迫新上任的天雄节度使贺德伦投降河东。晋王李存助抓紧时机，进入魏州，杀死魏博军将张彦等八人，平息了动乱。魏博后来隶属于后唐。

后唐同光四年(926年)，魏博指挥使杨仁最领兵戍守瓦桥(今河北雄县)，期满返回。后唐政府认为魏州防务空虚，害怕闹事，要求成军暂留贝州(今河北清河西)。魏博效节指挥使赵在礼遂拥兵占领魏州。后唐朝廷派大将李嗣源出征，李嗣源又从魏州南下，夺取帝位。

后唐天成二年(927年)，魏博军将龙晊率奉节军九指挥约三千五百人，入远成芦台军(今河北青县)，不给器仗铠甲，魏博兵将严重不满。

清泰三年(936年)，后唐屯驻魏州禁军将领张令昭作乱，赶走魏博节度使刘廷皓。后唐末帝命大将范延光讨乱，张令昭连同七个指挥使的禁兵被屠杀。魏博六州又归于范延光。

后晋、后汉时期，魏博节度使范延光、杜重威在后晋、后汉也是相继拥兵作乱，兵败后屈膝投降。后周朝经过各方面的改革，国家实力大增，魏博及其他藩镇都不敢再称兵作乱，才与中央朝廷的联系比较密切。

五代时期，魏博镇先后发生过六次军事动乱，地方割据势力嚣张至极，但结果都失败了。魏博骄兵连同他们的家属多次遭到大规模的屠杀。魏博节度使几乎全部由五代各王朝任命，而且大多由河朔地区以外的人士担任，任职时间比较短暂。他们来去匆匆，将不专兵，与当地地主豪强、藩镇军队很难形成利害相关的紧密联系。后来的节度使，主要是依靠朝廷的提拔来达到升官晋爵的目的。

五代十国时期的其他地区的藩镇也大致相同。比如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后汉河中节度使李守贞、风翔节度使王景崇、永兴节度使赵思绾等人，虽然割据称雄，骄横跋扈，不可一世，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上面所讲的各国皇帝与藩镇之间，其实即使在藩镇内部，内讧也是屡见不鲜。后梁夏州都指挥使高宗益杀节度使李彝昌，后唐灵武都指挥使许审环谋乱，云州步军指挥使桑迁攻打牙城，后晋延州兵士逐节度使周密。这些以下欺上的事例不一而足。这些藩镇之间的内讧虽然多，但是他们往往都势孤力薄，又没有外面的支援，所以都很快被平息下去，或者一时取胜后，后来又妥协，重新又臣服于皇帝。南方诸国中，湖南刘言、王達、周行逢、福建留从效等纷纷自立，吴国田、安仁义之乱，也都属于藩镇跋扈的行为。

所以五代诸朝，这对这些将骄兵悍的实际情况，从后梁开始就不断的扩大中央禁军，削减地方军队，派禁军屯驻全国一些军事重镇，分割藩镇地盘，不断调动藩帅，限制各藩镇举荐州、县官人数。这些措施对迫使藩镇势力衰落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这五点原因造成了五代时期的各国内政不修，内讧不断，武夫当国和不重视士人的选举提拔，又使的各国国君可以肆意妄为而不必励精图治，但是这在无意之间却达到了五代各国之间一个无意的默契，相互之间没有能力相互吞并，一直等到赵匡胤的出现，而这五点，也就是五代十国能够割据存在五十四年的具体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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